风声 | “安阳王”的现实寓意:基层小吏何以屡屡成为舆论“猎物”?
“安阳王”的新闻事件,是我们社会的现实寓言。近些年来,基层小吏越来越频繁地占据舆论的主角地位。“网络纪委”的崛起,真的能优化基层行政队伍的效能吗?在狂欢的舆论下,围猎的快感能否带来民众所期待的话语愿景?
要讲清楚基层小吏为什么会成为舆论主角,就要了解至少十年来国内舆论场的变化。过去的舆论场相对简单,绝大多数都市报占据舆论发动的主导地位,少数电视台的民生新闻、法制新闻栏目处于更次要一级,在内容上依赖前两者的门户网站承担着延长传播链的作用,受众则处于整个传播的下游,相当被动。
现在的舆论场要复杂得多,而且现有舆论场的基础设施、总体构成,都是在十年间历经塑造而来。这个塑造的力量比以往更加强大、更加专业,也更加勤奋,实际上也更有成效。易言之,基层小吏占据舆论要角,不是“他们”追求的结果(实际上相当多的当事小吏在冲突中竭力保持低调),而是许多合力使然。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有新闻报道牌照的媒体在选题上,更多、更频密地瞄准了社会基层;是社会新闻而不是调查报道,占据新闻生产的比例越来越高,村庄、小吏、底层人成为新闻当事人的机会比从前要大得多。报纸策动舆论的时代,边角料的社会新闻,现如今习惯性地成为大事件,是不争的新情况。
机构媒体受制于管理压力,将采访的主要对象下移,基层小干部一旦卷入纷争,从低阶掌权者身上影射公权的运转实况,媒体记者与受众乐见于此,是心照不宣的默契所在。媒体向下监督,就是舆论下流化的侧面之一,但这不是舆论大变局的全部,还要考虑到舆论机制的总体变迁,这才是“王者”。
舆论场大变局的结果,就是终结了报纸策动舆论的旧模式。社交媒体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舆论场,机构媒体生产的内容为其吸纳,报纸等正规媒体设置议程的作用被极大地遏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一般用户、受扶持的官微,与机构媒体争夺议程设置的权力,它们的竞争与合作,令基层小吏被舆论下流化的进程所“俘获”。
宏观议题的讨论在舆论场逐渐消失,与包括基层小吏在内的琐屑议题崛起,是舆论场巨变的一体两面。舆论场经过反复塑造,其视野服从了现实,但“村庄”成为新闻富矿、舆论习惯性聚焦基层小吏的新口味,却整合了新的舆论姿态,捕捉他们的本色出演。这是舆论场下沉的黯淡时期,也是基层小吏被曝光的高光背景。
◈ 基层小吏被曝光的高光背景:宏观议题的讨论在舆论场逐渐消失,包括基层小吏在内的琐屑议题崛起,使得舆论场发生了巨变。在反复的塑造之下,舆论场中人也选择了新的舆论姿态。
社交媒体构成了一个超大型的舆论场,即使经过更高等级权力的塑造,比如将舆论场从“公知”的掌控中解放出来,让发布蓝底白字的公安官微成为一锤定音的权威,理论上人人都是议题发动者……如此这般的共生共存,让现在的舆论场在成为治理工具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很适合捕捉为非作歹的基层小吏的“捕猎器”。
舆论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不假,可如果基层小吏洁身自好,为舆论场“捕获”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可现实又不是这样。线上“捕猎器”虎视眈眈,而基层小吏因为非作歹被聚焦,还有一个极重要的线下成因,那就是随着基层扩权,小吏们被赋权,原本的小权、虚权得到了扩张和充实。
基层小吏的扩权与赋权进程,相当程度得益于强基工程的着力构建。作为这一构建的结果,是基层小干部的事权获得前所未有地增多,与基层民众的接触面成倍增加,基层的大量矛盾冲突要么被激活,要么被创造出来。显而易见,基层小吏处在矛盾纷争的一线,强基工程向下扩权与舆论场下沉捕获交集了。
王新刚在被小莉痛哭视频引发的舆论重锤之前,受害人已经与他周旋了两个月,但王新刚丝毫未被破防。王新刚在狗证办理上准备了先手,而后在受害者人上访到单位时,借助手中的权力胁迫,展示了基层小官僚全面且有力的关系网络。王新刚是基层扩权或自我赋权的受益者,而这正是他被舆论爆锤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基层小吏之所以成为舆论“主角”,包括了“为什么会”(媒体变局、舆论新势和网络纪委等)与“为什么能”(权力下沉、基层扩权、一线的矛盾冲突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局面未来会如何发展?基层小干部和舆论的激烈互动,会否导致基层小吏群体依照民意来改善其公共形象?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基层小吏成为舆论主角”这个命题做些补充说明。一个就是,尽管基层小吏可以成为舆论的“猎物”,但决定基层小吏命运的不是舆论,舆情影响兴许成为他们仕途进退的次要的参考条件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二个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还会持续,但谁扮演“猫”则要看具体情形。
王新刚被撤职,调离执法岗位,外界对这个处分结果很不满意,同时对其余涉及公务人员的诫勉谈话等处置,多数人都认为是“罚酒三杯”的问责。王新刚为安阳市乃至公务系统赢得“安阳王”称号,但处分的结果是保留体制内饭碗。这等于重申并强调了一个限度,对基层小吏的问责极限是不剥夺他们的收入与退休前景。
对不同层级的公务人员,纪在法前是一个总原则,然后再细分职级和官阶,划出更加明确的分类问责底线。比如,对省部级高级干部的经济犯罪,免除死刑早已是普遍的量刑安排。而对基层小吏违规违纪的惩处,哪怕他们搞出大的舆情事件,处分归处分,但鲜少有开除出公务员队伍的做法。
作为在体制内生存的基层小吏,恐怕已经敏锐地察觉这个分寸,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给基层小吏吃了一个“定心丸”。如此一来,这样的限度设定,足以对舆论←→基层小吏的互动产生持续影响,延长互动链条,舆论→基层小吏←纪委才是真实情形。原本认为舆论足以决定基层小吏命运的想法,显然过于乐观。
当基层小吏熟知底线和限度后,明确知道他们应该向上负责,而不是向舆论负责后,自然会带来一些其他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基层小吏会增强对体制的忠诚与依附,对舆论所代表的民意期待改善的意图则保持距离。因此,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舆论压力真的能优化基层行政队伍的效能吗?
唐作兰系资深媒体人。本文原标题为“‘安阳王’的现实寓意:基层小吏何以屡屡成为舆论‘猎物’?”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转载事宜请联系风声君微信:jfscs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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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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