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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大厂又现猝死,且慢棒打资本

刘远举 风声OPINION 2022-03-14

  凤凰网原创  要破除一种“弱者想”,不要一谈到加班,就指向剥削和不自由。

22日晚9点,字节跳动一名员工的妻子,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求助网友房贷问题。据吴姓员工妻子在群里的描述,她的丈夫猝死身亡,自己与老公均年仅28岁,目前她怀有2个月身孕,背负着每月21000元的按揭30年房贷,丈夫突然离世,自己无力承担,咨询如何退房退款。
随后,字节跳动两次发表声明,阐释了吴姓员工的发病及抢救过程。2月21日晚18时,吴同学前往公司健身房运动。在运动约1小时后出现头晕现象,进入茶水间休息。健身房教练发现异常,上前询问。吴同学自述可能是低血糖,教练随即为他倒了一杯糖水,并通知行政前台启动SOS值班号。
19时09分,保安经理到场为吴同学测量血压,建议联系同事陪同就医。在此期间,吴同学出现呕吐现象。19时18分,教练拨打了120电话。同时,保安经理与在场另一位安保对吴同学实施CPR急救(两人均持有急救证书)。19时30分许,120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后将吴同学送上救护车。
从员工身体出现异常后的反应看,字节跳动的流程、人员素质都是专业的,这背后也反映了大厂对员工健康状况的高敏感,以及背后的巨大压力。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起“大厂”员工猝死事件。半个月前,B站审核员工,脑出血猝死,年仅25岁。在此之前,过年期间,他连续加班5天。
去年,字节跳动、快手、美团等互联网大公司纷纷宣布取消“大小周”;吴姓员工的去世,再一次引发了对加班文化的讨论。类似的“字节和心脏,只有一个能跳动”,虽然是很有传播力和煽动性的“金句”,却也充满情绪化。 
不过,客观来说,这些讨论往往走偏了:情绪化地反资本、乃至反市场。 
猝死和加班有必然关系吗?
这种情绪化解读的原因,首先是没有正确地理清因果关系。
从概率上看,猝死是一个概率性事件,只要人数众多,就必然发生。具体到细节,在健身房里心跳快,大量出汗,无疑是心梗的高危场所。如果在健身房被认定为工伤,要进行赔偿,接下来大概率各个单位都要取消健身房这项福利,或许改为发卡或者补贴的方式。 
在这次猝死事件中,并没有提到加班;但加班文化,是中国职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舆论中,加班往往与猝死联系起来,但这些联系未必是成立的。
加班,肯定是要牺牲个人娱乐等自由支配时间,但未必达到了睡眠剥夺、伤害健康的程度。一个人6点下班,没有和别人去唱KTV,没有在家刷剧,没有和朋友约会,而是选择了复习考研,脑力劳动4小时,然后11点睡觉,睡八小时,第二天7点起床上班,并维持这种生活一年。加班与复习考研,是程度差不多的脑力劳动,或许复习考研的强度更大一些。可以说,他过得很苦,但这不增加他死亡的概率,也谈不上伤害健康。毕竟,高中生都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如果他6点下班,回家继续学习8小时,凌晨3点睡觉,7点起床,那么长此以往,肯定伤害他的健康。所以,加班,与加班到伤害身体,是有区别的,应该看具体细节。 
当然,诸如矿工、手术、高空作业等,高强度、高体力、高压力、高危险性的工作岗位,与通常的写字楼岗位,是不能同等的。有些岗位,加班一小时都是不可接受的,会明显带来更大的危险。
加班在何种程度上是“被迫的”? 
产生这种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虚构出来的被迫感。
自由的含义当然有很多,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自由(freedom/liberty),是指人类可以自我支配,不受限制、控制、强迫,凭借自身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自由意志。 
人的自由意志,是多层面的。在现实中,任性意义的自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缩小一点,是《人权宣言》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再缩小一点,就是自律意义下的自由。 
自愿加班的自由,应该划在什么程度?显然不能太大,不能说没有被暴力胁迫就是自愿的。当然,也不能太小。比如,因为想要一辆三十万的车,或为了房贷,为了孩子上私立学校而努力工作,放弃假期。一般来说,这不应该被视为被迫,而是自愿。如果把这视为被迫,那几乎人人都是不自由的,正如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意读书、工作,但自律自己去做这样的事,这不能称为不自由。虽然,在某些语境下,这会被为冠以不自由、剥削、人的异化之类的词,但社会思潮与社会现实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客观讨论这个问题,需要破除一种弱者想象,大厂员工,即便在单个项目上,或者在某一天没有办法,必须服从,但从几个月、半年的长期看,选择自由很多。

对“剥削”的认识,可能存在误区 

产生这种情绪的更深层机制,是对经济运行、乃至“剥削理论”缺乏认识。
一般说到加班,大厂员工,办公室的白领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削。其实,根据马克思经典的剥削理论,价值的创造者是产业工人、农民,而流通领域、商业、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商业利润的本质是产业资本家先剥削了工人、农民,然后把剩余价值让渡给商业资本家一部分,然后,商业资本家给员工发工资、奖金、期权等等。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大厂财富神话。 
所以,程序员、产品经理、运营坐在办公室,不晒太阳不流汗,不搬砖不拿锤子,是当不了“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的,也是当不了被剥削者的。 
当然,马克思也认为,商业店员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也遭受商业资本家的剥削。说得简单点,就是资本家只发了8小时的工资,却让店员上12小时的班。看起来,这就是在形容现在的“996”。也就是说,判断是否被剥削的另一个维度,是看这个人的工资超过了劳动价值没有。
而在剥削理论中,劳动价值,不是由市场评估的,不讲稀缺性,是可以客观评估的,其尺度是恢复生产能力所消耗的价值,就是吃饭、睡觉、繁衍所需,这就是劳动的价值。所以,不管什么岗位,创造的价值是差不多的。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列宁他本人身体力行,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列宁的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也就是说,最稀缺的劳动,比最普通的劳动,价值也不过超过2倍。
那么按照这个“剥削”理论,一个大厂程序员的劳动,其价值最多应该是一个生产线打工妹的2倍。如果少于这个数,就是被剥削了,多于这个数,就是参与了商业资本剥削的分肥。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加班浪潮,最终逻辑上,现实上都必然会变为降薪浪潮。
也因此,正确认识加班背后的机制、情绪、观念,才能在保护劳动者、保护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道。

刘远举,FT中文网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转载事宜请联系风声君微信:format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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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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