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史景迁 | 《太平天国》-中西差异之困顿

《太平天国》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美] 史景迁 著

朱庆葆、计秋枫、郑忠、蒋婕虹、李永刚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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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干王

（p34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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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4月，洪仁玕抵南京，拜见了自1849年之后便未曾谋面的堂兄——天王洪秀全，此时额尔金探访南京未久，而太平天国的政局正处于踌躇犹豫之中。天王又惊又喜，因为仁玕既是族人，且关系亲近。洪仁玕长于邻村，认识天王的亲戚。在洪秀全的族人中，他是最早信教的，且与冯云山有深交。洪仁玕了解香港，熟知洋人及其处事之道。他熟读《圣经》，对天王的启示、堂兄与上帝及耶稣的亲缘关系深信不疑。所以，洪仁玕到了没几天工夫，洪秀全便封这位堂弟以“主将”的尊号，统领太平军，又兼以“精忠军师”、“文衡正总裁”以及“总理朝政”、“外国事务总管”等衔。1859年5月中，天王对他的信任无以复加，敕封洪仁玕为“干王”，取代那些已升天的建国元勋。1

洪仁玕自上次与堂兄分手后，过的是奇特且往往充满危险的生活。当年洪秀全在紫荆山发展会众，洪仁开累试不第，考了五次都落榜。1850 年，官军至花县搜捕会众和洪秀全的族人时，供仁玕到广西投奔堂兄，但他通不过官军防线，且战事飘忽不定，变动颇速，所以他一直无法与堂兄会合。洪仁玕有家归不得，于是坐船到了香港，开始替外国传教士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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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听到太平军攻陷南京，建都于此的消息之后，也像罗孝全一样北上上海，但也无法通过官军阵地，到太平军本营，就连上海的三合会也帮不了他。于是，洪仁玕在上海的一间洋学堂里学习天文和天文计测——可能师从1847年就到中国的天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韦烈亚力。1854年冬，洪仁玕决定再回香港，想办法在教会里找一份长期差事。洪仁玕乘的是蒸汽船，只花了四天，这对他是一大启发，形之为诗：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

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3

洪仁玕在香港住了四年，继续学天文学，跟传教士工作，慢慢和挤在这块小殖民地上的洋人建立交情，其中包括最早翻译儒家典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梁阿发启蒙师之子、亦是马礼逊和郭士立《圣经》译本的修订者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班扬（John Bunyan）《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的译者柏恩斯（William Bums），传教士医师霍布森（ Benjamin Hobson），他以中文写过外科、妇科的书籍。洪仁玕又遇到了罗孝全和其他几个美国新教传教士其中包括裨治文（E.C. Bridgman），他曾以翻译的身份与麦莲（ McLane）公使共乘“色斯奎哈那”号到过南京。他还认识了一些来自日耳曼和北欧的巴塞尔传教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包括瑞典出生的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他善于讲道，精通客家话，还与郭士立创立了汉会。韩山文与洪仁玕简述了太平天国的形成，洪仁玕又向他口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与兴盛。洪仁玕也常与容闳往来，容闳是最早留学美国并获学位的中国人，此时正想办法以他对中西的了解在政商方面谋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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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在香港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苏格兰人理雅各。理雅各是亚伯丁郡的商人之子，在七个孩子中排行最小，他最初教数学，后来被委任为公理会的牧师，1843年秋派往香港任新教神学院院长，这所学院以“培养中国本地牧师”为目的。洪仁玕在1854年回香港时，理雅各正在编纂一部“被西方各国认为最齐全而重要的十九世纪汉学文献集”。洪仁玕为理雅各工作，既解教义，助其他中国人改信基督，也做理雅各的助手。洪仁玕有幸与理雅各结交，因为理雅各信任中国人，在他们身上看见许多优点，不断利用传教之便，尽量学习，用理雅各自己的话：“每天花几个小时挨家挨店地拜访信徒，无所不谈，让他们就某一话题与我交换想法。”6

洪仁玕去世多年之后，理雅各想起洪仁玕，说他是“我所知中国人中最友善、最多才多艺的。一想起他，我就心怀敬意和遗憾”。理雅各还说洪仁玕“是唯一一个与我走路时勾肩搭背的中国人”。有时他们在同一个礼拜一起传道，而当洪仁玕说起想到天京见堂兄，理雅各力劝他“就留在香港做牧师吧”。7

1857年夏天，额尔金勋爵抵达香港，理雅各此时或许正与洪仁玕一同散步，他告诉洪仁玕他对未来的看法：

7月2日下午，我正与一个朋友在凯恩路上散步，看到一艘汽船正穿过撒弗海峡（Sulphur Channel）。起先我们以为是邮船，后来看清楚了是“香农”号，额尔金爵士就在船上。船进港时，“香农”号与“海军上将”号相互致意，炮声如雷鸣，在山间回荡，四周景物尽陷雾中，我对同伴说：“这就是清朝的丧钟。它对这些巨兽（leviathan）是莫之奈何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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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的中文功底扎实，在神学上识见广博，新教传教会已委托他与翻译名家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一起“推敲怎样把上帝（Deity）之名译成汉语”。这让他与洪仁玕关系更近。理雅各一生著述颇丰，他始终主张用“上帝”一词，这与太平天国的用法一样。太平天国最初便是由“拜上帝会”而来9。圣徒保罗在给希伯来人的信使书中说明了祭司国王麦基洗德（Melchizedek）[译注：麦基洗德是古耶路撤冷的祭司国王，他向亚伯拉罕提供圣餐而从亚伯拉罕处收取什一税。圣保罗试图以此为例，向希伯来人证明上帝的普遍性]的典故，理雅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学立场。在理雅各看来，这种早期基督教的传道方法似乎是一个完备的范例，后世的评注家可依此对《圣经》的内容“存精华，补不足”。按照这个逻辑，儒家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义，因为“上帝”一词可散见于古籍之中。因此，理雅各认为：“《圣经》经文所累积的启示证明了，上帝在世上其他地方有可能也留下见证，即使这些见证随即为其他堕落的影响所歪曲。”10

理雅各与郭士立等几位传教士都对《以赛亚书》第49章11节、12节中的预言，另有一番解释：

我将使我诸山为途，我之大路将为高。视哉，斯人将远方来，视哉，斯人将自北方西方而来，斯人将自秦之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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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传教士眼里，“秦”（Sinim）指的就是中国，意指上帝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预言中国人也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理雅各在1850年代后半正是以此为传教布道的主题。11

香港自1841年建埠以来，就弥漫着悲观气氛，洋人和军队患热病而丧生亦时有所闻，但是洪仁玕所处的1850年代的香港已日渐繁荣，尤其是维多利亚湾一带。理雅各把这繁荣归于太平天国以及广州一带秘密结社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于是，1852年到1853年成了“香港繁荣的转捩点”。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逃往香港避乱；房屋需求紧俏，租金上扬；原本稀落的街道，如今摩肩接踵；华人开了新的商行，为本地商业注入活力，英国皇家工程协会修建了规划完善的道路、排水道和港口设施，英国人还种了灌木丛和竹子以改善空气质量；加上路灯和路灯夫、壮观的邮局以及从孟买来的园丁与邮递员、新建教堂和坚固的房屋，种种变化让这块殖民地有了新风貌，只是外地人抱怨这儿的房租和唯一一家好旅馆的价格过高。12

这块小殖民地呈现了西方和中国最好的一面，也呈现了最坏面，它混合了这两种文化。对于中国人和洋人来说，香港是一个大赌场。这里有非法的鸦片贸易，诈骗绑架，以及帮派之间的残酷搏杀。胆大的强盗利用新建的下水道作秘密通道，躲过地上的哨兵。香港的妓院数量曾比正当人家的房子还多。犯罪和暴力盛行意味着“经常使用绞架”，不管中国人、英国人，都是当众绞死。"不过，华商也开始在贸易、地产和航运崭露头角。中国人研习英国法律。年轻的中国姑娘在特别的学校里受训，英语造诣颇高。虽然有些女孩后来和洋人私通，但其他的女孩仍可仿效卡德威尔（ Daniel Caldwell）之妻——卡德威尔曾是香港探长，负责缉捕海盜，令人闻之丧胆，后来被升为登记注册的主管官员，他公开迎娶了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女子为妻。满心困惑的理雅各如此说道：“有时，我会想象不列颠女神站在山顶，自豪地俯视着这座由她的儿子所建造的罪恶大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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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月，洪仁开有机会目睹这块殖民地所发生的一件较复杂的案件，有人投毒意欲谋害洋人性命，案子很快查到面包坊一个叫阿朗的华人身上，理雅各吃过两次有毒的面包——清早及中餐时——但他大难不死，吃了毒面包之后大吐不止。舆情哗然，复仇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阿朗会被处以私刑，但结果并未如此。最后，阿朗在英国法庭上公开受审，最后无罪释放，毒药是面包坊里两个伙计放在面团里，他们可能是受了那些痛恨英国人强行入城居住的广州人所煽动。阿朗在审判期间（以及审判刚结束时）受到保护性监禁，他在监狱里维持秩序，负责礼拜日教会礼拜流程，预先准备祷告书，让“所有的参加者保持良好的秩序”。

洪仁玕有了传教士给他川资，于1858年夏天离开香港前往南京。他之所以在这时出发，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在那年夏天过世，此后便无牵挂。不过因为此去凶吉未卜，所以他把妻儿和弟弟托理雅各家里照看，直到他能派人来接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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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安置家人之后，便冒险由广州北上，经东江到江西境内，再下赣江到华中，数百年来都是这个走法。此时已是1858年秋天，洪仁玕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部将联系上。官军大败，但洪仁玕却无法越界与太平军会合，反而丢了行李，不得不逃向西北，到达湖北黄梅一带。洪仁玕机巧应变，替一个地方官的儿子看病—这或许是用霍布森（Benjamin Hobson）教给他的医术，暂时得以栖身，筹些盘缠。洪仁开听说额尔金的舰队到过武昌，正沿江而下，便托了艘靠岸的英国船只带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近况。1859年初，他用刚攒下的钱买了一批货物，扮成商人绕过官军防线，于1859年4月底到达天京。

洪仁玕在香港住了这么久，有很多事要禀告天王。1859年5月，他写成一份洋洋洒洒的奏章，上呈天王，奏请设立邮亭网络，以期邮件及时送达，邮件应打成捆，按其缓急付邮资，邮件用火轮或蒸汽车派送，中途不停，直抵目的地3。旧房子可维持原样，但新房要建得又高又牢，成行排列。成立银行，印发银纸，收取百分之三的手续费，提高办事速度，以保护行商不受强盗打劫，因为商人身边不带银两，便没人会想到他们身上带了钱财。拓宽开直大路，疏浚河道，加快运输速度。制作精巧之物则授予五至十年专利权，发明用处越大，时限越长，对发明“无益之物”者，则严厉惩罚。西洋番国已有保障人身财产之制度，亦可在天国实施，只要给房屋、船只、商品、人身安全支付少许保险费，便可抵付水灾、火灾造成之损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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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王在干王奏章的空白处批示看来，他都表同意，不过有关何时或如何实施的细节尚未确定。洪秀全也赞同洪仁的其他建议，诸如实行医生考核，废除奴隶，禁杀婴儿，禁止赌博演戏，不许偷懒等。20

洪仁玕有两条奏请，天王以其不可行而没有接受。一是在各地建立讯息网络，由天王派人管理，确保从各地送来的各类消息能迅速送到天王手中，且未经修饰。洪秀全在奏章的空白处写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等扫除妖魔之后，才可付诸实行21。干王也建议死罪应归上帝圣决，而非由人裁决，如此一来，人方可遵行第六条戒律“不可杀人”。天王批注：“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22虽然天王显然支持其他改革，但当时都没有落实。大军压境，将领多不在京城，洪仁玕曾对造访南京之人言道，各路统领再集天京方可有所作为，“故必俟协定，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23

洪仁玕观念务实，但他也对洪秀全由衷钦佩，两者取舍不定，在前来拜见的外国传教士面前，他也流露出这种矛盾情绪。当他从软椅站起，向来客致意，以英语说“你好”并与他们握手时，他是个和蔼的主人。但他穿的却是龙纹花缎长袍，头戴镶珠镀金冠，童子簇拥身旁，打着屏扇。下属身着绿黄袍，头发飘垂，以丝帕束之，列队在他面前敬候。洪仁玕告诉西洋教土，天王的信条他不尽同意。“如何理解”天王在1837年和1848年的两次启示，他完全不清楚，但那极有可能是“真”的。不过他不相信东王杨秀清的幻觉，虽然洪秀全“不许他人对此有所怀疑”。基于“基督是上帝最伟大的信使，洪秀全仅次于基督，排位第二”，洪秀全自认为基督之弟、上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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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解释，太平天国信众向上帝祷告时虽然会献上供品——米、菜或肉之类——但应将之视为“纯粹感恩，而非祭品”。同理，吟唱祷告之后，将祷词烧去只适用于新入教者，之后便不会这么做了。在太平天国治下并没有圣餐仪式，礼拜也从不喝酒。只要是虔诚信徒，都可主持浸礼——先洒清水，再洗濯胸膛。若是人们宣讲天王“降凡”时，应视之以“自然诞生，但赋有神圣使命”。天王不接受上帝不赋形体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有形的，他“不能容忍与之相左的观点”。而且，洪秀全也不会改变他在著作中所使用的上帝称呼。洪仁玕认为不应用“真上帝”一词，因为上帝没有真假之分，但天王予以严厉训斥。世间一切事物，天王都可圣裁，“但对于无关宗教之事物，天王蔑视之，认为这是“现世之物”，而非“天堂之物

”。

洪仁玕曾让一个英国访客进入他在南京的书房，这间书房清楚反映了他以前在香港的生活和目前在天京的生活之间的文化交融。这个英国人对干王的住所状况虽然颇有讥讽，但他还是捕捉到干王的心境与其多样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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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一扇小门左转即为干王之私室，其中陈列甚富，有如博物馆，这是一间很开阔光亮的屋子，对着一个花圃。主要家具是一张苏州大床，镶满玉器等装饰，上盖黄帐。干王常来此小憩。几张桌子沿墙放着，桌上陈列各式物品甚多。有一座望远镜（破了），一个枪盒（枪丢了），三支手枪（均已生锈），一箱炮盖，两盏玻璃灯（点不着），一块来路货肥皂，一本《渥尔威治的炮垒防御法》（ Woolwich Manual of Fortification），一本《战争学》，一本《圣经》，好些中国书，外国传教士所著皆在其中，一刀黄纸，五六块表，一座中国钟，一个坏掉的风雨表，好些文告，几块石砚，多支金笔，几块污脏的烂布。其他桌上则有被虫蛀的书，一只帽盒，其中有龙冠，银镶的扇子，玉杯玉碟，金杯银杯，大浅盆，筷子、吃西餐的叉子，三只英国葡萄酒瓶，另有一瓶来路货杂酸菜。在其他各处则有英国海军剑一把，龙帽几顶，日本刀两把，法国碟两套，又有一件洋雕刻品，床上则有几块银元宝锭，用布包着。室中有圆云母石桌，围以中嵌云母石的木椅。有一穿着白袍蓝褂的仆人在那里扯风扇，让人凉快舒适。在此干王请你吃一顿好饭，他恳求特许，谓非有酒不能吃饭，即蒙允许。

在天京那种气氛底下喝酒或许已让人惊讶，而干王对洋人的开放与五年之前天王和杨秀清对“赫尔墨斯”号、“加西尼”号和“色斯奎哈那”号的冷漠或敌视态度却大不相同。洪仁玕在奏章里试着表明他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建议对待洋人的明智之道：

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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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在这份奏章里，欲以寥寥数言，勾勒各国特征，以增广天王对西洋的认识。英国人智巧，但“骄傲成性”，以制度与王室之稳固，而博得“最强之邦”的名声。他们与人交往之言语文书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美利坚合众国正直、富有、强大，且不侵害邻邦。令人吃惊的是，如果在美国发现金矿银矿，也允许外国人去挖掘。这个国家没有乞丐，足证其优越。所谓“邦长”服务五年离职后则“养尊处优”，由各组成州决定所选之人，将其名投入大箱，共推新领袖。美国人认为，如此所选之领袖应是“贤能”之人，并“以多议是者为公也”。

日耳曼人“有太古之风”，虔诚而良知盛。斯堪的那维亚人心胸宽而友善，发色浅而面容“清幽”。法国一心沉潜于秘教不足取，但其技艺为其他洋人所仿效。俄国开始大力改革，以其疆土广袤，指日必成强国。日本近来与美国通商，取得新技术更速，“将来亦必去于巧焉”。

天王若是担心洋人会趁进入中国之机，骗走太平天国之财。那么，洪仁玕奏请，太平天国应对本国臣民给子优待：

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两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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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思路，洪仁玕着手研议，太平军应大胆东进上海。一旦陷上海，太平军可以上海的一百万两库银，购买一支有二十艘现代汽船的舰队，再靠这支舰队沿江返回，解除官军对南京的封锁，重开西战场，夺回被官军占领的沿江重镇。

天王派李秀成负责军事运作。这个选择很明智。李秀成于1851年攻打永安时入太平军，本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乡下人，但之后在西线和华中表现优异，善于用兵而获擢升，至1859年11月被封为忠王，与洪仁玕平起平坐。李秀成为人直率大方，显然是唯一戴眼镜的太平军高级将领，部下与见过他的外国人都信他敬他。1860年东线战役的细节究竟是由李秀成或洪仁玕策划，尚不明确，但无论出自何人之手，最漂亮的部分是由李秀成负责的。数千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江南，攻占杭州，缓解了天京的局势，接着又突然回返南京，官军因派兵增援杭州，江南大营空虚，于是落入太平军之手。李秀成再往东，于6月2日取下苏州，最后再将兵力集结于上海，上海非租界区已如囊中之物。

忠王李秀成对洋人抱着乐观——这在洪仁玕上奏中亦可看出——他相信洋人会接受事实。既然洋人在太平军与清妖之争中两不相帮，且太平天国也表达了与西方通商的意愿（除了鸦片、酒精、烟叶之外）。所以，太平军若是将清妖逐出上海，洋人不但没有理由反对，反而会大加欢迎。李秀成相信上海的洋人一定会欢迎他，而上海也必如苏州，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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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8月中旬，李秀成率兵三千进攻上海。他致函驻上海之外国公使说明立场：洋人之住宅店面，凡挂出黄旗，便可不受干扰；所有洋人教堂—新旧教皆然—也得挂黄旗，以免受军队破坏（太平军未必能从建筑式样上分辨）。李秀成为表心意，还下令处决一名曾杀过洋人的太平军士兵——虽然这个洋人是助清妖攻打太平军。不过，为了确保安全，太平军攻城时，洋人最好留在屋内，等到战火平息。

结果洋人放弃中立，激战三日，集中炮火猛轰太平军，派小队人马阻止太平军夺取上海，令李秀成大感震惊困惑，而对于洋人向他们开火，李秀成的部下也同样毫无准备，起先呆站不动，“当弹炮倾泻到阵地上时，他们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不回一枪”。1860年8月21日，李秀成满怀苦痛失望，致函英、美等各国领事：

惟本藩仍念及尔我共同崇奉耶稣，尔我关系之间，拥有共同之基础，信仰同一之教义。次本藩前来上海，只为订定条约，欲借通商贸易结成一致之关系，原非与尔等交战。若竟下令攻城，杀我百姓，则无异同室操戈，徒令妖兵冷笑耳。

再则旅沪外人，各人之量度与地位相殊，其中必有具常识、明大义而辨利害者，伊等必不致人人贪图妖金而忘却与我天朝通商之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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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战事至此势如破竹，但是1860年在上海受挫则是一大转折，自此万劫不复。太平军为了分散清妖势力，结果反倒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还与洋兵为敌。英、法司令官不仅要求太平军撤退，距上海五十公里以外，且禁止洋商逆长江而上，提供太平军补给武器。这个决定又导致太平军失了安庆，清朝水师得英国船只之助，不准商贾私枭在安庆卸货，安庆的命运就此而定。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把安庆围了个水泄不通，太平军粮断援绝而投降，湘军将太平军士杀个片甲不留（总共超过一万六千人）。1861年9月12日，安庆陷落，太平军失去了与华西、华北腹地交通的枢纽。

但在1860年8月，距安庆陷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而洪秀全对东征也没有明确的看法。他既不称赞洪仁玕、李秀成攻占苏州，为南京解围；也没有斥责他们在上海失利。洪秀全心里还在想着再次“北伐”，说不定最后能灭了清朝，一如额尔金勋爵率军在1860年9月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逼得清朝皇帝出逃京城。李秀成不同意在此时北伐，洪秀全虽然“满腔义愤”，但也只能由得他去。

不管是在上海遭遇的问题，洋兵对抗太平军，还是洋兵持续在长江上巡逻，都没有动摇天王对正教的信仰。的确，洪秀全已经找到了一本书来替代他修改《圣经》的计划，而且根据干王洪仁玕的说法，这本书极受天王喜爱。这就是班扬（John Bunyan）于1678年所著的《天路历程》。“有一个洪仁玕在香港就认识的传教士柏恩斯（ William Bums）将此书译成中文，1853年在厦门刊行。《天路历程》已有中文摘译流传，如今天王可透过全译本细细追索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往新耶路撒冷朝圣的旅程，这个全译本还配有十幅精心绘制的插图。洪仁玕可能是在1858年得到此书，并将之献给天王，不过此书流传甚广，除了1853年的版本之外，在1850年代中，香港、上海、福州等地都有印行，所以洪秀全可能在之前就已得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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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历程》里头的这个克里斯蒂安是班扬梦中的人物，但是这个梦栩栩如生，读者可以全身全心体会主人翁在罪恶的重负下蹒跚前行，最后，信仰和照看他的福音传道者之言令之获得自由。克里斯蒂安抛弃了家庭的温暖，离妻别子，饱受痛苦、折磨和死亡的考验，向新耶路撒冷前进。许多良友死在途中，有些同伴怠惰、信仰不坚，通不过考验。插图更是凸显了蕴涵在各个事件中的情绪；克里斯蒂安的儿子在母亲怀里，朝着正在远去的父亲伸手；克里斯蒂安在耶稣的十字架前祈祷，重担从他的背上卸下；克里斯蒂安以望远镜眺望新耶路撒冷，卫护骑士和牧羊人围在身旁。

克里斯提安要能步入坦途，必须通过窄门，多少人在途中分心丧志，或走上歧途。“苦诏普天进窄门”，洪秀全在1861年3月的诏书昭谕诸臣，因为“太平天日今日是；福音征验久传先，门在爷哥圣旨”。“洪秀全如今足不出宝殿，寓所还有双层黄色墙壁保护，但他每晨必以朱砂在黄绸上亲书敕令，贴在圣殿的“真神圣天门”之上。敕命所言皆为宗教教义，包括上帝与其子之间关系及本质。

洪秀全把一道诏书交给另一个来访的新教教士，让他带回上海给上海的洋人看。洪秀全自言亲领世人到“天堂”，往后将由其子天贵“掌管俗世之事务”。1848年的启示，其意终于展现：“爷哥下凡，附体于朕幼，以建无尽太平。”因此，“天、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将融为一体。从1860至1861年的诏书文告，可见洪秀全诉求的对象越来越广。他起先只对家人大臣言，接着昭告“西洋众弟妹”发表，以使“中西永远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最后则是“普天下大同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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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以充满宗教意味的措词来表达他对东征和太平天国最后胜利前景的看法。洪秀全在1861年6月又下了一道诏书，告谕臣民，他上了天庭，与东王和西王商讨过战事进程，一起研究策略，以期使大军告捷。有几次，现年十二岁的幼天王天贵也与天王、东王同行。洪秀全要儿子别害怕，因为天祖父会一直守护在身旁。洪秀全为了增强这种信念，还把儿子的名字改为“天贵福”，意为“天堂的宝贵幸福”。从此在太平天国须避“福”字，一如“耶和华”和“耶稣”这些字。书写“福”字时，须在中间加上一划。

天贵虽然还年轻，但他的梦也开始与父亲相印证。他已经预言了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解南京之围，他梦到两条蛇绕城，他用剑杀了蛇。洪秀全大喜，为庆祝梦的应验，特立节日以纪念。洪秀全并以诗文志之，还将之与自己梦中的胜利景象联系起来：

父子公孙坐天朝，太平一统烧蛇虎。

上帝基督带作主，既斩蛇虎狗妖邪。

爷哥降带坐江山，同世一家奏凯还。

上帝也透过洪秀全之妻又正月宫传话。她梦到上帝谕之：“你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漫漫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门开，合紧大战永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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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洪秀全也会把自己的梦与其母、子、妻之梦境相混。1860年，洪秀全在太平军取得苏州大捷之前告诉信徒，他在尘世的母亲看到三个已故的封王东王、西王、南王“去诛妖”，彼进军至金龙殿前，高声欢呼“万岁”。

1860年10月某天拂晓，洪秀全记下一梦，圣父托梦给他，“朕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圣物宝纵横，在朕面前虔摆列，朕时含笑欢无声”。两天之后，上帝再次托梦洪秀全，他与两名妇女同路而行，四只黄虎堵在路前，洪秀全为了救妇女，转头回去引老虎跟着他。他赤手空拳与老虎做殊死斗。正打着，老虎忽地变成了人，洪秀全也惊醒了。他在半梦半醒之间，得诗一首：

今有四虎尽杀开，普天臣民奏凯回，

天堂路通妖虎灭，一统乾坤天排来。

洪秀全又沉沉睡去，回到打斗的场面。此时，他看到四只老虎瘫在地上死了。但是，虎尸旁躺着两个新的幽灵——两条黑狗。其中一犬显然已死，另一犬还有生机。洪秀全以手击之，它用人话大喊：“我恐。”洪秀全回说：“朕要诛你！”他在梦里杀了狗。洪秀全喜极而醒，告诉信徒说，他知道了他和儿子的统治将持续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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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356-357页，郭廷以《史事》附录，23页。

2.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351-356页。

3.向达《资料》卷二，846页，根据《太平叛乱》，1511页，略作改动。

4.《太平叛乱》，759页注7、760-761页注8至注10；又见韦烈亚力《回忆录》，159-160页，关于韩山文的记述：关于柏恩斯（Bums）的记述，见175-176页；关于理雅各的记述，见117-122页；关于霍布森（ Hobson）的记述，见125-128页；容闳《西学东渐记》，108页。容闳是耶鲁大学1854年的学生。

5.皮菲斯特（Pfister）《理雅各》（ Legge），第二部分，34页。

6.理雅各《殖民地》（ Colony），169页。

7.皮菲斯特《理雅各》，第二部分，4页；理雅各《殖民地》，172页。

8.理雅各《殖民地》，171-172页。

9.韦烈亚力《回忆录》，118页；皮菲斯特《理雅各》，第一部分，45页。其他传教士也主张使用“上帝”的称呼，尽管它仍然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各种争议的简介可见于麦都思《论中国人神学》。

10.对理雅各观念的概括，见皮菲斯特《理雅各》，第一部分，48-49页。

11.同上，第二部分，35-36页。

12.韦尔什（Welsh）《香港》（HongKong），169页；理雅各《殖民地》，165-166、171页。

13.理雅各《殖民地》，167-168页；韦尔什《香港》，164-166、218页。

14.理雅各《殖民地》，165页；韦尔什《香港》，212页，有关卡德威尔的叙述，以及152页，有关企业家的叙述。

15.理雅各《殖民地》，171页。

16.皮菲斯特《理雅各》，第一部分，44页；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356页。

17.《太平叛乱》，1512页；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357页，同时引用呤喇《太平》卷一，226页；韦烈亚力《回忆录》，217-218页，有关收信者查尔摩斯（Chalmers的叙述，当时理雅各正好不在。

18.《太平叛乱》，765、767页；洪仁玕《资政新篇》，载于《印书》，14、16页。

19.《太平叛乱》，关于保险，769页，关于房屋，771页，关于银行，765-766页；关于大路，764、765页，关于专利权，766页。

20.《太平叛乱》，768-769页。

21.《太平叛乱》，767页，关于洪秀全相当近似的批注，见764页。

22.《太平叛乱》，772页，与《资政新篇》，载于《印书》，21页稍有不同。

23.容闳《西学东渐记》，110页。

（注释：24-61 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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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8

班扬的《天路历程》中文译本插图，洪秀全在1850年代中读的就是这个译本，其时方由新教传教士译成中文，洪秀全称此书甚得己心。该译本特别画了十张插画，此处所见者为第一张与第十张。在第一幅插画中，克里斯蒂安卸下身上罪孽，离妻别子，开始到天国朝圣。邻人欧布斯提纳（Obstinate，意为“顽固和普莱雅伯（ Pliable，意为“顺从”，他在书中在 Slough of Despond折返回家）出而追之，其发辫清晰可见。在最后一幅插图中，克里斯蒂安历经千万险阻，渡过死亡之河，偕友伴侯佛（Hopeful，意为“希望”）进入永恒天国之门，天使吹响号角，夹道欢迎。（原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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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美] 史景迁 著

朱庆葆、计秋枫、郑忠、蒋婕虹、李永刚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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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p9

太平 玉玺

天父上帝 天兄基督

天王洪日 主王舆笃

救世幼主 真王贵福

八位万岁 永锡天禄

永定乾坤 恩辑和睦

    太平天国玉玺。这一方玉玺为20.5厘米见方，很可能制于1860年或1861年，此时太平天国已近尾声。玺文有如字谜，故历来学者对于玺文的行文顺序与解释素无定论。近来最广为接受的说法系王庆成提出，他认为应从中间的“天父上帝”开始，然后是下半部的玺文，四字一行，右左交替，最后结束在上半部“恩辑和睦”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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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1

　　前言/1

　　第一章城墙/13

　　第二章传经/27

　　第三章家境/41

　　第四章天战/55

　　第五章启惑/75

　　第六章出游/95

　　第七章紫荆/111

　　第八章奇梦/133

　　第九章团聚/151

　　第十章突围/171

　　第十一章永安/187

　　第十二章追丘/203

　　第十三章天京/225

　　第十四章三船/247

　　第十五章裂痕/271

　　第十六章杀戮/299

　　第十七章家党/315

　　第十八章番师/335

　　第十九章干王/343

　　第二十章孝全/365

　　第二十一章雪降/383

　　第二十二章死别/411

　　参考书目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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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萨里郡（Surrey， England），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4-2005）。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也有一说，史景迁的名字是从《水浒传》人物史进、时迁、段景住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来，表示“历史前进，景象依旧，时代已变”的意思。

在耶鲁大学，史景迁跟随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攻读学位，芮玛丽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献研究的权威专家，其著作《同治中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她的丈夫也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专家，两人曾在中国访学，并一度被关进日本设在山东的集中营，对中国宗教、政治、历史有很深的认识。史景迁认为是芮玛丽引导自己进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他评价芮玛丽“是一位激励人的导师”、“激励人的批评者”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史景迁还接受了房兆楹的指导，他评价房兆楹是“伟大导师的楷模”  。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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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介绍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

《曹寅和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密》

（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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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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