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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贸易失衡与“中国冲击波”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近些年持续扩大，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0年开始回升，目前整体失业率创下50年的新低，除了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内在的经济实力以外，与中国的贸易来往也是核心原因之一。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简写SARS，作为一种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爆发，并蔓延到全球。SARS简写最后一个字母S，代表的是Syndrome，中文含义“综合症”，和2012年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对应简写MERS最后一个字母S相同。
2020年，新冠肺炎（目前，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英文简写分别为NCP和COVID）爆发，引发各种讨论。最近，一位学者在微信群分享了一本美国在2006年出版的电子书，书名是China Syndrome，讲的就是SARS，全书以香港大学管轶教授的四个问题开篇，即什么是病毒、病毒如何传播、病毒从何而来、怎么杀死病毒，并以此作为全书四章的标题。
这个书名显然带有贬义，以地名、动物名甚至国名来命名病毒或者疫情早已留下莫大的争议。SARS命名原本避开了这些争议，它最早来自于意大利医生Carlo Urbani的提议，在他感染去世后，世界卫生组织选择这一命名作为纪念。
看到这个书名，我的心咯噔了一下。一年前，我第一次看到China Syndrome这个词，根本没有把它和SARS病毒联系到一起。我是在2013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国综合症：进口竞争对美国局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看到这个词的。
作者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的核心观点是，1990-2007年，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商品，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率上升，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的下降。
三位教授随后以此话题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美国受到中国进口竞争的地区，领取救助金的人数增多、公共服务供应减少、犯罪率和家庭负债率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贫困儿童增加、向上流动性减少。这些学术观点获得了美国主流媒体的积极跟踪报道，慢慢变得家喻户晓。
他们继续挖掘，认为生活在受到进口竞争影响地区的选民，逐渐改变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和激进，带有这一倾向的共和党议员份份上位。现在大家就明白，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贸易的批评，以及入主白宫后发起的贸易冲突，其实有着很强的学术支持和民意基础。事实上，三位教授分析数据后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进口竞争对三个关键州威斯康辛、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的影响，特朗普是无法赢得大选的。
他们还认为，美国受到中国冲击的制造业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由于美国的研发有三分之二来自于制造业，这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所有这些研究都可以在三位教授设立的主页（http://chinashock.info/）找到，主页名称是“中国贸易冲击波”。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综合症”被改成了“中国冲击波”。看到《中国综合症》这本书讲述SARS病毒，我才突然明白，前者太过于贬义，而后者要中立一些。
写作此文时我才知道，“中国综合症”这个词是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Ralph Lapp在1971年提出的概念，描述的是美国的核电厂发生不可挽救的炉芯熔解，灼热的核燃料熔液会熔解一切物质并穿透地壳、地幔和地心，直达位于美国对面的中国。这个假设的场景成为了1979年一部美国电影《中国综合症》的核心情节，故事都发生在美国，与中国无关。
对比一下，三位经济学家选择“中国综合症”作为论文标题，想唤起的是读者对电影的回忆，还是对SARS的印象呢？
实际上，“中国冲击波”描述的制造业工人失业产生的社会和技术问题，其他经济学家给出的主流解释是“机械自动化取代制造业工人”以及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失灵。这些可以解释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的类似现象，尽管其中一些国家对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例如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而瑞典、荷兰、意大利均保持整体贸易顺差。
然而，学术界从来都欢迎“新想法”。在国际经济学界，“中国冲击波”系列研究引来了无数的追随者，几乎每一个以贸易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都有人把这套研究方法套用到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讲述类似的故事，批评中国成为时髦。
有经济学家把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上升也归罪于中国贸易，却故意不提中年白人在其他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保持下降趋势，无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事实上，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死亡率在同期均减少。
幸运的是，学术界不只有追随者，也有洞察力深刻的学者相继发现了“中国冲击波”的漏洞。去年，我在《“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下）》详细讲述了这一段“学术公案”，分析了两种主流观点，即“机械自动化对人力的代替”和“中国冲击波”对美国制造业问题，谁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同时介绍了一系列新研究对 “中国冲击波”的有力反驳。
例如，魏尚进等中国学者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会对美国同类商品形成“直接冲击”，可能降低美国企业的就业人数和收入，而位于这些企业上游，提供中间投入品或服务的美国企业自然就会受到负面的“上游冲击”，但对于购买中国最终商品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或者购买中国商品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中间投入品，生产最终商品的下游美国企业，有可能会由于中国进口价格低而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下游冲击”就会增加工人的就业和收入。
研究结果显示，在区分了三种不同渠道的冲击后，发现尽管“直接冲击”和“上游冲击”的确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但是“下游冲击“不仅增加了美国就业，而且大到可以抵消前两个渠道的负面冲击。此外，与中国的贸易还增加了美国非制造业的就业。
事实上，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近些年持续扩大，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0年开始回升，目前整体失业率创下50年的新低，除了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内在的经济实力以外，与中国的贸易来往也是核心原因之一。
再比如，研究17个欧洲国家的贸易和就业数据，就会发现，平均来说，从中国的进口有助于增加就业。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国家增加进口往往是经济增长，需求提升的标志。特朗普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是极其糟糕的事情，但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美国逆差减少之时，通常发生在美国经济衰退或者危机时刻。
再进一步，有研究发现，德国从中国以及东欧等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以欧元计价会降低德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但以美元计价则会增加就业。再把Autor等人忽视掉的出口可以增加制造业就业这一情况考虑进来，结论是，进出口对德国制造业的总效果是增加就业。
实际上，在Autor三人的原文基础上，加入美国对全球的出口扩展有利于增加制造业就业人数，就会发现进出口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的负面和正面效果，基本上相互抵消。
这些听上去很直白的结论，其实并不容易获得。因为，出口增加可能来源于技术进步或机械自动化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人的就业岗位增加。
遗憾的是，在我写作《“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下）》之前，我几乎没有找到国内专家和官员对“中国冲击波”的有力回应。放眼中文媒体，我们看到的都是关于中美贸易如何在整体上有利两国，美国的逆差来源于美国人储蓄过低，以及打贸易战，中国的损失会比美国更小的观点。
《“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下）》是我在2019年，花时间最多，字数最多，也自我满意度最高的文章。在全文结尾，我甚至提出了如何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化解双方分歧的最简单的方法。
有意思的是，Autor最新的研究关注焦点是为什么“中国冲击波”对美国部分地区的影响最大，而对欧洲的影响要小很多，甚至不存在。
美国经济内在的发展，大城市的就业者通常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与只有高中学历，技能有限者的收入差距从50年代开始越拉越大，后者只能在小城市原地踏步。另一方面，50年代，制造业工作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州，但随着产业结构和收入差距的复杂互动，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了美国中部，南部各州。
为什么会是这些地区？除了传统上收入较低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正享受着正的“中国冲击波”，当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刚刚起步，从中国进口商品有利于当地制造业繁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逐渐扩大，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冲击波”由正变负，这些地区猝不及防。
除了产业聚集的原因以外，这些地区的工人缺乏工作机会，与美国人跨洲流动性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有关。比如85年，20%的美国人进行了跨洲流动，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1%。陷入失业的工人，大多留在了原地，而不是驾驶汽车，前往其他有工作的州。至于为什么，经济学家还没有找到完整和清晰的答案。
结果是，过去30多年美国各州的失业率出现了高度正相关性。比如86年美国50个州的失业率与96年高度相关，96年到06年，06年到16年也是如此。换言之，从86年开始，过去失业率高的州，未来10年，20年，30年，处于失业率高的状态，可能性依然很高。但是86年之前并没有这样的现象，76年美国50个州的失业率，与86年的失业率，是几乎不相关，或者说轻微负相关的。
好在，即使Autor三人都认为中美贸易在整体上有利于美国；认为受到冲击地区的社会问题，与美国公共政策失灵有关；他们也不赞同特朗普对于贸易逆差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中国冲击波”在2010年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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