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如何更好配置口罩？
许建明：疫情期的口罩不仅仅是私人品，因为阻断了疾病在人际之间的传染，也具有公共品意义，更是生存必需品。
文丨许建明
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中，永远都伴随着公平与效率两个主题。
最近疫情紧急，口罩成紧缺商品，因抢购而涨价。口罩价格的激涨，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情绪，也引起了经济学界的争论。
在《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一文中，薛兆丰旗帜鲜明为紧急时期紧缺商品的高价辩护。他认为，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发国难财，其实是帮助别人，是给别人多一个选择。发国难财的人，在客观上，对对方是有好处的。而且，高价有利于激励增加供给。而如果阻止别人发国难财，就会减少供给，这只会让遭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这种注重效率的“反道德”观点比较离经叛道，显然会引起争议的。
清华五道口的田轩发表《那些为“发国难财”辩护的“经济学家”们，是时候该醒醒了》一文，针锋相对薛兆丰的主张。田轩认为，“在‘国难’来临这种极端情况下，市场已经完全失灵，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市场，价格信号失灵并已经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机构（警察甚至军队）来维持运行。一旦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些‘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资源有效配置’，就都变成了纸上谈兵。”香港的夏春也从公平的角度批评薛兆丰的观点。
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薛兆丰的观点得到了朱海就等国内奥地利学派学者的支持。
辩护与反驳的双方观点都有合理之处。鼓励自由市场交易，发挥价格调节机制，是增加紧急用品供给的有效方式。但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必要考量，平等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如果因为疫情的一时紧急，就摧毁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那是政府的失职，也是经济学家的失败。所以，我们应该设计一个行动方案，既满足公平又有效率，平衡公平与效率，以优化疫情时期的口罩配置。
如果我们对公平进行定义，具体到疫情时期的口罩，应该是：（1）每个人能获得基本数量与品质的口罩，（2）初次获得的口罩价钱比较合理。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是公平获得基本数量与品质的口罩，但需要消费者付出不菲的代价，这无疑将排斥一部分低收入消费者对口罩的获得。如果仅仅是低价，可能会被有一些消费者利用排队先占优势而大量囤积口罩，进入地下市场进行高价销售，赚取高额价差；而且，可能将导致有一部分消费者无法获得口罩。如果通过“限价+排队”的办法来解决，那“排队”无疑会浪费消费者的大量时间。
生存权利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与政策设计的逻辑前提。疫情时期的口罩不仅仅是私人品，因为口罩阻断了疾病在人际之间的相互传染，也具有公共品的意义，更是生存必需品。
综上以上分析，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分配方式是，以每个人为单位，按政府掌握的口罩存量，按预计的时间，折合到每个人身上，以票券方式分配（比如每个人每天以1元价格购买两个），票券的数量与口罩数量相等，这是初次分配；至于个人所掌握的票券，在“二次分配”层次上的流动可以遵循市场自由流动的方式。
这样，即可以保障公平分享生存必需品意义与公共品意义的口罩——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这可以保证社会不会因为疫情而撕裂；也可以利用二次分配中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吸引更多资源流入，增加口罩供给，从而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
其实，这一思路，是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收录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98年）中提出的“教育劵”制度设计的运用。
更多文章
1 | |
2 |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