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T共进午餐：《柳叶刀》主编霍顿

被批评者贴上“左翼”标签的霍顿，从不为自己公开的政治倾向道歉。这正是他为什么成为英国政府抗击新冠疫情方式的首席批评者。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 安贾娜•阿胡贾

当理查德•霍顿医生(Dr Richard Horton)通过Zoom出现在我们的午餐时，我有点失望。我在家里，但穿着打扮是为参加真正的工作会议准备的：黑色连衣裙、不太引人注意的耳环，淡妆。创办于1823年的英国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Lancet)的这位主编穿着一件黑色连帽衫“出镜”。他显然忘记了他随口说过的要穿休闲西装的承诺，不过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们要“一起吃午餐”。“看，我的午餐来了，”他骄傲地说着，把一个棕色纸袋推向镜头。他提出等我的午餐送来后再一起开吃。

我们之间的非正式着装协议在他的任务清单面前瓦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今年1月，《柳叶刀》率先发表关于武汉一例神秘肺炎患者的临床报告。此后，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的少量论文变成大量重要且可自由获取的信息，随时为公共卫生回应提供依据。

这让现年58岁的霍顿扮演起可以说更重要的第二角色：英国政府抗击COVID-19疫情方式的首席批评者。自2月以来，他一直指责部长级官员及其顾问们未能注意到这场扑面而来的风暴，他不断在《柳叶刀》、报纸和电视上发表批评意见。3月26日，他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对新冠疫情的回应简直是一起“国家丑闻”。我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政府的手上是否沾有鲜血？

“我不会用那样的措辞，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更早采取措施，有些生命原本是可以被挽救的，”他表示，“如果我们在2月扩大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的能力，并开始大幅增加重症监护床位，我们肯定会挽救一些生命，挽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即便不采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极端封锁措施，我们也早该减少社会接触、关闭一部分经济活动，例如倡导在家办公和保持社交距离，以便开始切断病毒传播路径。”

我们交谈的背景是，围绕英国抗疫努力的辩论愈演愈烈。他对英国在科学和政治层面在每个阶段应对疫情的方式感到失望：从起初缺乏检测，到他所称的每日新闻发布会的“装腔作势”，以及政府未能进行充分规划的“战略失败”。和其他人一样，他要求公开英国最初的“淡定”回应（包括提出“群体免疫”的想法）所依赖的流行病学模型。

我把我这边的午餐准备工作委托给了17岁的女儿罗莎(Rosa)。她通过订餐平台Just Eat点了一份意大利餐。门铃响了；几分钟后，她给我送上了四片夏威夷披萨，并向屏幕上的被采访者挥手问好。霍顿和我简短谈到了这场大流行病对孩子们来说有多么令人不安。

霍顿坐在书房里，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书架。他打开自己的午餐盒，把摄像头向下压一压，炫耀他那精心布置的地中海美食：麻辣大拼盘里有鸡肉、自制酸奶黄瓜酱和鹰嘴豆泥、茄泥酱和鲜辣椒酱。我忍不住有点嫉妒。

霍顿肯定是英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主编之一。他于1990年加入《柳叶刀》，5年后被任命为主编，当时年仅33岁。他从不为自己公开的政治倾向道歉。“一些伟大的进步，比如19世纪的卫生运动和NHS的诞生，不是技术成就，而是政治斗争的成果。从历史角度看，你可以把政治与医学或健康剥离的想法是无知的。要解决医疗不平等和医护服务难以获取之类的问题，医疗机构应该提高——而不是降低——政治化程度。”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偶像之一是伦敦学者、研究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健康的先驱迈克尔•马尔莫特(Michael Marmot)。

他曾在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学习生理学和医学，这让霍顿第一次了解其他阶层人士的生活。“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走进高层公寓时发现，地毯被尿浸湿了，”他说道，“浴室完全不卫生，厨房里堆满没洗的盘子和餐具，到处都是灰尘。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他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却在40多岁时发现自己其实是被收养的，生父是挪威人，他有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我震惊了。我从一个独生子变成拥有一个这么大的家庭。我有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挪威血统，这改变了我的身份认同，此后我爱上了挪威。”

霍顿被批评者贴上了“左翼”的标签。他拒绝接受这个标签，称他在选举中给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都投过票。不过，他的人生哲学是忠于《柳叶刀》创始人、外科医生和社会改革者托马斯•瓦克利(Thomas Wakley)的精神，瓦克利曾被称为“贫富之间令人反感的差距的诚实批评者”，他给这份期刊起的名字既是一种外科手术工具，也是一种窗户（lancet window，尖形窗——译者注）：立意是刺破腐败，引入光明。

按照这种精神，霍顿将《柳叶刀》的光明照向许多政治事务：他曾赞扬气候变化抗议团体“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敦促医护人员加入非暴力抗议活动；他曾刊登一封由意大利一名遗传学家执笔、声援加沙地带人民的措辞情绪化的信，此人后来被指同情反犹太主义；他还曾主持一项研究，声称与伊拉克战争相关的平民死亡数据被低报。

这些都没有令他成为受欢迎的人。全科医生、《柳叶刀》前专栏作家迈克尔•菲茨帕特里克医生(Dr Michael Fitzpatrick)这样对我形容霍顿：“非常亲切随和，但有一点爱卖弄，在医疗体制中像是一个贱民”。

说句实在话，霍顿在一件事上从未获得原谅：他在1998年发表了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一篇论文，对儿童麻腮风三联疫苗(MMR)的安全性提出毫无根据的怀疑。尽管存在多年的争议，但该论文直到2010年才被完全收回，而且是在英国医学总会(GMC)裁定韦克菲尔德“不诚实”（他后来被撤销从医资格）之后。这一不确定性导致儿童疫苗接种率骤降，并且助长了反疫苗运动。麻腮风疫苗事件成为公共卫生领域至今余毒未消的最大灾难之一。

“我们无法回避这件事造成的严重损害。”菲茨帕特里克告诉我，“他（霍顿）对此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歉意。”

霍顿对麻腮风疫苗风波感到后悔吗？“如果说不后悔，那我一定是疯了，但我不能就这么收回我不喜欢的论文。必须走适当的程序（通过英国医学总会的裁判庭）。他有过差点被解雇的时候吗？“我不知道，”他笑着说，“你得去问我的出版商。优秀的主编最终都会被炒掉。”

是时候换个话题了。我们有一场大流行病需要讨论。

我们共进午餐的那天，医护人员缺乏个人防护设备成了媒体的头条新闻。医院所属的NHS信托基金会用纪律处分来威胁潜在吹哨人；而霍顿已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发布抗疫前线信息的通道：“医务工作者受到了胁迫，被迫在没有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诊治明显感染或疑似感染COVID-19的病人。当他们提出担忧时，他们会遭到贬抑或威胁。一些NHS管理层缺乏关心的态度简直可怕。”一名医生告诉他，就连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也比英国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准备更充分。

霍顿表示，NHS只能竭力追赶，因为政府要么忽视了相关信息，要么没有及时根据信息采取行动。1月24日，《柳叶刀》发表了首篇提出存在一种新型传染性病毒的论文。现在霍顿想知道，为什么那份令人不寒而栗的评估似乎被白厅忽略了。他问道：“为什么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SAGE)、新型与新兴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小组(NERVTAG)、NHS英格兰、首席医疗官或首席科学顾问都没有读那篇论文？”

“我们有这么多委员会，这么多办公室和这么多组织，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通气。我们见证了一代人以来最大的科学政策失败。”他驳斥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此毁灭性的疫情只可能依靠“事后的智慧”来预测：“这怎么会是‘事后的智慧’？1月24日就有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写得清清楚楚，告诉人们，‘请现在行动，这很紧急，这是一场危机。’”

一周后，另一篇发表于《柳叶刀》的论文警告称，由于武汉疫情已经失控，“全球大城市爆发社区传播的疫情可能变得不可避免……全球都应准备好防备计划和缓解干预措施，以便快速部署。”

霍顿的好斗公众形象掩盖了他的个人斗争：2018年，他被诊断患有晚期黑色素瘤。他作为NHS病人的经历，使他对医务工作者面临的压力更加愤慨。“我想，我从未置身于一个人们都如此真心善良而体贴的机构。”他表示，“所以我对于我们没有更早行动如此愤怒。我愤怒是因为我知道NHS可以做得多好。政治人士、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辜负了NHS及其工作人员。这是不可原谅的。”

政府显然对这样的批评感到慌乱。《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周末（4月1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英国梦游般步入灾难的38天》(Coronavirus: 38 days when Britain sleepwalk into disaster)的文章，遭到了英国卫生和社会关怀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的长篇反驳。反驳中引用了霍顿1月23日的一句话：他曾呼吁要“谨慎”，并指责媒体“通过炒作一种杀手病毒来加剧焦虑”。卫生部的长文以此驳斥《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观点，即科学界在1月下旬已经形成了有关一场大流行病即将到来的共识。

他澄清说，他那句被引用的话来自一条推文，而那条推文意在敦促人们谨慎对待耸人听闻的报道，而不是政府的政策。而且，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月30日就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我认为（引用有关‘谨慎’的推文）绝对是一种虚假陈述，”他说。“1月24日至31日期间，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和担忧表明，疫情正演变成一场大流行病。”

与此同时，科学界急切地猜测新冠病毒下一步会做什么。他说：“我们已经看到它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他提到了中国病例数量有所上升。“这确实非常令人担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快研制出疫苗。

“但还有大量东西有待了解。为什么疫情在意大利爆发得如此戏剧性，在德国却没有？检测是可能性之一，但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检测是绝对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逐渐解封，我们绝对需要扩大我们的检测能力。”

他认为，与亚洲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病毒上之所以表现不佳，是因为他们透过流感的滤镜来看待这一威胁。中国内地和香港担心非典(SARS)——一种更致命的疾病——重演，因而迅速采取了控制措施。他说，这种认知偏见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霍顿还担心，一旦这场大流行病结束，人们会产生自满情绪。他说：“如果把这场大流行病说成是我们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且认为这种事一个世纪才会发生一次，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国家仍存在发生人畜共患疾病（即可以跨越物种之间的屏障、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的条件。过去20至30年里，我们有过五、六次这样的经历。这场大流行病的规模非常大，但未来可能还有甚至更大的。”

罗莎端来了一个咖啡味纸杯蛋糕，但我们已经开始谈论霍顿的癌症，我这会儿吃蛋糕似乎不礼貌。起初还是霍顿19岁的女儿伊泽贝尔(Isobel)——霍顿与儿科医生英格丽德•沃尔夫(Ingrid Wolfe)的婚姻结晶——催促父亲去检查右太阳穴上的痣。确诊后，霍顿经历了三次手术，留下疤痕和不确定的预后。他现在正在接受免疫治疗。每一天都像是在“抛硬币”。

治疗缓解了他最黑暗的时刻：“我以为我活不了多久，也许几周或几个月……能够坐在一间屋子里，与支持你的人在一起，并且能够畅所欲言，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他的慰藉来自于书籍——他正在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关于政府如何对其公民的生活行使权力——以及每天晚上一杯乐加维林(Lagavulin)威士忌。

他仍然不敢摸自己的脸，害怕发现癌症复发。但就现在而言，他感觉——而且看起来——很强健：“我醒来后觉得自己必须充分利用每一天，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天。”

他将推动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公开调查，推动加强——而不是削弱——世卫组织。他澄清道，在世卫组织宣布紧急状态之后依然不作为，是会员国的责任，而不是中国的过错；他说，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警告和抗疫努力。

这一态度可能会让医学界那些批评中国对疫情最初回应的人士感到意外。但他表示，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支付赔款的想法是荒谬的。他还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暂停资助世卫组织的决定是一项“反人类罪”。

他正在写一本书，讲述为什么尽管有了警告信号，COVID-19大流行病还是让世界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充实的任务清单使他没有时间回应批评者：“你之前说，有人把我看成一个贱民。也许几年前这会让我不高兴。但现在？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如果我半年或一年后不在了……去他们的。真的。”

蓝色厨房地中海菜(Blue Kitchen Mediterranean Cuisine)

伦敦Priory Road 177c号，邮编：N8 8NB

香辣腌制鸡肉梅泽拼盘：走地鸡鸡肉，新鲜有机辣椒酱，酸奶黄瓜酱，茄泥酱，鹰嘴豆泥——售价9.5英镑

高地泉水

木炉披萨(Wood Oven Pizza)

伦敦Kilburn High Road 391号，邮编：NW6 7QE，通过Just Eat订餐

Tropicana披萨 7.99英镑

黑橄榄 80便士

服务费 50便士

总共 18.79英镑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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