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改变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吗？

尹继武：新冠疫情下国家间冲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但这并不表明新冠疫情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入新的时代。

 文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尹继武

2020年，新冠疫情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全方位的重要影响。关于疫情的讨论，最开始聚焦于国家治理层面，而后迅速蔓延到国际关系层面。对于国际关系影响的讨论，主要的声音有：占主流的声音认为新冠疫情对既有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家间关系、国内治理都产生了巨变，体现为经济、安全和政治等多方面，近期以“后疫情时代”的命名亦日见增多；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多是体现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比如国家的自私理性，国际关系不会受到疫情的根本性冲击。

由此看来，对于新冠疫情到底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其影响的领域、性质等，仍存在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倾向于第二种，即尽管新冠疫情对于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产生了暂时的严重影响，尤其是对于经济全球化、产业布局等产生了“休克式”的影响，而后可能进一步影响大国力量对比和竞争，以及全球治理的领导权，但这些影响和特征恰恰是反映了国际关系的传统本质和特征，而难以据此判断“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另外，由于非传统安全的不确定性，其影响仍受制于是否能够以及在多久时间内控制疫情。

疫情的影响受制于国家间战略基础

从新冠疫情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来看，诸多讨论较多聚焦于疫情是否、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毕竟作为一种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独立于其负面影响而自保，所以，如何加强国家间合作，发挥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但现实是，疫情治理之下，国家间冲突关系似明显增多，而且具有一些显著的、与先前不同的特征。所以，有必要对于新冠疫情治理下，国际冲突的新变化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和梳理。

第一，疫情并没有立刻促进相关大国间的合作，反而增加了冲突。从中美关系来看，新冠疫情的影响，跟恐怖主义以及先前的金融危机等不同，作为一种对双方都有负面影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次非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发挥促进两国关系缓和并合作的作用，反而疫情成为双方进一步冲突的一个新的话题和平台。其原因可能在于：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冠病毒，与其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质不同；疫情的共同威胁的压力，与中美之间既有的战略竞争关系分量不同；美国国内政治、领导层和社会的民粹主义的作用；当前美国力主反全球化的思潮的影响等。可见，在理应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国家间的关系仍受制于既有的战略基础和政治需要，合作的形成需要诸多条件的支持。

第二，传统的战略竞争与冲突，一定程度上短暂受到抑制。由于疫情对于相关国家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应对需要及时性和高投入性等，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在短时期内，都将核心的疫情治理以及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作为第一要务。所以短时期内，相关国家间先前“日常性”的重要国际争端、战略竞争以及国际冲突等，受到一定的抑制。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相关议题的短暂缺席，而不是消失或得到根本解决。比如中美经贸战、战略竞争、中国周边的其他争端，包括恐怖主义活动等，都暂时性地出现议题缺失的局面，但这都是短期的，或者即使有相关的举动，也受到疫情治理优先性的影响。

第三，冲突的领域、方式和手段等发生了变化。论及新冠疫情对于国家间冲突的影响，这次中美关系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例子。本来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就逐步进入了战略竞争的时代，作为一次影响巨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病毒先后对中国和美国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和伤害。但遗憾的是，这种共同的威胁并没能促进两国合作，两国的冲突反而进一步升级和恶化。比如，针对病毒来源等，两国在3月的舆论战较为明显，而后在首脑电话沟通的情况下才得以遏制；社会层面的竞争和争执增多，比如美国所谓的赔偿问题，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与舆论竞争问题；对于国际组织的态度及其竞争，表现为美国威胁停止对WHO的经费支持，而中国明确表态增加经费支持等。可以看出，新冠疫情成为中美冲突的一个新的“平台”和新的话题，但总体而言，其源头是美国为自身政治需要而无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收益。

第四，相关国家间关系得到改善，但其原因并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加强与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从中国与意大利、日本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双边外交支持，防疫的合作，社会民间舆论的改善等方面来看，新冠疫情对于这两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几个“薄弱环节”“支点国家”起到了改善契机的作用。或者说，新冠疫情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双方都很好地利用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带来的伦理同情、科学与防疫合作以及战略支持的价值。但是，新冠疫情仍不是促进和改善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动力和原因，而只是契机。

基于上述新冠疫情对于国家间冲突关系影响特质的判断，我认为新冠疫情时期主要的大国关系及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深刻的改变。其原因在于，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在不同的关系交往过程中不变的东西，唯有这些不变的东西变化了，才能说新冠疫情根本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及国际秩序走向。但是，新冠疫情对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影响，其核心特质并没有展现出本质的变化。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本质未变

在新冠疫情时期，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基本特质仍没有变化。比如，国家的理性自私仍是第一位的，尽管疫情进一步导致了反全球化、回归国家理性的现象，甚至全球化“熔断”言论也显现，但这并没有超出国际关系的本质：理性自私的国家与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际间冲突的理由，在于背后的理性、政治、民粹等原因，新冠病毒的特点及其传统，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一个新事件，而不是新的国际关系时代；新冠疫情的暂时性、不确定性，表明当前的防疫、治理以及国际冲突与合作，都可能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常态，所以，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传统的战略竞争、国际合作、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等，都会重新占据相关国家间的主要议程之列；从历史上看，国家间力量对比、秩序和规范的根本性变化，很少是由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推动，而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前所未有，影响也是前所未有，但仍属于冷战结束以来的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列；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疫情对国际间合作促进的受限，冲突关系领域、形式、特性的影响增多，表明新冠病毒威胁的特质在当前反全球化、国家和社会民粹思潮泛起的国内政治中，新冠疫情是被政治化利用的一个工具，成为冲突的聚焦与平台，但这恰恰是证明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在于理性国家的自私和策略性，只不过不同的理论对于如何克服理性的局限，其提供的方式不同，比如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的差异。

总体来说，新冠疫情下的国际关系，彰显了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病毒及其治理，对于国家间合作的作用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国际组织的治理地位也受到影响，突出表现为WHO和欧盟的能力不足。由于不同国家感知威胁的时间先后性差异、各自理性自保以及政治化利用等因素，新冠疫情下国家间的冲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但这并不表明新冠疫情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入新的时代，只不过新冠疫情以一种并不常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路径，将国家间冲突关系以及自私理性的特征充分展现出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波 [e-mail]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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