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陷阱为何是错的？
采访者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 刘波
长期以来，“马尔萨斯陷阱”一直是解释公元1800年之前的经济史的主导理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存资源以算术级数增长”，这个简单而悲观的模型，不仅主宰着人们对经济史的理解，甚至给经济学带来了“忧郁的科学”的绰号。而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吴乐旻的《富种起源》一书，通过把马尔萨斯模型从单一生存品扩充到生存品和效用品两部门模型，以及引入达尔文式的族群竞择机制，塑造了新的解释框架。这也被视为中国经济学家发展普世性理论的一次尝试。近期FT中文网就此书对吴乐旻进行了专访。
FT中文网：你能概述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和框架吗？
吴乐旻：《富种起源》有个副标题，“人类是怎么变富的？”题目里的富种，指的不是某个种族，而是人类这一物种。
一个星球上如何出现生命，是大问题。生命出现之后，新物种怎么产生和演化，是大问题。物种演化过程中，怎么就出现了人类这样的高等智慧生物，也是大问题。我研究的，是已经出现高等智慧生物后，这种生物是怎么从一穷二白的物质生活状态突然变得富裕起来。这背后有没有类似于前三个问题背后一样的在星系和宇宙层面普遍意义的规律？求解这四大问题是我们人类认识自己，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终极之问最关键的四个步骤。
高等智慧生命是怎么变富的？这个富种起源之谜，又可以分解成两个子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1800年以前，从人猿揖别开始算，上百万年的时间，当人类处于狩猎采集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时候，全世界各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普遍都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任何持续增长的趋势。这是为什么？当初，人类为什么穷？
第二个问题是，1800年之后，短短两百多年时间，全球人均收入增长到前工业时代十倍以上、甚至几十倍的水平。这种漫长的停滞之后突然之间拔地而起的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类是怎么变富的？
显然，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基础。只有理解了导致贫穷、遏制增长的瓶颈所在，我们才能去探讨这个瓶颈后来是怎么解除的。
这个瓶颈到底是什么？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给过一个答案。他说，人均收入涨不上去，是因为它一旦超过温饱线，人口就会增长，稀释人均收入，使它重新回到旧的均衡位置。马尔萨斯用这个简单的机制来解释前工业时代超长期的贫困陷阱。
两百多年来，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学者研究马尔萨斯、质疑他理论中的一些细节，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挑战过马尔萨斯理论最核心的贡献——也就是它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这部分内容已经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中最基础、看起来最颠扑不破的教条。而后来的学者，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时，也普遍默认马尔萨斯机制是造成贫困的元凶，是遏制增长的瓶颈，所以他们的工作始终局限在放松马尔萨斯的假设、调整他的模型，靠这些变化来解释工业革命，解释富种起源。
但在伯克利经济系读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我在理论推演中意识到马尔萨斯的解释肯定是错的，导致马尔萨斯陷阱的那个原因，不是马尔萨斯机制，而是另外一个东西，一个很强大但又极端隐蔽的机制。不强大，它没法主宰人类命运上百万年；不隐蔽，那它早就被人发现了。这个机制肯定存在，但它到底是什么，我想了整整两年半，日思夜想。
最后在很偶然的机缘下，我突然顿悟到了这个原因，也就是书里讲的这个族群竞择机制。准确地说，是制度、文化、技术层面的达尔文式的族群竞择。
竞择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答案里的这个迷因竞择——思想层面的自然选择——也早就被大家所熟悉。但关键是，这个概念怎么就跟马尔萨斯陷阱联系起来了？这是经过一番推理论证的。读者如果能顺着书里的逻辑一步步往下推理，会发现这个结论是躲都躲不掉的，不以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换一个人来研究，来写这本书，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是男是女，是功成名就还是初出茅庐，除了修辞的差别，书的逻辑主线不会有任何改变。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客观的规律。
这本书也由此分成三个部分：《静水》《流深》《鱼跃》。《静水》讲马尔萨斯为什么肯定是错的，古代社会到底是个什么面目。那马尔萨斯如果没解释对，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部分《静水》要把这个问题给引出来。
第二部分《流深》就是用族群竞择的思路来重新解释马尔萨斯陷阱，用模型、案例、证据、方法论各个角度去夯实这个新的假说。第二部分读完，读者会认识到：原来瓶颈不是马尔萨斯机制，而是达尔文机制，那这个新的瓶颈到底是怎么被突破的呢？显然，经济学文献里的那些模型因为误判了瓶颈，几乎全都失效了。
所以，第三部分《鱼跃》就是在对“为什么穷”的新解释的基础上，探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以及我们人类未来的命运。这部分的新理论和经济学传统里用来解释转折现象的多重均衡思路也是截然不同的。
这就是这本书大体的一个脉络。
FT中文网：马尔萨斯陷阱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你觉得本书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个理论的合理性？
吴乐旻：说马尔萨斯错的学者有很多，而且有时候话都说得挺狠，动不动就是“推翻”、“颠覆”、“否定”，好像和《富种起源》的说法差不多。但细究他们批评马尔萨斯的内容，基本上只有三类：第一类是文本上的，马尔萨斯可能有些话讲得不太妥帖，例子举得不太准确。第二类是怪马尔萨斯没能预测到工业革命——《人口论》发表在1798年，恰好是转折前夜。第三类是比较严肃的计量估计，发现马尔萨斯机制中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的依赖关系，要比马尔萨斯想象中的更加微弱。
但是，这三类批评都不触及马尔萨斯理论最核心的贡献，就是他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马尔萨斯是凭着这个贡献，才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比肩，成为学科之父级别的伟人。只要这个最核心的贡献不动摇，无论多少人自许“推翻”了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理论仍然是经济史学的理论基础。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非常著名的一位经济史学家——就在几年前的一篇书评里，用连续九个“我们都认同……”的排比句，说马尔萨斯理论是经济史学“无可争议”的认知基础。
但我批评的恰恰是这个“无可争议”的部分——马尔萨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读者读了《富种起源》推理论证的过程后，应该会认同：马尔萨斯确实是错了，他的理论高度依赖于一个隐蔽的敏感假设。
大家过去没能发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达尔文机制造成的假象。达尔文机制一直躲在马尔萨斯机制的背后，像机械钟内部的齿轮一样驱动着外表的指针在走动。马尔萨斯机制就好像是钟面指针的关系——分针走一圈，时针走十二分之一。这只是表象上的规律，底层是由达尔文机制所驱动的。我们要理解客观规律，肯定不能停留在钟面指针的关系上。
书里面有一个更加准确的类比：马尔萨斯的解释就好像是数学里的一个“平凡解”。你不能靠举出 x=y=z=0 这样一个平凡解，就说自己破解了费马大定理。只是历史上，因为我们不知道非平凡解的存在，大大高估了这个平凡解的价值。
FT中文网：对于人类社会如何摆脱这种“马尔萨斯式”状态的原因以及之后的发展过程，本书提供了什么样的解释？和传统的解释理论有何异同？
吴乐旻：在确定达尔文机制才是增长的瓶颈后，我从博士五年级开始，研究这个达尔文机制的封印是怎么突然解除的。在很偶然的一次编程实验中，我侥幸发现了一个“竞择逆转”机制。我在一个数理模型里定义了一种“文明型秩序”和一种“生存型秩序”，然后引入族群、国家之间合理程度的制度竞择。完全出乎意料地，我在计算机模拟中观察到一个惊人的现象，我看到了超长期的经济停滞、突然拔地而起的经济增长和此后整个世界范围内两级震荡的混沌状态。当时的感觉真的是神鬼冥冥。我本来以为是程序出错了，但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现象背后居然有很自然的解释和与现实相对应的意义。
经济学中解释激烈的转轨现象，一般都是用多重均衡。用多重均衡来解释富种起源，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的。可是经济学里又缺乏其它机制来描述转轨现象。
但我在那次模拟中观察到的转折，恰恰是另一个机制——竞择逆转——带来的。竞择这股力量，既可以遏制文明、也可以传播文明（注：此处的“文明”由模型精确定义）。在漫长的马尔萨斯时代里，竞择的角色以遏制为主。但是受一种数理规律的影响，竞择的角色会在时机成熟时内生地转变为“传播文明”，从而开启爆炸式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不过此后，竞择的遏制角色又会渐渐苏醒，随时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增长纪元。
这个解释和遗传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说”有相通的地方。生物学界在上世纪也曾经历相似的一段学术公案：有性繁殖的新物种到底来自于核心大种群还是与大种群相隔离的边域小种群。最后，支持边域种化的间断平衡说战胜了支持大种群分化的种系渐变论。种系渐变论在流行百年之后，终于被淘汰了。
我们经济学界在现代经济增长起源这个问题上，处于非常相似的一个境地，而目前主流的研究思路，就好比用体质学、营养学、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工具，在处理化石断层、物种起源这样的遗传生物学课题，从方法和结论都误入了歧途。
FT中文网：如果说本书的研究意味着一场范式转移的话，您认为它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开辟什么新的研究领域？
吴乐旻：说范式转移，我感觉言重了。我在书里也总结过这本书在学术上的三项边际贡献。
一，构建效用品理论，为马尔萨斯理论增加了两个维度的比较静态分析：产出结构和社会文化。
二，指出马尔萨斯陷阱之谜的本质是平衡增长之谜，并用族群竞择理论解释了平衡增长，进而重新解释了马尔萨斯陷阱。
三，用制度竞择模型重新解释了从马尔萨斯陷阱到现代经济增长的变化，提出多重均衡外一种新的转折机制。
上面这些创新的确有可能打开学术界一个难得的新风口。马尔萨斯理论那么简单的框架，都已经容纳了成千上万功成名就的学者，诞生了数之不尽的学术著作。如今发现，这个框架是错误的，而代替它的又是一个远比它精巧、充满理论美感的一套新框架，这以后可做的工作太多了。《富种起源》这本书有十五章，几乎就相当于文献中十五篇论文的内容，这些研究成果几乎全部完成于我的博士生阶段，能接二连三地获得新发现，就是拜新领域所赐。所以，我很看好这个研究领域未来的前景。
FT中文网：目前为止本书在西方学术界收获的反馈如何？因为本书的观点挑战了西方经济学史研究的主流观点，你如何看待本书观点在未来西方学术界得到承认的前景？
吴乐旻：《富种起源》出版后，我在知乎上写过一篇文章，讲了这个研究的遭遇。简单来说，它的发表很坎坷，但认可度却不低。
发表上遇阻，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结论过于惊人，审稿人普遍认定这个研究一定出自民科，所以没有去读论文。审稿意见是可以看出来他到底读了多少的。
其实我理解他们。如果我不读这本书的模型部分的话，光听中间的命题和最终的结论，我也会认为作者是民科。毕竟马尔萨斯理论那么简单，又被数以万计的学者耕耘过，怎么可能错？它要是都能错，什么不能错？证明马尔萨斯陷阱是其他机制造成的，对经济学家来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所以，很多审稿人语气凶得很，就是那种被民科骚扰之后的愤怒。用郭德纲的话说，对这种民科，“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一眼，就算他输。”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看论文的推理和论证。
但发表遇冷的同时，毕竟有一些学者，机缘巧合，会拿起论文来读一读。这又导致我收获了很多来自本学科最顶尖的学者的友谊和尊重。其中有些经历已经到了接近传奇色彩的地步。这些交往让我感到欣慰和温暖。
所以，总结起来，这个研究的遭遇，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状态。
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真的不是民科，这不是从身份上说的，而是从研究方法上说的。我的研究方式是经济学中最古典的路数。只是结论过于惊人，造成了一些误解。那些审稿人，如果今天愿意耐下心来阅读结论背后的论证，他们的想法会转变的。
十年之内，要大多数人都认识到马尔萨斯的错误，绝无可能。五十年后，要大多数人还认为马尔萨斯是对的，也绝无可能。我有这个信心。
FT中文网：这本书在实践上有什么价值？近年来中国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年轻人中选择不婚育的比例增多，从你的研究框架出发，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
吴乐旻：要说实践中的价值，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口政策和马尔萨斯理论的关系。这是伴随新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如果马尔萨斯当初能多活三十年，他肯定会留下一句话，承认他的《人口论》是错的，而且他的质疑，就是《富种起源》里推断的平衡增长之谜。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马尔萨斯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已经表露出这种念头了。
不过，马尔萨斯陷阱倘若不是马尔萨斯机制造成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马尔萨斯应该很难想出来。因为这部分工作需要进化论的思维，也需要一定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虽然马尔萨斯启发了达尔文，但要他自己把进化论发展起来，估计不容易。
可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马尔萨斯留下了这个话，相当于完成了《富种起源》第一部分的反思之后，后来的学者肯定不会等闲视之的。成千上万的学者会沿着平衡增长之谜来思考马尔萨斯陷阱的真实原因。
给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平衡增长现象的理论诱惑力，经济学界肯定会有大量最顶尖的头脑投入其中。那样的话，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应该就有经济学家推理出和《富种起源》一模一样的逻辑，彻底代替马尔萨斯理论。
新理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和马尔萨斯完全不一样。对人口增长和人均富裕的关系，认识也完全不一样。这个理论出来之后，全世界——包括中国——看待人口问题，制定人口政策，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有些政策存在可惋惜的地方，不是因为支撑它的理论一时适用一时又不适用，而是因为那个理论压根就是错的。《富种起源》里的理论，还是出现得太晚了。
FT中文网：你是否会担心本书引起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责？事实上《三体》就遇到了类似的指责。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人类社会实现良好治理需要人发挥自己的天性，需要普遍的规则，需要照顾弱者，也需要人去发挥自身的情感和审美本能，但这往往又会过于理想主义，导致人们忽视一些盲点，导致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如何把握相应的度？
吴乐旻：我的确担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责。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特别忌讳这个。但这本书恰恰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有力的批判。批判一个主义，有两个角度：意识形态的角度和事实的角度。意识形态的角度停留在意见的层面、道德的层面。这种批判往往是表态式的，立场先行。一旦社会环境风吹草动，当初的“正确分子”马上见风使舵，比社达还社达。为什么？因为他不信自己说的，他的批判只是作秀。
但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个事实的角度。读者读了这本书之后就会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事实上其实是错的，站不住脚的。
《三体》和竞择思维之间的联系，也导致很多对《三体》的批判。但这类批判大多数都是意识形态的表态，是批判者个人道德立场的宣示。这些宣示都挺好的。但他们的思维深度不如《三体》。你不能脱离了宇宙社会学的假设来批评它；你要批评它，也得说清刘慈欣的哪一部分假设你觉得不稳健。撇开假设搞诛心，太肤浅了。
《三体》为我们预先设想的一些伦理困境，很有可能在未来半个世纪降临人间。提前思考这些困境，对整个社会意义重大。直接贴个社达的标签就把头扭开，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
FT中文网：本书也许有一定的门槛，其中有大量的模型、图表和数学公式的运用，这对于构建你的理论也许是必需的，你建议非经济专业的读者如何对待这些图表和数学？
吴乐旻：我建议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本侦探小说来看待。书里大多数篇幅都是推理和论证，探案追凶一般地要找到使人类陷于贫困陷阱的罪魁祸首。模型是推理的一部分。我已经把这部分内容写得尽可能通俗易懂。书出版之后，也已经有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文科背景的读者甚至是高中生读者向我反映过，他们真的读懂了、完全掌握了这些模型，并且靠着对模型的理解，体会到了自然规律的深邃与美妙。
反过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朋友，为了省时间选择跳过模型，这些朋友对本书的评价就不高。他们觉得我只是提了一点有趣的想法而已。所以这本书最大的阅读门槛，不是经济学的训练，而是对逻辑推理的好奇心。
就好像读一本侦探小说，你把破案、推理的过程全都省略，就看一个案情，再看真凶是谁。再好的侦探小说肯定也没意思了。我有个经济学家朋友，最近读了这本书，他读第一遍的时候把所有的模型都跳过，然后建议我到再版的时候把模型都删了为好；我问他是不是模型压根就没看，他说是，都跳过去了。我建议他先读一读再判断。出于对我的信任，他还真去把模型和推理补看了，然后想法彻底变了。两次阅读，感受天差地别。
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没法像其它科普书一样，光结论列在那儿，把推理全都省去。因为这本书的精髓就在推理。没有这些推理，那些结论就像是疯子的呓语。而你一旦读了那些推理，就可能和我在研究时有一样的感受：真相比科幻还科幻，真相比科幻还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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