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用尽记忆拼图的再回首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郑静
一年前，《繁花》预告片上线，没多久，铺天盖地都在讨论着它的是与不是。一年后，《繁花》电视剧开播，比想象中的快，和想象中的一样热闹，仍旧是铺天盖地的热议。这朵繁花响与不响，该不该响，成了开年最大的话题。我和所有的上海人一样，觉着这朵花应该是讲上海话的，顶多穿插两句沪普腔，意思意思，因为这是上海。但仅仅这些又不够，因为这是上海。不光是语言、所有的枝枝叶叶都不足以拼凑完全，因为这是上海。
2012年的冬至是12月21日。22日，金宇澄给小说《繁花》定稿，第二年开春小说出版，再过一年书重印。我手中那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在版权页上标注着2014年1月是第一版，3月第8次印刷。在这期间，江湖上传闻王家卫购买了版权，要拍电影，也有可能是电视剧。这个传闻后来被证实是真的。再后来《繁花》拿下2015年的茅盾文学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小说《繁花》出现了一边倒的好评，尤其是以沪语写作的文字风格，更是受到各种称赞，它像一个标杆，是上海文学史上的标杆，就像外滩的海关大楼一样，只要听到那当当作响的钟声，那就是上海早晨的标志。
我翻出当时我在朋友圈里留下的读书笔记，我很不客气地唱了反调。我觉着《繁花》值得看，但不至于好到无差评，至于那标志性的沪语腔调，它可以是一个特色，但不能是评判成功的全部。就像学者考古出《西游记》里的吴语方言，《金瓶梅》里潘金莲的山东口音，但这些念白绝对不是两部作品成功的主要因素。
和很多地区一样，如今的上海方言文化也在淡化。很多上海人家的孩子早已不会讲上海话，而且有的连听都很吃力。比如我们家女儿，在读幼儿园之前还是个平翘舌音不分的上海囡囡，可一进入幼儿园，语音频道立马切换成国语，放学回来后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此和沪语一别两欢，相见如路人。虽然我平日里很努力地给她普及，还特意培训她讲沪语童谣，“笃笃笃，卖糖粥”倒是讲得可人，但到吃饭穿衣这些生活闲话里，她仍然字正腔圆地说着普通话。上海话，成了一场表演，就像《繁花》的阿宝和蓓蒂一样，表演着那个印象中的“上海”，弄堂、阁楼、皋兰路。
书中的沪语念白还需要读者自己配音，节奏、语音语调都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当这一切搬上荧幕，由剧中人活脱脱地呈现出来，那一句句上海腔调，开始构建出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三年拍摄，一年预热，这对于王家卫来说已经很快了。千年等一回，十年磨一剑，这些能想到的句式放在他身上，都再正常不过。官宣档期后，粉丝们数着日子，等着穿着三件套的阿宝，推开和平饭店的旋转门，开始翻出他的那朵繁花。
和看预告片的感觉一样，电视剧的前面两集让很多上海人觉着那不是《繁花》里的上海，那是《花样年华》里的上海印象，那种纸醉金迷，那种灯红酒绿，王家卫将上海的所有记忆揉碎了再展开，不管是2046，还是1992；不管是东风饭店，还是和平饭店，在镜头里都是带着一样的滤镜，浓郁的，灿烂的，如深秋里的夕阳照在绿色屋顶上，泛着刺眼的光。
1992年的上海，南京路还没有成为步行街，从河南路口到西藏路口那段距离永远都是嘈杂拥挤的，行人、自行车、小轿车、有轨电车挤一起。这里聚集着上海滩旧日的四大公司，聚集着全国采购的旅客，还聚集着最普通的上海人，他们上下班，荡马路，会朋友。电车和人流汇集在一起，走走停停，很艰难地前进着。西藏路口的那个天桥还在，一端连着中百公司，就是第一百货，这家曾经的老字号虽然大而全，但因为缺少特色，已经逐渐被时髦的上海人抛弃。舍得花钱的时尚人士涌向天桥的另一端，上海精品商厦。
这家商场是1991年8月开业的，它的标语是“叩开名流之门，共度锦绣人生”。这里可以买到最新的香港名牌，营业员们下班后，一度以拎着一只精品商厦的包装袋为荣。精品商厦开业第二年就实现了销售额2.82亿元，利润3622万元。至于电视剧里提到的“沪联商厦”从影像上判断应该就是之前的“华联商厦”，剧中取了上海话的翻译音。华联商厦后来改回老上海的名号“永安百货”，重新开业的时候，在阳台上还有穿戴老克拉模样的乐手演奏萨克斯。但这家综合百货公司的经营特色一直不突出，不温不火。
后来阿宝全力以赴攻克的服饰公司，就是它的对面，现实中叫做上海时装公司。它的前身是四大公司的先施百货，是当时第一个引入“环球百货”概念而且最早雇佣女营业员的百货公司。但到后来虽然是以时装为主要经营内容，但上架的款式一直偏陈旧，很长一段时间一楼铺满了各种羊毛衫，成了上海人心中的羊毛衫集散地。所以宝总最后把诸暨老板的货铺在那，注定不能成为上海名牌。
至于宝总常住的和平饭店，在1992年的时候也并没有那么风光。它像当时上海的其他老建筑一样，有身价但陈旧，处处是黯淡的。门口永远站着“打桩模子”等着兑换外币，推开旋转门，大厅一侧曾经租借给一家服装公司，常年销售“外贸品”，去外贸商店挑衣服挑出口转内销的时装，是很多时髦姑娘的心头好。它比南京东路上的款式时髦，又比精品商厦和华亭伊势丹里的便宜，精明的“汪小姐”们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
1992年，那年王家卫开始拍摄《东邪西毒》，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质疑，他拍的不是“金庸”，他只保留了《射雕英雄传》的壳而已。很多年后，这部片子被解读了再解读，成了王家卫的经典作品之一。30多年后，像与不像，是与不是这个话题再次轮回被端到台面上热议，这次说的不是金庸，是上海。
国语和沪语两个版本同时上线，毫无疑问，上海人当然选择沪语版本。演员们说一但换成上海话表演，就像“老鼠掉进米缸里”，一切都变得那么顺理成章，觉着不用演，一切就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听到熟悉的腔调和字眼，那份亲近感也自然而然回来了，至于普通话台词，再加上那似真似假的开场，很难让人有代入感。连我那平日里早就不讲上海话的女儿都说，那普通话说出的“爷叔”，真是听一次笑一次。
人就是这样，对于越是熟悉的事情，越是挑剔。对于30年代的上海，大多数人只看过月份牌，听过故事，所以当穿着旗袍的苏丽珍出场，走在悠长的巷子里时，大家都会信服，那就是上海当时该有的花样年华。可90年代的上海，毕竟刚刚过去，大家的记忆还在，那些物与事也都在，所以人人都能做出评判。
《繁花》小说中的上海，是充满市井气的，大饼油条豆腐花，菜场里的男男女女，麻将桌上的眉来眼去，有人说那不是上海，上海不只只有这些。电视剧的《繁花》扔掉了太多，直接切入到改革开放时期，阿宝早已成为宝总，商战里操盘厮杀，黄河路一掷千金、为红颜知己们平分真心。一个城市和人一样，总是多面的立体的，不管你从哪个切面去看，都会忽略其他很多面。不管是莫奈还是毕加索，不管是中国传统画的散点透视，还是西洋技法，都很难把一个事物完整描绘下来。
有人说小说《繁花》像上海版的《清明上河图》，但哪怕张择端也只是描绘了汴河两岸的市井百态，那宫苑里的日日夜夜并不在画上，所以它也不是完整的汴梁。作家、画家是这样，那作为亲历者又何尝不是，身在上海，总有一些地方是不曾接触到的。老一辈的上海人会说，“卢湾、静安、黄浦、虹口，好啦，其他的统统不好算上海。”至于浦东，在她们眼中那就是荒蛮之地，哪怕造十个八个东方明珠都没用。
人愿意把愿意记住的记住，愿意把愿意相信的相信，每个人心中的92年上海都是不一样的。当想明白这点，再回看《繁花》，那像与不像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那就是王家卫心中的上海，不管是1930还是1992，都可以。
电视剧每日两集更新，除了制作班底的名气，除了饥渴的方言需求，大家总还是需要找到其他的理由，支撑着继续看下去。看片不是政治任务，也不是外滩27里的出口指标，靠分配是不行的。能从其中找到自己记忆的影子，得到印证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于是，每天持续不断地朋友圈分享，成了大家最乐意看到的互动。剧情中直接体现出的，分享出来提醒大家关注；剧情中简略的，马上会有热心观众做解释说明。那个时代的上海就这样在观众的互动中，慢慢呈现出来，拼图越来越大，画面越来越细，细到一个道具一句念白。
湖南卫视最近在播出一档综艺节目，叫《来者何人》，郝蕾在里面担任学员导师。其中有项任务是让学员写人物小传，在她看来这是演员最基本的功课，但没想到作业情况惨不忍睹。交上来的全是“孤单、寂寞、自卑”，这些很空洞很虚无的字眼，她需要学员去找到具体的关联点，给自己的表演做支撑。角色的前世今生，所处环境中的道具，服饰，就是一种具体的支撑，帮助演员找到真实感，让自己快速地进入角色。同样，服道化也能说服观众，将观众拉去情景中去，一起共情，否则就极其容易跳戏。所以如今越来越多的剧，在服化道上下功夫，将细节做到位。考察史料，实景搭建，一比一复原，这些该做的功夫《繁花》都做了，这也是观众愿意相信王家卫出品的重要原因。
烟纸店里的玻璃瓶汽水，出租车上的牌照、公交车卖票员的票夹、外贸大楼办公室里的康派斯石英钟，每一个细节都会让大家兴奋，让人感觉终于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影子。甚至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的一个锅，也足以让上海人念叨一番。葛老师家中有一个咖啡色的印花搪瓷锅，放在台子上，镜头扫过作为男主人的背景，2秒钟而且是虚化的。观众们为此补充了很多注解，这是当时上海人家每家必备的厨具，葛老师的老太婆活着的时候一定用它烧过腌笃鲜、百叶结烧肉、买过豆浆。那个被岁月包过浆的搪瓷锅，如今被葛老师闲置在一旁，但是观众在心里把它重新宝贝起来。上海的烟火气，弄堂人情，很多时候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物件上，是它们牵动着人的情感。
玲子的那个阁楼，虽然是租来的，但也花了大心思装饰了一番。在日本开过眼界的上海女人不会亏待自己，碎花墙纸，水晶刻花高脚酒杯、绣花拖鞋、进口香水透露着女人的精致，双喇叭录音机、卡带盒下面垫着丝巾，那是上海女人的细腻，这样的家这样的女人，阿宝是看得中的。只是玄关处的那串贝壳吊灯，让我笑了一下，这是想当年早期宜家款。1998年宜家在上海徐家汇开出第一家店，它不应该出现在92年的上海人家里。和吊灯同样是宜家出品的，还有一面刻花玻璃镜，它安装在夜东京的墙上，镜头照样一闪而过，但那一秒让我注意到。道具依旧是道具，它和生活总是有差异。
上海人爱折腾，爱翻花头，会做大生意，也会过小日子，处处有“繁花”。喜庆的日子送花篮，自家的生活里也会配上鲜花。玲子请阿宝吃大闸蟹，道具组选了几枝盛开的菊花插瓶摆在餐桌上，我理解那是为了配合节气。可惜那个时候，上海人只会盆栽菊花，插瓶是忌讳的。至于宝总的和平包间里，玄关和西餐桌上一直少不了鲜花装饰，红玫瑰或是金百合，这金色的百合也出现在进贤路上的夜东京里。这种金色是富贵的，夜东京里的玲子和和平包房里的宝总，都喜欢这种色泽。可是稍微回忆下，就会注意到，这种色泽的百合是近几年才出现在市面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百合只有一种白色，很少出现其他品种，至于92年的上海，那时候流行的鲜花是康乃馨。当时上海开展“香石竹周年均衡生产”课题研究，研究成果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实现一年四季生产香石竹切花，香石竹作为上海主要切花品种得到快速发展。这香石竹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乃馨。
至于那条戏分最重的黄河路，有人说它像是香港的街道，也有人说当年的黄河路就是那么热闹，出入的食客就是这样手捧大哥大，吵吵嚷嚷地勾兑着大生意，身后的水晶缸里龙虾、象拔蚌一直欢腾着吐着泡。我不纠结它的真实性，因为它和剧中的其他场景一样，被统一套上了滤镜，霓虹灯闪烁，街道的日和夜本身就是天差万别。我倒是要为黄河路上的那滩水叫好。92年的上海一切都刚刚开始，路面挖了铺，铺了挖，没个章法，时常坑坑洼洼，积水是常有的。当轿车开过的时候，水溅起来，溅得人一身。当路面安静的时候，水面如镜，倒影出一切，贪婪与欢娱，真情还是假意，戏如人生的黄河路就是上海的“夜太黑”。
场景、道具的氛围感需要体会，配乐就更直接地将人物和观众拉近。当《东京爱情故事》主题曲响起的时候，观众们和玲子一起沦陷，那一秒，大家集体回忆那段“上海人在东京”的日子。与汪小姐相配的《执迷不悔》，两次唱起，每一次都看到有朋友说泪流满面。那泪是为汪小姐流的，也是为她们的青春而流。30年前，谁还不是那样青春，那样期盼。
用玫瑰腐乳配宝总泡饭，找地方约着再吃一次椒盐大王蛇，看看谁愿意和自己分一客排骨年糕，谁吃排骨谁吃年糕。在电视剧上映的日子里，戏下的上海比戏内的上海更热闹。
看到范志毅出演的厂长，大家开始考古他家到底是住在四川北路还是东大名路。看到陈逸飞的弟弟出演玲子的邻居，艺术爱好者开始好奇他手中的那张油画是高仿还是原作；以及好奇至真园大酒楼里的那两张仕女图是从哪个藏家手中借来的，如今价值多少？
每天发现一个话题，每天一段回忆，92年的上海确实花样经足，足到让人回味无穷。那个时候的上海，天是灰蒙蒙的，但人的情绪是跳跃的亢奋的。每个人的身边都会遇到阿宝那样的人，活络能干又有些江湖气；每家也都会有一位汪小姐那样的表妹，砸吧，活跃，有拼劲，每条弄堂里都会有玲子那样去日本打工的姑娘，寄回钞票和冰箱彩电，但永远不知道她们在日本到底做什么，谁也不会明着去问，这是上海人的分寸。大家各自凭着自己的能力努力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带动着这个城市不断更新。那个时候的上海速度、上海高度，也是时代的缩影。
对于刚过去的2023，没有人留恋；可对于1992年的上海，却有太多人在回忆。大家想念着那份努力，那份希望和勇气。2024，对于上海人最贴心的祝福，是祝“每个宝宝，都能有一个爷叔”。在那张图片中，爷叔背影挺拔，个子不高，穿着中山装。如果他不讲上海话，讲四川话的话，他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上海这个城的爷叔，那个春天也在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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