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公益的目标是什么？

友导读

2022年9月5日是我国第七个“中华慈善日”。据日前民政部官网发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1.4万个（其中慈善超市4034个）。全年共有2227.4万人次在民政领域提供了6507.4万小时志愿服务。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1192.5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2013年，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曾说“公益的目标，不是要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放大，呼吁怎么关注公益、怎么给我们开放更多的空间、怎么给我们更多的捐款——这是不够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

王平理事长认为：社会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但我们能成为社会议题的设置者，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但我们能做社会天平上的砝码；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做最好的自己！

备注：本文摘录于《从洞见到创新——友成基金会的灵魂与实践》一书。

对公益慈善背后更深层次不公平的反思

● 为什么慈善家不谈系统性变革

Darren（编者注：福特基金会新会长）先生关于福特基金会战略思考的英文公开信一发表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拜读了原文，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共鸣。后来也在副会长来京的时候，还专门跟他进行了沟通。

Darren在信中提到马丁·路德·金博士辞世前不久写过一段意义深远的话。“善行值得称颂，但慈善家不能因为行善而忘记正是经济不公才使善行成为必要。”他还补充了一句：慈善要解决的不仅是经济不公。我相信马丁·路德·金博士想得更深远。他是在激励我们要看到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探究不公正的根源、人类苦难的原因以及挖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本源（我们自身特权的本源）.......或许是时候该重新构建一套新的捐赠原则了.......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就会承认我们现在对19世纪慈善基础理论的解释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对此深有体会。记得今年AVPN年会上一个观众的提问：大慈善家总是更愿意捐钱做受益人明确、直接的项目，而非投资于社会变革。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改变他们，而是应该探究其中的原因。关键是要想明白，社会变革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的利益来说维持现状岂不更好，他们为什么要支持变革呢？

慈善家是现状的赢家，他为什么愿意改变？如果他们的立场不从自身的既得利益保护上提升到更高的境界，那他们宁可当一个慈善家去施舍，也不会愿意改变社会不公平的利益格局。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一方面，各个基金会和他们所从事的公益事业旨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以及改进造成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这些基金会又依赖这一经济结构才得以生存。这二者即便不是矛盾，它们之间至少也存在着一种张力。

这就是为什么Darren在信中提出，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21世纪财富的“新福音”，即看到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探究不公正的根源、人类苦难的原因以及挖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本源（我们自身特权的本源）。

资本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如果能够有一种社会公平的理想，就会找到这样一条智慧的、把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结合起来的路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价值投资就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积极的新尝试。

——2016年6月4日王平理事长与福特基金会会长吕德伦先生（DarrenWalker）交流其对公益慈善及造成社会不平等根源的反思

● 对慈善基本原则的反思

我们的工作，如资助项目的方式、人员招聘和任务承包规则，甚至是我们对待合作伙伴和资助对象的态度，是否在强化社会的结构性不公？

为什么基金会还有必要存在？我们如何才能构建一个不再那么需要慈善机构的世界？

对个人慈善家而言，很可能也需要问类似的问题：我赖以积累财富的竞争环境还公平吗？现有制度是否特别优待像我这样的人，从而使我们享有更多优势？

今天，不平等日益加剧，人们应及时反思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提出的慈善原则，思考当前的现实以及慈善事业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公开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中一直存在的这种张力——意识到正是这种制度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然后又让特权阶层承担改善这个制度的责任。

——王平理事长个人笔记2016年6月3日

跨界靠的是模式的创新

公益的目标，不是要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放大，呼吁怎么关注公益、怎么给我们开放更多的空间、怎么给我们更多的捐款——这是不够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只是在分配领域里切蛋糕，只是在向政府要权、向企业要钱，然后去给弱势群体撒钱，我们就不是一个价值创造者。我们甚至没有资格谈跨界。

企业CSR和公益项目对接，就是跨界吗？不是。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是跨界吗？不是。就好比一个乞丐，你在大街上要钱，有钱人给你钱了，那你跨界了吗？当然没有。跨界是平等的，不是这样仰视着别人、乞求别人给予的。

那么，我们公益界站在真正第三部门的角度，去替社会承担、替政府负担、替企业分担，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创新，靠的是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和资源，靠的是模式的创新，用这个模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解决问题。

创新的模式你提出来了、架构搭起来了，政策跟着你走，企业的钱跟着你走，这才叫了不起，你就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推动者，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你就具有了和企业、政府平等对话的资格，你才算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整合了资源、参与了社会进程、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和公民社会建设。这就叫Socialimpact（推动社会变革），你才是一个Changemaker（给社会带来改变的人）！

我们在争取权利和倡导理念的时候，要有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度，寻找共赢的途径，而不是成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企图向更大的利益集团分一杯羹。当我们用抱怨矮化了自己的同时，我们的处境只能是更加边缘化。虽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入场券，比如说不用挂靠就可以注册，但是我们却有可能遇到更多的“玻璃门”。

——王平理事长在第三届“新公益嘉年华”筹备会上的即兴讲话刊登于《中国慈善家》2013年12月刊

非公募基金会要会“超越”

● 非公募基金会要有超越权力、超越经济利益的高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力量的觉醒、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非营利组织所代表的第三部门，相对于第一、第二部门来讲是非常弱小的。我们是谁？我们对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政府的区别在哪里？哪些是必须政府做的？哪些是政府做不到、我们能做到的？哪些是市场能做的？哪些是市场做不了而我们能做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就能弄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们应该立足本土，传承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了解历史和中国特色的国情，站在“历史”和“前人”的肩膀上，回应当下的需求，不是“言必称西方”，言必谈“主义”，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活在当下。这种传承和扬弃是我们进行一切创新的土壤和根基，而不是简单照搬时髦的新理念。“我们要到哪儿去”，既离不开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中国建国以来发展的三个三十年的认识。新中国发展的第三个三十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价值是硬道理。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这是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回归。

非营利组织，要有超越的高度，超越权力的高度、超越经济利益的高度，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对于非营利组织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来说非常重要。

——王平理事长在斯坦福慈善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向前中：21世纪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论坛上的主题演讲2015年3月18日

● 关于“超越”的三种诠释

在万花筒般缤纷绚烂的机遇与诱惑面前，公益组织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我们为什么要出发？这就是，在所有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捍卫公共利益，捍卫公平正义。

所谓“超越”就是说公益组织不仅仅追求组织自身和行业的利益，更要以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为目标，否则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

其次，“超越”还意味着公益不能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的、低层次满足社会需要上，要做有效公益、可持续公益就需要创新，需要转型升级。我们追求所谓的“Impact”，不是指公益组织或社会投资者自身的“影响力”，而是如何使我们的行动带来根本而可持续的“改变”，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非公募基金会尤其要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去研究如何创造性解决那些靠政府福利、行政命令以及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三，所谓“超越”还意味着要善于“发现结合部”。颠覆性创新往往发端于边缘地带的结合部。为了更系统、更有效和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非公募基金会还可以采取更主动、更跨界的战略性资助。不但要发现和培育社会创新型公益组织，而且还要善于发现和支持社会创新型企业家的种子，用公益性支持填补他们在最早期缺乏资金支持的空白，以便让商业领域的社会价值投资者承接他们未来在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更大的资金需求。

如果说硅谷早期投资有3F(3F是指Family，Friends和Fool)之说，那么非公募基金会完全可以成为第四个F——使Foundation变成社会创新的天使。

——王平理事长在第六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的开幕致辞《超越·共识：大互联时代非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2014年12月8日

社会创新要发掘和倡导东方文化的价值

美国有各种类型的基金会，他们都有各自的一套理念系统，美国的机制是鼓励慈善的多样化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基金会承担了社会部门研发的职责。公众非常认可基金会的定位，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空间和自由，与政府比较，他们在资金使用上有更多的自由，只要是用于公益领域的，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更高的风险创新项目，把他们的能力和自由转化为自己的责任。这是考察美国基金会留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

在责任之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跨领域和跨部门的合作。慈善机构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从最开始的一种救济型的慈善逐渐转变成社会变革式的更加系统的支持和倡导，还有新兴的社会企业、公益创投，这种跨领域的混合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创新一定是发生在以前没有接触到的领域上，或者是把其他领域以前没有用过的方法、经验借鉴过来，这种跨界、跨领域的合作、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就是促使创新碰撞的一种最基础的土壤。但是跨领域的交流和学习，它的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带来的也是责任的共同承担，这也是创新和责任的联系。

另外，友成在做战略梳理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相关方的访谈和意见的收集，其中有两条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也给我们很大鼓励的，那就是大家对于友成对新公益方向的敏感度，和推动新公益方向和新的慈善方式的努力是非常认可的。我觉得这种鼓励和认可是对我们很大的责任的提醒，所以友成的使命是发现并支持新公益的领袖，探索社会创新的方式，建立跨界合作的新公益平台，创新是友成不变的责任。

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研究，我归纳了几句话：

第一点，是要有时代感，了解现状和背景，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了解我们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对象是什么，知道我们的站位。

第二点，以实践为导向，强调案例研究，找寻更加深入的、自下而上的依据，而不是从头脑中产生的概念和逻辑上的推理，也不是和过去的一种比较。这种比较要特别关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壤，这样的案例的研究和国际上的案例研究的比较，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定位，而且这样比较研究出来的会更有指导性和实践性；

第三点，研究方法的创新。社会创新研究的人要有创新的方法，友成基金会就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倡导组织和支持组织，我们基金会带头用社会创新的方法，通过跨界合作、通过建立社会创新实验特区，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参与形式等等来进行社会创新的倡导和支持；

第四点，是发掘和倡导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要善于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来看待和研究互联网的新经济时代带来的巨大的变革，预见某些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不是被动地研究它、顺应它，而是要有一个预见性的主导、引导，这是社会精英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

基金会、NGO、学界为了给政府提供好的政策支持和智囊的作用，我们应该有责任在文化价值上、在价值观上给予把握。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从金融海啸以来越来越被怀疑，我们不能再向西看了，我们要回来，研究我们东方的文化价值，这方面的指导要渗透到我们的研究中去。

——王平理事长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研究的思考2010年

社会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但我们能成为社会议题的设置者，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但我们能做社会天平上的砝码；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做最好的自己！

——王平理事长个人笔记2015年7月10日

END

版面 / 责任编辑：李兟

总编辑：也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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