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是一个假问题

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蔑视那些满口自由平等的法国公知：

“尽管世袭财富和地位被俯首帖耳的谄媚者和盲目的、卑贱的权力崇拜者过分的偶像化了，但是它们却被那些任性、傲慢、目光短浅的哲学花花公子的浅薄思辨过分草率的轻视了。一些体面的、规范的卓越对于出身的偏爱（不是排他性的独占）并不是不自然的、不正义的，也并非是不明智的。”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

贱人历来崇拜权力和金钱，正如坏人历来与财产权为敌。把马云叫爸爸，把王思聪叫老公，整日钦羡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拜金（权）主义文化就是柏克所厌恶的盲目与卑贱；喜欢与财产权为敌的公知则是柏克所鄙夷的“目光短浅的哲学花花公子”。

表面看起来，整日强调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的公知和整日把官员和富豪叫爸爸的贱人们截然不同，其实，后者恰好构成了前者理论的民意基础。当公知批判贫富差距、阶层固化之后，贱人们要么为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投票，要么在煽动下逼迫富人捐款甚至打土豪分田地。柏克用“盲目”一词来形容贱人们的无脑行为，盲目，意味着等待他们的不会是公知们许诺的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而是悲哀的结局。

朝鲜是一个真正阶层固化的国家，但并没有人谈论阶层固化。恰恰相反，在那些阶层不固化，有一些自由甚至非常自由开放的国家，人们特别热衷于讨论“阶层固化”。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取得世俗的成功，但是成功者永远只是少数。这一方面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总是通过攀比来定义成功。一个人在A国被迫害，偷渡到B国端盘子，他的孩子毕业后当了工人，他的孩子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成功吗？还是会愤怒于“阶层固化”？一个人在乡下放羊，他的孩子外出打工每月三千块，他的孩子会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还是会愤怒于“阶层固化”？

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在市场内谋取生存和发展，“食税阶层”虽然人数庞大，但并非这个世界的主流。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们的财富在市场中不断的发生变化。有人创业，有人失业，有人发财，有人破产，这样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阶层本身难以固化，尤其是放宽时间长度来看的话。至于出身更好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只是一种常见现象，并非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本身意味着公平而非不公，否则无数父母奋斗是动力是什么？如果企业家的孩子和乞丐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起点，还有多少人愿意辛苦储蓄，花大力气教育小孩？

政治领域与商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但即使政治领域，反对阶层固化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人有机会靠着在战争中砍人头获得权力地位；明清时代，人人有机会靠着科举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人人有所谓的被选举权，成为掌权者去搞政治。但这些真的有益于世界吗？还是在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当我们愤怒于朝鲜之类国家的阶层固化，我们是在愤怒什么？愤怒自己不是金X胖？还是愤怒于那种体制？

邪恶唯一的问题就是邪恶本身，并不是它可能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邪恶会带来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就像种族灭绝、大屠杀会带来恐惧，但问题不是恐惧，而是这些邪恶本身。知识分子的研究，常常反客为主。

和“原生家庭”一样，“阶层固化”能减轻人的心理压力，可以把自己的失败归于“我没有一个好爸爸”，让大众一瞬间减少了自责，轻松了很多。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正确归因。阶层跨越本身也不应该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追求目标。教育和文化应该鼓励人接纳自我，超越自我，而非跨越阶层。范进中举当了官员，是阶层跨越了，可这不就是大清朝增加了一个可耻的食税者吗？对于整个社会有何益处？

“一些体面的、规范的卓越对于出身的偏爱（不是排他性的独占）并不是不自然的、不正义的，也并非是不明智的。”——这就是知识分子们愤怒之极的继承现象的积极意义。财产、品德、技能、思想、名声越是有益于后人，人们就越有动力去获得他们。出身如果被看重，为子孙考虑，人们就会更减少胡作非为。

柏克支持继承前人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反对“排他性独占”。“排他性独占”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暴力垄断，政治暴力垄断某些领域（可能是商业，也可能是政治和文化），其他人没有机会进入这些领域，也就缺乏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里的问题并非“阶层固化”，而是暴力垄断。知识分子动辄呼吁呼吁暴力垄断者——国家来改变“阶层固化”，还有比这更南辕北辙之事吗？

和“阶级剥削”、“阶级斗争”一样，“阶层固化”也是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个假问题。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声名地位、情怀实现等），知识分子，总是热衷于创造新概念，煽动民意，哗众取宠，来满足自己的虚荣。他们往往不是医生，而是疾病，却每每以医生自居。

这是一种僭越，也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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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来自：齐亮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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