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真的能封杀谁吗？

删改重发版，本文原题为《微信能封杀谁吗？》。

媒体人的语言腐败远甚于普通读者。《微信全面封杀三款社交APP》这样的标题在小学语文老师那里会被判为病句并被责令认真抄写“封杀”一词的字典解释，在媒体人那里却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表述。

两百年来，媒体人似乎始终没有搞清楚商业和政治的区别，他们把商业权力和政治权力混为一谈，把商业领袖称之为“钢铁大王”“石油大王”，把自由竞争形成的垄断和凭借暴力达成的垄断混为一谈，把大企业和大政府一样视为自由的威胁。

野心勃勃政客更是擅长指鹿为马，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看看促成了1890《谢尔曼反垄断法》的谢尔曼议员的讲话：

既然我们不能赞同作为政治权力的国王存在，我们就不能赞同一个控制生产、运输和经销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国王存在；既然我们不能屈从一个皇帝，我们也就不能屈从于一个阻碍竞争和固定了商品价格的皇帝。

在那个轰轰烈烈反垄断的年代，美国最好的企业被反垄断法强行拆分，最杰出的企业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这样的行径竟然被媒体人和学者视为文明的胜利。可见白左文人的笔比婊子的牌坊更不可靠。

回头说微信。

生产薯片的企业不会同意竞争对手在自己的包装盒上打广告，普通人可以禁止自己厌恶的人进入家门。这样的行为到底有什么问题？我禁止某人进入我家，难道就是我封杀了某人？

正义不能超出产权之外。微信是腾讯公司的产品，他当然有权力拒绝任何竞争者在自己的地盘经营。这不叫封杀，这是经营的自由。什么是封杀？禁止一项产品在一个国家销售，这是封杀；给企业贴上封条，把企业家关进监狱，这是封杀；这个省禁止卖那个省的烟草，这是封杀；大明王朝禁止走私，把走私者视为倭寇残酷镇压，这是封杀；大清帝国禁止自由思想，诸多书籍不能出版，出版了还要销毁，这是封杀。台湾当年禁金庸的小说、某地当年禁邓丽君的歌，这些都是封杀。

封杀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或者充满歧义的词汇。封杀指向的是一个人的自由，正如屠戮指向的是一个人的肉体。这样严峻的词汇并不应该通过修辞游戏予以玩弄。我禁止在我的房间播放艾薇儿的歌和我作为统治者禁止国民听艾薇儿的歌听起来似乎有一点相似之处，但头脑正常的人不会把两者混为一谈。

一旦我们搞不清楚产权的边界，搞不清楚权利和权力的区别，“自由即奴役”就不再遥远。一个人当然可以禁止别人在自己的私人物品上不能怎样怎样，唯一的道理就是：这是他的。正如一个公司也当然可以禁止自己的产品上出现某些内容，唯一的道理也是：这是他的。

产权就是最基本的伦理。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吗：我们可以在属于别人的空间和产品上为所欲为？

为了保护产权，才会有墙。有头脑的人不会把防盗门称为对他人的“封杀”，正如不会把私人围墙和柏林墙混为一谈。用言辞把拒绝的权利与暴力的侵权予以混淆，意味着对某些悲惨事实的轻薄。

被《反垄断法》不断折腾的洛克菲勒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申辩：

当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它一片混乱，是我制定标准提高效率，当我把光明送到千家万户的时候，人们没有抱怨；当我创造出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的时候，人们没有抱怨；当我出口原油为国家赚取不计其数的外汇时，人们没有抱怨，现在你判我垄断，但我视它为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则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样分析“垄断”：

一个企业是否是垄断的，完全看它是否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与政治概念上的垄断相比，经济概念上的垄断就显得很有误导性了。因为它混淆了不同的事物，如把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和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都归于“垄断”。

如果利用反垄断法对这些大企业进行打击，实际上就是在摧毁市场的秩序。

读经济史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假设：如果没有反垄断法，没有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会需要把经济衰退缺乏就业归罪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吗？美国的伟大在于它的自由，其他国家需要学习的，显然不是它的商业管制。

那些管制才是真正的糟粕、真正的垄断与暴力。没得商量，没有选择，国家暴力的机器打着某些冠冕堂皇的名义，拆分你的企业（美国当年反垄断拆分了不少大企业），侵犯你的财产（西方当代反垄断的主要形式是巨额罚款），限制你的经营自由。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真理的产权阐释就是：这是我的财产，怎么处置或利用，我说了算。如果自己说了不算，统治者和执法者说了才算，那就是奴役和侵权。世界上最邪恶的事，就是侵犯别人自由使用财产的权利；世界上最肮脏的竞争，就是呼吁权力之手来管制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新产品的发布会上，罗永浩看到自己的产品被微信“封杀”，称中国的反垄断法与不正当竞争法还不完善。我也曾是罗永浩的粉丝，但这么多年，我从未像这一刻这样厌恶他。

微信允许哪些APP在微信分享，不允许哪些APP在微信分享，这是一家企业最起码的经营自由，不应该被权力干预。如果动辄呼吁权力来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等待我们的，将是万劫不复。

——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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