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
今天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生日，讲一下他的人生故事。一个遗腹子，在牛津接受的是老师们敷衍了事的糟糕教育，他如何通过自主学习成为一代宗师？一个体弱多病书写困难的作者，如何写出影响后世的两部煌煌巨著？晚年的斯密为何要执著于烧掉自己的大部分手稿？他的工资那么高，收入都去哪里了？
他的头像被印在20英镑的背面，每个人都在教科书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在微信文章里接触过他的名言。他的作品，给我们以知识；他的人生，则给我们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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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一生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小镇。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前5个月就去世了。
斯密童年时最惊险的一件事，是三岁时差点被一群补锅为生的吉普赛人拐走。幸好叔叔追上了这些坏人，救下了他。
他从幼儿时期就体弱多病，腹绞痛伴随他终生。斯密后来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有一句相关描写：“没有疼痛比这更剧烈了。”
因为健康不佳，其他小朋友玩曲棍球之类激烈运动的时候，小斯密只能去散散步。
从孩时起，斯密就有一个保持终身的独特习惯：在独处和无人时喃喃自语。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生命的终点，而这只是引起当时人们好奇的注意，并没有遭到嘲笑。斯密对书本的爱，以及超强的记忆力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1740年，17岁的斯密骑着马前往牛津大学读书。当时牛津的教学很糟糕，老师们上课毫不用心，敷衍了事。斯密吐槽说：“在牛津大学，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都已经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装一下都不愿意。”
多年后斯密用经济学思维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认为是缺乏竞争的缘故。
糟糕的老师并不能阻挡一个人接受最好的教育，图书馆里的每一本经典都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斯密如饥似渴的专心阅读了6年，希望能“熟悉所有那些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们的习俗、行为方式和思想的作品。”
因为读书太过刻苦，忽视了身体锻炼，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损害，出现了四肢疼痛、皮肤疾病、身心失调。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素质本身就太差了。
刻苦学习的过程中斯密还受到过训诫，因为他读了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书籍：《人性论》，这本书被没收了。斯密后来和这本书的作者——哲学家大卫·休谟成为了终身好友。大学毕业后斯密去了爱丁堡大学教书（没有编制），他的讲座特别精彩，“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听众”来旁听，这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这些讲座是收费的，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斯密一场讲座的收入胜过平常一个人一年的系列讲座，这一点甚至令休谟在信中赞叹。讲座的成功让他在1751年当选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他于1748年发表的关于修辞学的演讲成功的吸引了约100名有影响力的付费听众。”斯密作为教授的收入部分来自学生缴纳的费用（每堂课1.5个基尼金币），部分来自大学工资。斯密先后教授逻辑学、法学、伦理学，（那时候还没有经济学这一学科）他是以提出两个问题来开始他的伦理学授课的：什么是美德？是什么促使我们想要成为一名具有美德的人？斯密的课很精彩，不过他反对学生在他的课堂上记笔记。因为他担心有人会将他的授课内容转录成文字出版。当他看到课堂上有人在做笔记时会警告对方：“我憎恶那些随手涂鸦的人。”
他还组建了文学学会这样的学习社群，也参加了许多社群。比如政治经济俱乐部。这些社群对斯密的学术发展和后来创作《国富论》提供了很大帮助。（你用好自己的社群了吗？）一位群友回忆说：“他是我见过的在人群中最心不在焉的人了。置身于一大群伙伴之中，他总是嚅动着嘴唇、自言自语，面带微笑。如果你将他从冥想中叫醒，让他就某一话题参与讨论，他会立即开始一段充满哲思的高谈阔论，直到他告诉了你关于这一话题他所知道的全部后才会停下来。”1759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出版，这是一本伦理学著作，不仅包含了他在道德问题上的系统论述，还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思想。“看不见的手”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后来的《国富论》和这本书虽然主题不同，但一脉相承。很多人误以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对立的，市场和道德是对立的，这是对斯密的误解，造成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读书，只是通过书名进行臆测。
斯密是法学博士，经常被人们称为“斯密博士”，不过他并不看重自己的头衔。他要求出版商在《道德情操论》第三版的扉页上简单的称呼自己为亚当·斯密，不要在姓名的前面或后面添加任何头衔。《道德情操论》在当时是一本畅销书，伦敦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都人手一册。这本书还让斯密受邀成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陪同其到国外游学。这份工作薪水丰厚，还可以顺便去旅游。游学期间的观察与经历为斯密后来写作《国富论》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776年3月9日，《国富论》正式出版，标志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创立。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一条简单的原理：“劳动分工创造财富。”他还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如果政府的开支能够以其他方式加以支付，那么所有的进口税、关税、消费税都应该取消；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都应该在这里实现自由贸易。”晚年的斯密担任了海关官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打击走私。相反斯密对走私犯不乏同情，他认为普通的走私犯“在任何方面，都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公民，如果国家的法律没有把大自然从未视为罪行的行为定为罪行的话。”和公爵的家庭教师一样，海关官员也是一份高收入的“好工作”。斯密将他很大一部分收入以秘密的方式捐赠给了他人。嗯，他不仅是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一个低调的慈善家。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去世。当时的人们评价说：“那些能够像斯密一样，在生命临终时反思，自己这一生是为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而活，是为启发明智、为传播和平、自由、美德的福祉而活的人是幸福的。”亚当·斯密的头像印在20英镑的背面，正面是英国女王年轻时的头像是只有小时候很困难吗？NO，而是终其一生都非常困难。写作是个体力活，而斯密从小体弱多病。他的书写缓慢而吃力，就像一位无法流畅书写、也不喜欢书写的小孩子的笔迹一样：“斯密一生都保持着一种大大的、小学生字体的笔迹，他觉得书写方面的操作很困难，写作本身对他而言好像总是一个问题。”
《国富论》的写作进展就非常不顺利， 资料纷繁，思绪杂乱，时间不足。而且光靠自己写显然太慢也太难了。斯密找到的方法是雇抄写员记录，自己口述；或者让抄写员誊抄自己笔迹糟糕的草稿。抄写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还能帮他组织文章。写作效率大大提升了，这正是对《国富论》中提出的劳动分工原理的精彩运用：“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是站着口述的，并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他一边口述一边拿头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来回蹭。他假发上的润发油在墙上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一直保持在那里，直到墙壁被重新粉刷。”思绪的杂乱，身体的病痛，一再耽搁着《国富论》的创作，各种杂事也占据着他的时间。他哀叹说，我看不到有哪一天能完成这本书的可能。
因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忧虑到死都没法写完《国富论》。斯密指定好友大卫·休谟为自己学术遗嘱的执行人，托付他处理自己的所有文稿，把《国富论》出版，其余的全部烧掉。
大卫·休谟是著名的哲学家，当时英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作为老朋友，休谟也是那个一直写信督促斯密赶紧写完《国富论》的人，他像唐僧一样喋喋不休的催促斯密赶紧写完，对斯密的任何拖稿理由都拒绝接受：“我不会接受你任何健康不佳的借口，我认为这不过是你因为懒惰和喜好隐居而找到的遁词。”《国富论》的写作用了10年。到了1776年2月，休谟已经65岁，癌症折磨着他的身体，他感觉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了。《国富论》迟迟没有出版，令他感到焦虑。“休谟并不畏惧死亡，但是他所不愿的只是失望的死去，不愿带着永远无法再见朋友一面的遗憾，或无法目睹亚当·斯密呕心沥血多年写就的著作的遗憾死去。”1776年3月9日，《国富论》正式出版。斯密因为这本书被称为经济学之父。200多年来，它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普通读者。斯密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写作者，他的生前一共也就出版了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书他反反复复的修改，不断的出修订版。《道德情操论》修订了5次，《国富论》修订了两次。六十多岁的时候，斯密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他还在反复修改自己的书。腹痛，手抖，都使得他越来越难以动笔，越来越力不从心：“我想我已处于风烛残年了，我毫无把握是否能活着完成其他几本我计划中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著作。我是一个写作速度非常非常慢的人，我所写作的内容总是要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至少达五六次以上，才会让自己稍觉满意。”“我原打算做更多的，我文稿中的一些素材，本可以得到很好利用的，但是，现在都已为时过晚。”这是一个写作者的遗憾。在晚年，斯密的另外两部作品《文学、哲学、诗歌和口才的所有不同分支的哲学史》和《法律和政府的理论与历史》的材料已基本齐全，但他没有选择去完成新书，而是把时间投入在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旧作的修订上。斯密说，“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我想，就是让我已经出版的那些‘作品’，能在我身后出于最好最完美的状态。“死亡将近时，斯密已经没有力气烧毁那些未完善的文稿。他担心这些不完善的文稿在他死后被不负责任的出版，影响自己的名声，所以一再叮嘱遗嘱执行人要烧掉它们。他的学生斯图尔特认为：“斯密担心未完成的作品没有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观点表达到位，从而非但不能澄清反而是遮蔽了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真理。”在斯密去世近200年后，思想史学者伊恩·罗斯撰写了《亚当·斯密传》，这是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本斯密传记，中文版厚达近八百页。罗斯写这本书用了近二十年，传记出版后又用了十年时间来修改，直到2010年出版第二版。这时候的罗斯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他在第二版的前言中回顾说：“激励我着手《亚当·斯密传》第二版工作的，是斯密面对年高体弱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时，于1788年3月5日写下的一句话：“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我想，就是让我已经出版的那些‘作品’，能在我身后出于最好最完美的状态。“正如斯密所愿，他把最好的作品留给了这个世界。他的著作和他的写作生涯也启迪着后来者：该如何去创作，以及如何通过创作去追求真理和完美。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中盼望着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中获得。我们不是让自己诉诸他们的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爱之心。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在不同职业表现出来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英国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对外贸易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如果政府的开支能够以其他方式加以支付，那么所有的进口税、关税、消费税都应该取消；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都应该在这里实现自由贸易、自由交换。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丰厚的回报激励人们多劳，因此令普通人更加勤勉。劳动工资是对勤勉的奖励。勤勉，和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随着所受到的奖励而增加。……我们会发现，工资高的劳动者比工资低的劳动者更活跃，更勤勉，更有效率。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不公是一种古老的罪恶，我担心：按照人类事务的性质来看，这种罪恶是不会消失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全的自由和完美的正义就不能繁荣昌盛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一个人如果一生都在重复一些简单的操作，而这些操作产生的结果很可能也总是相同或者相似的，那他就没有机会思考，也没有机会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寻求解决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遇到困难。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失去了努力的习惯，变成最愚蠢无知的人。幸福和痛苦的感觉完全存在于头脑之中，所以更多的依赖于健康或者不健康、健全或不健全的精神状态，而非身体。人生的痛苦和无序似乎主要来源于高估了各种永久性情况之间的差别：贪婪高估了贫穷和财富之间的差别，野心高估了私人身份和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高估了默默无闻和身名远播之间的差别。无端的指责即便对于极度坚强的人来说，也往往会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情绪不幸一落千丈，交往和谈话在恢复情绪平静方面则是最具威力的灵丹妙药。一个没有骨气、屈服于屈辱，而不去试图反击或者报仇雪恨的人是可鄙的。科学是狂热和迷信这两大毒药的解药，当上层社会的人们不受其毒害时，下层人民受到毒害的机会也不大。伟大的艺术家总能感觉到自己最好的作品的真正不完美之处……他尽己所能的去模仿自己头脑中的完美构想，却绝望的发现永远无法达到。只有低级的艺术家才会对自己的作品完全满意。大部分不幸源于对自己幸福的不自知，不知道自己静静的坐着就可以很满足。我们对地位较高的人的谄媚，更多是源于我们对他们处境之优越的羡慕，而非源于我们自己期待从他们的恩惠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的恩惠只能惠及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几乎会引起每一个人的关心。
资料来源：
02.（英）乔纳森·柯林《“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传：关键生活》03.（美）托德·布赫霍尔茨《天才的回声：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0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