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之争之二：背后如斯

    中新网1月28日电 日本文部科学省1月27日决定，修改日本初中和高中“学习指导纲要”解说书，写明韩日争议岛屿和钓鱼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本次全面修改原定于2016年进行，中途修改的做法十分罕见。

   在此背景下，校长传媒摘录两篇文章，以求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讨论。

为何右翼史观教科书难推销

日本有8家历史教材出版社，除右翼扶桑社出的历史教材外，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这7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历史教材内容和历史观基本一样。日本教科书的选择权不在文部省手中。

公立学校（县、市办的）由各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国立、私立学校则由校长拍板。出版右翼教材的扶桑社是新批准的一家，采用数最低，2001年时，使用学生为500多人，全部为弱智学校学生，到今天也只有1300人使用，约占0.06％的比例。

东京书籍版的历史教科书是目前日本采用率最高的教材。这本尺寸杂志大小彩色装帧的教科书，内容部分正好200页，相对中国初中历史教材，版式更为讲究照片、图表与文字的交叉运用，用4位小学生的漫画插入提示，更易为学生接受。

内容有相当多篇幅涉及中国，古代部分一开始就提到中国对日本历史的影响。到了近代的篇幅更大，“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节用的是中国国内一幅“五四”运动宣传画，“南京大屠杀”出现在日中全面战争中，未提及人数，但在左侧的注脚中有“此事件国际上称为南京大屠杀，日本广受谴责，但国民并不知道”字样，关于抗日战争，此书中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节。

右翼教材广受抵制，大体印证了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千叶明的说法：日本教育界长期为左翼知识分子占主流，其代表组织就是“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本有政客称其“完全是共产党的红外围”。左翼思潮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东方的传播就是从日本开始的，二战期间日本大学里甚至有“男生出门必夹一本马克思，女生出门必夹恩格斯”之说。

历史教科书两种史观的较量，背后是部分日本政、财界的右翼势力与左翼教育界两大力量的较量。扶桑社右翼教材被审定通过，是日本文部省想方设法配合右翼势力“平衡”掉日本教育界左翼的和平历史观。但各地的教育系统却掌握在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手中，比之5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教育界近年对右翼历史教材的反应要更为激烈。

“南京大屠杀”曾消失20年

今天，日本7家使用最多的历史教科书中，均有“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但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全部都删去了此项内容。

据战后《波茨坦宣言》、《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取消了鼓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教育内容，实行地方分权的教育制度，禁唱“君之代”歌，拟订了《战后教育基本法》。为肃清皇国史观余毒彻底杜绝军国主义的土壤，历史教科书奉行的是彻底反省战争的宗旨，都能客观理性地记叙历史。

但由于冷战需要，美国占领军未彻底肃清旧日本的官僚阶层，到了1955年8月，执政的民主党（自民党）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存在严重的赞美马列主义“偏向”为由，要求加强教科书审定，大量有关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罪行和战争期间日本国民反战的记叙被删除。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全部从教材中消失。

这种情形直到家永三郎发起“教科书诉讼运动”，裁定文部省“干涉过度”才得以改变。

但是，1979年自民党“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再次攻击教科书的存在“偏向”问题，文部省对已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也提出“参考意见”，以“勘误”的方式强制更改教科书内容。1982年，送审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全部遭文部省篡改，“侵略”被改为“进出”，1983年，“731部队”的内容被文部省删除。1980年代的教科书问题引起亚洲国家关注，中、朝、韩都为此提出强烈抗议。

一个人向国家的宣战

迫使日本文部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大幅让步，使和平反战史观成为日本学生历史教材的主要宗旨，必须要提到家永三郎历时32年的“教科书大诉讼”。

1958年，滩尾弘吉任文部大臣后，文部省用审定程序启动了对日本教科书的重大修改。1963年，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被定为“不合格”，并在1964年提出300多条意见，要求删除书中关于日本侵华的部分段落。

为此，家永三郎分别于1965年、1967年、1984年3次提起教科书审定诉讼，以“国家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起诉政府，并控告日本政府隐瞒历史真相。这是场过程异常复杂的诉讼，它消耗了家永三郎后半生的全部精力，51岁的家永三郎在第一次诉讼前，召集家人表示即使他死去，家人也要把官司打到底。家永诉讼在日本学界和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和支持，成立了各种后援会进行支持，而文部省则成立“保卫教科书会”进行对抗。

1970年7月和1977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对家永的第一、第二次起诉作出的判决，未达到家永要求判定文部省审定“违宪”的目的，但此时已迫使文部省开始大幅度收敛肆意删改审定教科书的行为。

1984年，家永就1980年代日本政府审定的历史教科书的删改提出的第三次诉讼终于在1997年8月获最高法院裁定：长达32年的诉讼以部分胜诉而告终，基本实现了家永三郎的主张。

32年的诉讼过程中，家永没有缺席迟到过一次庭审，从51岁打到83岁，这是一场一个人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战争，到了晚年，他的体重仅有38公斤。

日本通俗历史读物值得注意

日本右翼加强历史教科书阵地的争夺，有年轻人对历史知识接受渠道变迁的社会背景。随着战争一代的老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对战争期间的历史更多来自教育。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调查统计，1999年日本高校生的战争历史知识从老师那里获得的超过90％，而1991年只有62％。历史通过书本而不是上代人的身传，使得教科书问题比过去更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扶桑社的右翼教科书在日本被广泛抵制，但因为它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广泛争论和抗议，反而引发公众好奇而成为畅销书。在学校，这书的选用始终无法超过1%，但在书店却卖出了数十万册，成为成年人的读物。

另一个问题是，在公众注意日本历史教科书动向的同时，通俗历史读物却被忽略。事实上，日本通俗历史读物带来的问题要远比一千多本右翼教材在残疾人学校使用更为严重。

我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的书店注意到，美化侵略和为皇军翻案的书并不鲜见。尽管日本揭露侵略暴行的书占多数，但这些书多是严肃的读物，而面向年轻人的书中有不少是完全在鼓吹“皇国史观”的。

最典型的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理事小林善纪的作品。作为漫画家，小林的《台湾论》、《战争论》图文并茂，非常对学生的口味，我在几家书店都可看到他的书。依我之见，这些书的吸引力要远大过历史课本。

（作者：黄章晋）

（摘自2005年4月6日《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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