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

文|书虫625的博客

李镇西老师《李希贵为我撑伞，何罪之有？》博文中，有一段与李希贵老师谈论教育问题的对话，颇有深意。李希贵说：“莫言和他哥哥经历的对比，真是打了中国教育的耳光！”李镇西问为什么，他说：“前天我还和莫言两兄弟一起吃饭，我在高密一中做校长时，莫言哥哥是副校长，文笔非常好，但缺乏莫言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为他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而莫言，小学只读了四年半，便辍学了，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拿到。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自由自在，最后才能写出那么好的作品。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要压抑孩子的个性，不要扼杀孩子的天赋。”

石破天惊的大实话。莫言的哥哥因为在学校读书的时间长：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虽然文笔很好，但是却没有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写不出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好作品。而莫言则不然，他只读了四年小学，在学校读书时间短，个性和天赋没有被压抑扭曲，因此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作为教育领军人物，李希贵“我们的教育，不要压抑孩子的个性，不要扼杀孩子的天赋”那句话，客观委婉地批评了现行教育体制弊端。

长期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和有良知的教师，深切认识到应试教育对学生成长的种种危害，他们期盼能够对教育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保护护学生的个性和天赋，给学生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这样，既给学生放飞理想打开了樊笼，也给老师教育教学紧绷着的“弦”缓解了张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向人传送生命的气息”。这话醍醐灌顶，学校教育就是关注学生成长，向学生传递成长的正能量。泰戈尔说：“培养学生面对一丛野菊花而怦然心动的情怀”。这种情怀就是关爱生命成长，维护美丽多姿的成长态势。一个对自然万象和社会生活无动于衷的人，不会成为治世济民的英雄豪杰，一个对生命冷漠无情的人，不能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领军人物。教育名人姜晓东对学校教育的定义是：“教育即成长，学校即自然”。这话准确地诠释了教育的特性和终极目标，与李镇西、李希贵等教育大家的见识如出一辙。不管他们振聋发聩的呼声能够改变多少教育现状，但至少给沉闷压抑的应试教育带来一片春光和美好的希望。

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要求教育以宽容的姿态和发现的眼光对待学生，不断发现和保护学生的成长个性，教育行为必须符合学生成长发展规律，贴近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实践：提供优良舒适的成长环境，尽量使各种生命都得到健康茁壮的成长。如果人为地更改或者破坏这个成长规律，过多干预教育发展形式和走向，片面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无异于揠苗助长，扭曲学生的理想诉求，蛮不讲理地强行决定学生的兴趣爱好，影响学生的成长结果。

客观老说，教育需要对学习状况、考试成绩和升学概率进行研究，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要尽可能地让学生在“学会学习、学会考试、取得高分”的同时，能够结合每个人自身的实际需求，提供具有个性发展的教育环境，也就是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状态、成长方式和成长目标，培养学生终身发展的能力。在给学生书本知识的基础上，再尽可能多地给他们书本外的知识，让学生吸收更多的养分，成为既有学习能力、考试能力，又有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但不幸的是，现在的教育沦为高考取仕的工具，一直在追求分数的高速竞争轨道上运行。很多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被迫参加各类培训班，就是为了考试取得高分数，能在各种选拔性考试中脱颖而出。学校为了考试名次和升学率，被迫推行题海战术和熬油策略，力求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榨取学生的体力和智力，考出高分数。学生被整齐划一地反复训练着各种应试技能，变成了学习文化课和应试的机器。教育背上沉重的社会功利的包袱，学校被潜规则禁锢束缚，学生被考试分数捆绑住手脚，就会离教育宗旨和终极目标越来越远。

由此看来，教育教学改革任重道远，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当老师的依靠个人的力量革除弊端痼疾，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们可以在教学工作中为实现这个教育终极目标尽绵薄之力：不排斥考试分数不好的学生，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的成长高度和姿态，在致力于获取良好考试分数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学生的个性和天赋，给学生保持兴趣爱好提供必要的方便，使各类学生都得到幸福快乐的成长。千万个老师自觉行动起来，虽然不能彻底改变教育现状，不能左右滚滚向前的教育车轮的走向，但作用和意义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

（本文为作者原创，如有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

李希贵为我撑伞，何罪之有？

文|李镇西（四川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成都市武侯区新教育实验区办公室主任）

标题显然是个噱头，和下面的内容完全文不对题。

因为我上半年写过一篇很火的《学生给老师撑伞何罪之有》，我想借势也让我这篇破文章“火一把”。现在都兴这个，你看，雷夫的新书原名是《说给老师们的真心话》，多好的书名呀，可出版后居然改成了《56号教室的奇迹③》。所以，我这样取标题也算是遵循“国内惯例”了。

不过，希贵给我撑伞却是真有其事。就在刚才傍晚的时候。让我慢慢道来。

去年，武侯区教育局潘局长托我请李希贵来作报告，结果希贵居然“断然拒绝”，理由是“我一般不外出讲学了”。我一听就不高兴了：“你一般不外出讲学，可‘二般’还不行啊？你就没个例外啊？”越想越火，哼，白跟你“同居”了！虽说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啊，何况还不是一日，而是好几天呢！

今年上半年我再次厚着脸皮央求他：“给我个面子吧！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吧！我给别人说，我能请动李希贵，人家都不信，说：‘你就吹吧你！’你看，如果你真的不来，我哪还有脸在这个世界上活啊？不如死了算了！”也许希贵怕“出人命”，进而影响中国的稳定，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了。

于是，今天他驾临成都，而且一见面便给我一个热烈的紧紧的让我心颤的拥抱，还给我带了点“土特产”，并请接待他的老师放在我车里了。然后与我共进晚餐，领导还安排我坐他旁边，哦哟哟，这是真的吗？我简直晕乎乎的啦！

晚餐完毕，希贵说：“镇西到我房间聊聊吧！”我再次受宠若惊，就像多年的宫女终于等来了皇上的临幸，不住地说：“好好好！”伴之以频频点头，宛如鸡啄米。

走出酒楼，天正下着小雨。我撑着伞罩着希贵，步行回他下榻的酒店。他抢过伞非要给我打。我主他客，显然不妥。但我没和他争，毕竟他个子比我高。他撑着伞和我在雨中缓缓步行，还拿出手机让同行的老师拍照。然后感叹道：“你看你刚到教科院，便有人给你撑伞了，而且还是校长给你撑伞，难怪你连校长都不当了，愿意去教科院。中国的官本位由此可见一斑。”我略有不安，心想，我在教科院也就一普通工作人员，但是呢，那毕竟是“教科院”啊。这么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

进入房间，没有一点过渡，我们很快便进入教育的世界。

他问我不做校长做什么，我说思考，研究，带徒弟……他说“好好”。我们聊到学校的一切都应该“目中有人”，而这个“人”不是抽象的“学生”，而是“每一个学生”。我说：“如果现在问一些校长，办学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可能会想到‘质量’，想到‘理念’，想到‘规模’，想到‘模式’，想到‘特色’，想到‘品牌’……唯独没有想到每天面对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学生！”希贵深以为然。我给他讲到我所在的武侯实验中学大门上的校名是我校学生题写的，他特别赞赏：“这就是文化！”

我谈到一些学校是这样学十一学校的：“把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块，同时把最优秀的教师也集中到一块，然后搞所谓‘走班制’改革。”希贵说：“那不行！这和走班制没什么关系了！”我说：“是啊！其实，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老师，升学率肯定很高的，哪还用得着什么‘改革’？这是典型的假教育，假改革！”

又说到教育公平的问题。希贵特别反对在高中搞所谓的“重点中学”，而且还将重点中学分为三六九等，因为分等，收费还不一样。“这样只会把校长引偏，远离真正的教育！”他说。我说：“四川省搞什么国家级示范校，就是个荒唐事！教育部从来没有评选过什么‘国家级示范校’，所以四川省的国家级示范校都是省教育厅授予的。既然是‘国家级’，为什么不是教育部授牌呢？”桌上的周院长说：“所以，现在改成评等级，一级示范校，二级示范校，等等。”希贵说：“评等级也不对，这是人为拉大教育差距。”又谈到现在许多学校办学规模越来越大，班额也越来越大。我说：“一次我去某地讲学，问起当地的班额，回答是，我们这里最近几年都搞小班化教学了，我问‘小班化’有多小，回答是‘也就九十多个’。我大惊，九十多个还‘小班化？对方说，以前一个班都是一百五十多个呢！”希贵也认为，学校不应该越办越大。我说：“可现在都追求集团化办学，所谓‘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今年我的政协提案就是建议把学校办小一些。什么叫优质教育，把学校越办越小，自然就‘优质’了。一个班三十来个学生，老师能够一一关注，走进心灵，教学个性化，还不优质吗？”

我谈到成都的先锋学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可以真正的因材施教。“但是，有人说，这样的学校没有可复制性。”希贵说：“这种思维是不对的，为什么一定要复制呢？教育就是要多元嘛！”我说：“是的，现在有些人的思维就是，什么都应该像农业学大寨一样，出来一个东西，马上推广到全国。而教育，本来就应该给老百姓多种多样的选择。”

希贵特别不赞成“经营学校”：“所谓‘经营’，就是把学校当企业，这就不是办学校了，是出不了教育家的。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校，是经营，所以出不了教育学。倒是在那些偏远地方的学校，夏山学校啊，巴学园啊，能够出教育学，出教育家。”我说：“我想到上世纪，中国许多大教育家，都是在中国最贫穷最偏僻的地方办教育的。反过来讲，你的十一学校能够在京城，在皇城根下搞教育改革，真是不容易不简单啊！”

我说的是实话。对希贵的为人，还有他的思考，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才华……我发自内心的敬佩。我多次公开说过，在我有限的视野内，我特别敬佩三位学校管理大师：李希贵、程红兵、卢志文。我对希贵说：“你的文字朴素而生动，深入浅出，从大家司空见惯的想象中发现教育的真谛。最近在外面讲学说到读书，我老爱说两句话：‘老师要读王栋生，校长应读李希贵。’”

谈到“教育家”的话题，我俩都认为，教育家的诞生，有赖于宽松宽容的环境。我说：“教育家成长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思想的自由，办学的自由！学校的健康发展也有赖于自由的风气。上世纪的西南联大就是证明。兵荒马乱，民族危亡，政府无暇去管，西南联大因此而硕果累累。”

谈到某些“高考名校”，希贵说：“还不是到处挖生源嘛！”我说：“而真正出类拔萃的学生，并不是你老师教出来的！”希贵也开始鸡啄米了：“对对对！贝多芬哪是你学校培养的啊？”他以姚明为例：“姚明是学校培养的吗？他初中毕业证都没有。当时一有篮球赛他就想方设法去看，请假老师又不准，只好违纪去看了。所以后来没发给他毕业证，只是肄业。所以现在姚明读过的学校，都不好意思说姚明是他们学校培养的。”

希贵还说到莫言：“莫言和他哥哥经历的对比，真是打了中国教育的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前天我还和莫言两兄弟一起吃饭，我在高密一中做校长时，莫言哥哥是副校长，文笔非常好，但缺乏莫言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为他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而莫言，小学只读了四年半，便辍学了，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拿到。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自由自在，最后才能写出那么好的作品。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要压抑孩子的个性，不要扼杀孩子的天赋。”我说：“不妨碍孩子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他再次鸡啄米：“对对对！”

时间不早了，我起身告辞。开车回到我家小区，我打开车的后备箱，呀，那么多土特产啊，我感到有压力了。便给希贵发微信：“这么多，明天你还是把这些东西带点回去吧！心意我领了。”他回我：“你如果如此无理取闹，可别怪我不客气！”

2015年8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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