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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获诺贝尔奖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为何多次落选院士?

中国新闻网人民网 校长传媒 2021-09-22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等3人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日本、爱尔兰两名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国新闻网10月5日电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17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屠呦呦系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


据悉,今年的奖项被分为两部分:一半授予爱尔兰和日本科学家,表彰其在治疗蛔虫引起的感染方面作出的贡献;另一半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


报道称,此次奖项是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管乌尔班·兰达勒颁发的。以上三人因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及疟疾的新疗法,而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救数百万人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屠呦呦:抗疟新药青蒿素发明人


屠呦呦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她领导科研组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的青蒿素。经全国协作,验证病例达二千多,确证为“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有特效。其后,她继续深入研究,又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方双氢青蒿素”,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抗疟新药,而且为寻找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给屠呦呦的颁奖词:


疟疾的传统疗法是氯喹或奎宁,但其疗效正在减低。上世纪60年代,消除疟疾的努力遭遇挫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再次升高。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因此再次翻阅大量医书,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能在疟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在未来的疟疾防治领域,它的作用不可限量。


诺贝尔医学奖颁奖词:全人类对抗疾病的新武器


寄生虫病千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人类,并一直是全球重大医疗健康问题之一。寄生虫疾病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获奖者在最具破坏性的寄生虫疾病防治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


坎贝尔和大村智发现了阿维菌素,这种药品从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的发病率,对其他寄生虫疾病也有出色的控制效果。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两项发现为全人类找到了对抗疾病的新武器。



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屠呦呦获奖并给出得奖理由


延伸阅读1

旧闻重读:屠呦呦为何多次落选院士?

屠呦呦多次落选院士,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本文原载于人民网,2011年10月)


进行科学研究中的屠呦呦


延伸阅读2

屠呦呦的七大贡献:抗疟新药青蒿素发明人


屠呦呦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她领导科研组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的青蒿素。经全国协作,验证病例达二千多,确证为“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有特效。其后,她继续深入研究,又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方双氢青蒿素”,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抗疟新药,而且为寻找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一、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


疟疾是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流行病,全球百余国家年约三亿多人感染疟疾。自本世纪六十年代起,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此产生抗药性而失效。时值越南战争,促使国际上迫切寻找新结构类型抗疟药。在国内大量工作未获成功的情况下,领导科研组以现代科学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200多方药,组织筛选。经研制380多个样品,特别结合古代用药经验,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记载中,考虑到温度、酶解等因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 发现的有效部位和有效单体—青蒿素,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经大量提取药物,安全性实验及自身试服后于1972年,1973年分别就有效部位和青蒿素单体,在海南昌江疟区作首次临床研究,证实具有胜于氯喹的满意疗效,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青蒿素的发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化学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青蒿素是当前中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创新药物。



二、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


在研究青蒿素化学结构中,屠呦呦于1973年首创其还原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这在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上意义是很大的:(一)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二)由双氢青蒿素结构中的羟基得以制备各类青蒿素衍生物,增效并扩大生物活性,促使当今国内、外对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不断深入,更好为人类保健作贡献;(三)经屠呦呦负责的科研组七年努力,得以创制出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又复燃率低至1.95%的新一代抗疟药,其片剂具有更突出的“高效、速效、安全、剂量小、口服方便、复燃率低、研制简廉”等优点,特别是经药效学及临床研究,证实最便于病人口服的片剂,在“安全、有效”上,胜于当前注射给药的同类衍生物,被认为是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之优选者!该药于1992年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92卫药证字X-66、67),已大批生产,经销国际市场,反映良好,被认为是 “国际上治疗各型疟疾的较理想口服治疗药”。


三、完成“青蒿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七五”期间,参与国家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品种质量研究》中“青蒿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课题,对青蒿进行系统研究,分离鉴定了17个化合物,其中5个为新化合物,并修正了《中国药典》长期沿用的谬误。


四、机理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为防止青蒿素抗药性的产生,保护青蒿素的临床使用寿命,避免滥用,与首都医科大学合作,就“双氢青蒿素对约氏疟原虫在蚊体内发育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青蒿素影响约氏疟原虫配子体感染性,但对蚊体内子孢子增值期不起抑制作用,即未能抑制卵囊继续发育到子孢子。提示青蒿素类药物不能用于疟疾预防。为当前有人将其用于预防提出了警示。


五、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方双氢青蒿素”


为解决多重抗药性恶性疟蔓延全球的问题,近年国外十分重视复方的研究。双氢青蒿素为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中的首选药,对多重抗药性恶性疟无交叉抗药性。而吖啶类抗疟药—咯萘啶与4-氨基喹啉类、嘧啶类、胍类及磺胺类均无交叉抗药性。为此设计了双氢青蒿素与咯萘啶组成的复方。在军科院支持下,进行实验研究,确证二药具显著协同增效作用,增效指数为7.6,(高于当前广泛应用的蒿甲醚和本芴醇组成的复方蒿甲醚,其增效指数为6),且作用位点多,疗程短。经二药联用治疗恶性疟10例,在12-24小时内,分二次服用,即达高效,40天未见原虫复燃。已获专利证书(专利号:ZL 99109669.X)。


六、根据临床需要,研究多种剂型


据WHO资料,每天约有3000个婴幼儿童死于疟疾。为此研发了“双氢青蒿素栓剂”,方便儿童直肠给药。又用直接得自青蒿的青蒿素制成口服片剂,制作简便,价格便宜,又不易产生抗药性。均于2003年获得《新药证书》,分别为国药证字H20030341和H20030144。


七、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


经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在免疫领域具良好的双向调节作用,既能降低B细胞高反应性以减少免疫复合物沉积所致的自身免疫病,又可提高T细胞的免疫功能。在北医有关部门支持下,我们已将双氢青蒿素用于治疗红斑狼疮和光敏性疾病。现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临床研究批件”(2004L02089)和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ZL 99103346.9)。经临床100例疗效初步观察,总有效率94%,显效率44%。

(本文选自人民网)



屠呦呦教授正为提高青蒿素的抗疟能力进行研究。


延伸阅读3

回顾诺奖得主那些获奖时刻的精彩段子

文|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国


当诺贝尔奖这一巨大荣誉降临时,那些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们,各自以不同的平和方式迎接这一喜讯


“别用你的奖金买房,否则你就引火烧身了”


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3日19点40分,这个名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的博客更新了。


新发的文章题为“一个有趣的早晨”,里面只写了一句话:“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有趣的事”加了一个超级链接,通往一个世界瞩目的地址——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为了他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域的分析”,北京时间10月13日19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一位“自由主义者”。


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照片上,55岁的获奖人浓眉大眼,蓄着浓重的络腮胡,站在书架前,手里不忘拿一份《纽约时报》。开在这家报纸的专栏,让他成为闻名遐迩的大众经济学家。


“在专栏里我有点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角色,但经济学家也是人嘛。”克鲁格曼说。


这位被视为新贸易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经济学家,1991年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该奖两年一度,授予40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有人甚至认为,拿克拉克奖的难度要大于诺贝尔奖。


不过为他赢得人气的还是专栏和博客。


(2008年)10月13日,从诺贝尔奖这件“有趣的事”公布后的1分钟开始,克鲁格曼的博客迅速涌入一片祝贺和赞美。许多人留言赞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做出了再好不过的选择,称他实至名归。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今天,一位网友的留言带着调侃:“别用你的奖金买房,否则你就引火烧身了。”


依照惯例,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主编亚当·史密斯在奖项公布后立即拨通了克鲁格曼的电话。史密斯说:“在这个时候获经济学奖,赶得真巧!”


“是呀,我有点……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拿奖)。这太诡异了。”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历时8分钟的通话,谈到了他的专栏、博客、新贸易理论以及当下的经济危机,但没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成功的秘诀”,这似乎成了一个定律。克鲁格曼是2008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悬念,10月,随着奖项逐一揭晓,科学界进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周”。可在获奖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似乎没有谁去追问得奖或成功的“诀窍”。


“打开电脑,发现那个笨蛋就是我”


查尔菲万万没想到自己拿的是诺贝尔化学奖,而不是事先传言的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家马丁·查尔菲,1994年揭示了绿色荧光蛋白的用途,如今这种蛋白是生物学和医学研究的基本工具。哥大校方形容,“事实上,任何一本主流生物学期刊的任何一期上面,都发表着利用这种蛋白及其派生物开展研究而写成的论文”。


事实上,他压根没接到瑞典的电话。在哥大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透露几天前无意中调低了家里电话的铃音,以致睡觉时听不清楚。得奖那天,他早晨六时十分醒来,还以为那微弱的声音是邻居家传来的。


“我本来很烦邻居不接电话,接着意识到,已经过了六点,诺贝尔化学奖一定宣布了。我决定看看今年是哪个笨蛋得奖,所以打开电脑,发现那个笨蛋就是我。这真是一个又大又美的惊喜。”


与查尔菲一起获奖的下村修幸运地听到了喜讯。凌晨5时,80岁的老人在熟睡当中。好在太太接起了电话,冲他喊了一句“斯德哥尔摩的”。


绿色荧光蛋白分离自水母体内。连续19个夏季,下村修和同事都要去华盛顿“星期五港”的海滩,捕捞5万只左右的水母。19个夏天,共捕捞了总数达85万只的水母。


他认为这个领域仍有吸引自己的地方,但担心年轻人试图避开这类难题。“他们更喜欢容易的研究。他们更喜欢能够一眼看到结果、一定能有答案的题目。但重要的结果往往是从不可预知的研究中得到的。”


“我不是为应用或者任何好处而学习和研究。我只是通过研究,了解水母为什么发光,那种蛋白为什么发出荧光”,他说:“年轻人,无论研究什么感兴趣的题目都行。但不要半途而废。好的题目就有很多困难,如果放弃,就全完了。每个人都要克服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从伍兹霍尔海洋生物研究所退休后,下村修把家里的地下室,改造成了实验室,继续他的科学追求。“现在实验太忙了,我没有太多时间。”他说。


接到电话通知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人、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正在办公室。


虽然连眉毛都已经白了,他仍在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留有办公室和实验室。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发现人的乳头状瘤病毒,才是导致宫颈癌的元凶。这是一种常见的病毒。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单纯疱疹病毒才是致病原因。


在1974年的一个研究单纯疱疹病毒致癌的学术会议上,豪森提出了这个新的观点。“因为我的陈述没有多少人接受,在那个会上我感到自己像个孤独的声音。”后来他还找了制药公司,依然没人搭理。德国一家药厂起初很感兴趣并提供了资助,后来又根据一份市场分析终止了合作,那份市场分析说,这样的疫苗没有市场。


30多年后,豪森的发现得到了最高学术荣誉。


“等我终于明白他说的是什么,10年过去了”


如果真要问起获得诺贝尔奖的秘诀,至少有一条千真万确:你得长寿。


对于87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来说,诺奖的桂冠来得太晚,好在不算迟。这些年,他拿遍了各种大奖:沃尔夫奖、奥本海默奖、富兰克林奖、狄拉克奖和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我本来没想到今年得奖。我的确听说自己在这个(候选)名单上很多、很多年了——可能30年了。”他说。


“电话打来时,您在干吗?”面对这个例行问题,南部阳一郎老老实实地回答:“在睡觉。”


这张东方面孔,如今出现在芝加哥大学网站的头条新闻位置,和一只恐龙、一座老房子、一群关注金融危机的西方人列在一起。他灰发稀疏,两眼有神,面带微笑。


南部阳一郎,“粒子物理学的领袖之一”,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和费米研究所的新骄傲。


走在校园里,南部阳一郎右手插袋,跟在身边的是端着采访本或是照相机的记者。


华人最早获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出自这里。南部比杨振宁年长一岁,拿奖却晚了51年。隔着半个世纪,他们都凭借宇宙对称性破缺的研究而打动评委。


南部彻底变革了基本粒子及其活动空间的科学概念。他最出名的两篇论文发表在1961年的《物理评论》上,一篇被引用2967次,另一篇是1336次。这还是在极少有人看懂的情况下。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的最新粒子对撞机等巨型科学装置今天仍在检验他的理论,科学家们希望藉此见到对称性破缺的发生过程。


芝加哥大学的新闻发布会,来了不少“朝拜者”。


198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詹姆士·克罗宁看上去比新获奖人还要激动,他说:“有件多年以来一直很清楚的事情是,在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里,少了一个人,那就是南部阳一郎。”


南部阳一郎的同事杰夫·哈维教授这天上午原本应该上《量子色动力学与弦论》课,可凌晨5点多传来南部获奖的消息。哈维教授一上课就对学生们说,咱们这些东西其实衍生于南部的理论,与其听我在这里讲,还不如听他本人的。于是,他“带领一众学生浩浩荡荡开往新闻发布会的地点”。


有人打趣说,如果南部拿不到诺贝尔奖,简直对不起老师——他在日本出生并接受教育,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都曾是他的老师。朝永振一郎将他推荐给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眼下,南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夸克质量不一样。他大笑着说,自己会一直思考下去,直到死亡来临。早在1991年他已成为荣退教授。


南部获奖后,著名杂志《科学美国人》重新在网上刊登了1995年描写他的长文。


作者穆克纪写道:“坐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研究生讨论班的后排,离我第一次见到南部阳一郎将近10年了。他矮小的身材套着优雅的西装,在黑板上画着长长弯弯的管子。有时他说那是超导体的涡流线,其他时候他称它们为连接夸克的弦。起初我迷迷糊糊,接着被那沟通两个如此迥异的领域的桥梁所吸引,我后来请他当论文指导教师。”


穆克纪发现,即使面对面,南部仍然难懂。有“活着的爱因斯坦”之称的物理学家威腾这样形容南部:“人们理解不了他,因为他太有远见了。”


物理学家布鲁诺·祖米诺则说:“我以为如果我现在能看懂南部在想什么,我就会在竞赛中领先10年。因此我同他谈了很长时间。但等我终于明白他说的是什么,10年过去了。”

(本文发表于2008-10-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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