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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世界中的学校和教师进化论

2015-12-16 搜狐教育 校长传媒

题图(从左至右):苗绿、张斌平、罗清红、杨东平、毕奇、鲁白

变革世界中的学校和教师进化论

图、文|搜狐教育


  12月5日,由搜狐网、搜狐教育主办的“教育的精神重塑——生长与生活“年度盛典在北京拉开帷幕,全国教育界专家、学者、媒体人及教育机构领军者等600余人汇聚一堂,就中国教育的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在《变革世界中的学校和教师进化论》论坛中,《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北京五中校长张斌平、成都教育科学院院长罗清红进行了分享。

  

  以下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与《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的精彩对话:


鲁白:中国教育缺乏人性化的言传身教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刚才在短片当中提出一个疑问,我们中国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和怎样的知识分子?

  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批判精神的人,所以这是我想要说的,社会的良心。我们的谢宇教授增加了一点,我们知识分子要推崇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要有推崇个性化,每个人都不一样,不需要强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培养一个人,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有最好最大程度的发展。北大的饶毅教授认为,如果你关注社会,关注教育,关注科学,那么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您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刚才我在演讲中也提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也不仅仅是技能的培养,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甚至像修养这样的教育,整个教育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投入。一个层面是技术和方法的需求,它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工具、手段、做法,包括我们用互联网、用大数据、用现代信息的技术。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教育包含很强的人性的一面,那就是言传身教。老师每一天的行为,家长每一天的行为,都在起着教育的作用。而我们的社会对这方面重视不够,讲的太多的是怎么样来学习知识,而学习知识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赚钱,这就是问题所在。

  

  以下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与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的精彩对话:


毕奇:高端人才培养必须废弃“金钱度量尺”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教育改革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教育的期待度非常高。其实,纵观教育发展,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前行,能否谈谈您认为近年来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应该是什么?


  毕奇(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最近教育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产生使得我们的教育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的小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其中有的课是学技术,我问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说我的那个老师讲得非常不好,所以很多时间都在网上找同样的教材课程,网上讲得非常好。从这里我就觉得,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正在经历非常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说你的老师,实际上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给你授课的老师,实际上授课的老师是在网上的非常好的教材。


  从这点上看,整个教育都将会有非常大的变革,这个变革突出地发生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老师的要求提高了,以前老师只要占据了课堂,就是主角。而现在不是这样的了,老师要不断进修,成为真正的学生心目中能够被信服的教师。


  第二个变革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校,大家都认为老师是白领,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看,老师很大程度上是蓝领。有着很大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课堂上授课。但是这方面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革,因为有了现在的互联网,很多的课件都能够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老师更多的时间应该是放在怎么样教学生,怎么样把学生教好,而不是放在自己照本宣科教课上。


  第三个变革是教学。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公众对教育不满意的是它的单一性,比如一考定终身的单一性。其实,我们的单一性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体系,培养了非常多为我们国家现代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包括技工,初级工程师。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培养出的大家、大师非常少。这正是因为我们整个体制造成的。


  我很多的同事现在在美国大学做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国学生已经不是国外教授的首选。这是因为两个问题,一个方面我们出去的人多了,不像以前那么优秀。第二就是我们的考试制度,他们很会考试,但动手能力很差。这一点上,我们最近的变革正在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时代,这个变革将会极大改变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培养的,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毕奇老师是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的行政教育体制里面很多年,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中国高校应该有什么样的突破?

  毕奇(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从总体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失败了呢?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我们望子成龙,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成为宝塔尖上顶端的人。中国教育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问题。此外,有金钱的因素,这个东西是很早就从美国传过来的,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在八十年代,贝尔实验室是根本不谈金钱的,但是到了后半期,有个叫GE的美国公司,他们在股市上面非常成功,金钱逐渐成为了衡量所有行业的一个统一的度量,甚至包括教育和科技。


  金钱成为统一度量以后,培养高端人才方面也受到金钱观的影响,我们国家很多的高等院校,都在培养中低端的科技人员。因为如果用金钱来衡量,在选项目方面,都会选择难度小、风险小、资金周转快的。因为同样的一百块钱,现在一百块钱能抵将来的两百块钱。所以他们需要选择时间短周转快的项目。如果你要培养高精尖的人才,它就跟金钱完全搭不上了,高端人才培养,是十年磨一剑。金钱做打水漂的打算,时间不能是成本,效率不是目标。而从金钱角度来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急功是为了近利。既然金钱是度量,急功近利就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只能培养出中低端人才。但高端人才培养的动力不是金钱,而是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培养高端人才要由兴趣驱动,在宽松的环境下产生,而不能通过量化的数字来绩效,以及军事化的行政来管理。

  

  以下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话的精彩观点提炼:


杨东平:中国教育要简政放权 让校长有更多自主权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教育改革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教育的期待度非常高。其实,纵观教育发展,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前行,能否谈谈您认为近年来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如何来描述现在的教育形势,可以这么概括,就是应试教育整体的大环境下,在很多局部和边缘或是基层的学校,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创新。就在我们开会的同时,现在北师大教育创新的博览会正在进行,昨天北京一个科技企业,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教育创新会议。此外,在深圳由蒲公英智库举行的教育创新大会昨天也在进行。这两三天,全国有三个大规模教育创新的会议。所以伴随着互联网+这个技术的到来,教育技术的改变正在深刻影响学校和教师,这个变化刚刚开始。也就是说,教育创新这个概念和案例,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但刚才讲到的应试教育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学生负担过重,都没有改变。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杨老师多年做中国教育的研究,您觉得中国教育的症结何在,如何破冰?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最简洁的回答就是简政放权。从试点开始,西湖大学和南方科大,可能有一些教育特区,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可以做体育改革的试点,就像英国的自由学校,给校长充分的授权,这种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以下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与成都教育科学院院长罗清红对话的观点提炼:


罗清红:基础教育最大的黑箱是课堂教学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教育改革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教育的期待度非常高。其实,纵观教育发展,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前行,能否谈谈您认为近年来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罗清红(成都教育科学院院长):我更多的案例是来自于基层一线教学的案例,刚才谈到这一年来的变化,肯定首选就是信息化带给我们教师教育的变革。我更愿意看到的,更应该关注这种变革带给我们教师内心的振荡。其实我们老师已经越来越不像原来想象当中的高高在上的教师,就是因为信息化让我们知识的获取,越来越容易,老师不是知识的绝对拥有者。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近几年来,我们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翻转课堂、慕课颠覆着教学传统。您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在您看来,公立校在教学模式上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吗?

  罗清红(成都教育科学院院长):公立学校可以变,私立学校也可以变,我们为什么要变,我们对中西方教育当中有一个误解,认为西方教育自由。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的黑箱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当中,最大的一个黑箱仍然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当中存在大量的重复。

 

  以下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与北京五中校长张斌平对话的观点提炼:


张斌平:教师的专业赋值要围绕学生个体成长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教育改革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教育的期待度非常高。其实,纵观教育发展,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前行,能否谈谈您认为近年来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斌平(北京五中校长):教育这些年的变化第一是观念的变化,我们更加重视学生,更加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每一个学校的办学理念,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五中的理念是培养有精气神的学生,办有精气神的教育。

  第二个变化是技术带来的变化,北京市在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整合上面进行了探索。2012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数字学校,五中就是这个数字学校的支持者、追随者和重要的参与者。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新中考、高考改革方案中提倡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样的选择。那么这就给我们的教师带来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未来的教育改革方向,我们的教师该如何增加专业赋值呢?

  张斌平(北京五中校长):我认为是不足的,五中很早就提出了教师的五大定位,第一条是历史文化的传播者,第二条是人际关系的艺术家,第三条是学生心理的保健医,第四是人类灵魂的塑造师,第五是毕生事业的引路人,五条当中只有一条是跟学科知识有关的,是建立在学科知识基础上,其他四条都是基于对学生,对他个体成长的一种基础,教师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核心定位。无论技术怎么改变,这些专业附值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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