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开发人造子宫让男性怀孕——中国女权主义者高富强今天要打纽约时报的脸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国，尤其是计划生育之初，如果不强制要求给女性的身体放置宫内节育器，计划生育政策就推行不下去，中国井喷式的人口增长就控制不住；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不下去，在儿孙满堂的生育文化下，妇女就是一台生育的机器。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这些时在朋友圈广为流传，质疑中国政府的免费“取环”手术服务，标题看着挺吓人，叫《开放二胎后给女性免费“取环”，为何这样的“送福利”却引发众怒？》。带着好奇，我把这篇逻辑混乱的文章通读了几遍，与读者诸君探讨一下，这篇文章把谁假设成了“众”，面对政府提供的取环服务，这个“众”为何会“怒”？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严苛的计划生育一胎制政策（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胎，简称一孩半政策）。纽约时报中文网引用中国官方的数据，说从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亿中国妇女放置了宫内节育器；有1.07亿的中国女性做了输卵管绝育手术（又称女性结扎）。
我极其赞成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看来，只有把女性从生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女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毫不夸张地说，计划生育四十年，就是中国妇女发展进步的四十年。而只有一胎制，才有可能让女孩获得家庭内部的公正待遇。如今，中国政府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毫无疑问，中国妇女取得的那点可贵的成就，如果没有过硬的配套措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大幅度的倒退。
去年（2016年）12月12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说是为了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中国政府将在三年内免费为1800万名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免费提供优质的取出宫内节育器手术服务。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据此展开讨论。
该文在开篇，引用了卢秋梅的例子。卢秋梅生下女儿几个月后，2012年按照当时的规定，去医院放置了宫内节育器。 “这个（指宫内节育器）不应该有的东西，然后现在又把它当成一个全民福利来弄，”36岁的卢秋梅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这是中国政府“自己打自己的脸。”
在卢秋梅看来，政府强制要求放置宫内节育器是对她的身体“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潜在的健康危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国，尤其是计划生育之初，如果不强制要求给女性的身体放置宫内节育器，计划生育政策就推行不下去，中国井喷式的人口增长就控制不住；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不下去，在儿孙满堂的生育文化下，妇女就是一台生育的机器。
卢秋梅说放置宫内节育器具有潜在的健康危害，这个我不否定。但我想告诉包括卢秋梅在内的读者诸君另外一个真相：与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健康危害相比，生育孩子带给妇女的危害更大，有时候甚至会威胁生命。在医疗技术已经比较发达的今天，2016年上半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却高达18.3/10万。就是说，每五千个怀孕妇女，就有一个因生育而死。
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法律，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然而，据新京报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87%的节育措施都用在了妇女身上。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当然痛恨中国政府对妇女采取节育措施，但我更痛恨那些逃避节育措施的中国男性。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报道中引用了专栏作家韩浩月的博文，韩浩月说，大规模地在女性身体内放置宫内节育器“是一种自愿的强迫性的残害行为，现在又以送服务的说法免费予以取出，在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觉得是给千万受残害的女性送福利，脸皮之厚，天下无双”。
我的问题是，如果韩浩月的说法成立，给女性的身体内放置宫内节育器就是残害妇女的行为，那儿孙满堂的生育文化逼迫妇女生育又该是什么？从事实判断上说，即使放置宫内节育器有潜在的健康危害，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残害妇女的行为。潜在的健康危害与残害妇女的行为，两者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吧？
我的姥姥没有赶上计划生育，一生之中生育了N个孩子，仅存活下来养大成人的就有五人之多。而我的母亲，在我出生之后上了环，我妹妹出生后，做了绝育手术。抽象地谈论强制节育侵犯人格尊严毫无意义，要知道，即使是今天，中国还有太多的妇女在生育问题上像我母亲一样做不了自己子宫的主。事实上，你只要到农村走一走，就会发现，妇女们是发自肺腑地对严苛的计划生育感恩戴德的。
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在摘除宫内节育器手术失败后，不得不切除了自己的子宫。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时，63岁的艾晓明说，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妇女就是劳动力。“如果国家需要你生，你就生；不需要你生，你就不生。”艾教授子宫被摘取的根本原因是计生手段纯粹地针对妇女，而不是中国没有必要实施计划生育。
我同意艾教授的意见，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的人口战略，考虑的是人口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点与归宿点并不是为了保障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计划生育确实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伤害，有些还是巨大的伤害，但严苛的计划生育一胎制带给中国妇女整体的变化，亦是不容抹杀的。
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平均生育1.05个孩子，远远低于超过2.1的人口替代率（我觉得这个数据很正常，当时国家并没有放开生育二孩，当然应该是生一个孩子）。纽约时报中文网据此采访了知名反计人士易富贤，这位所谓的“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科学家”表示，中国目前生育意愿极低，即使中国政府实行免费手术，对生育率也影响甚微。
这才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的立论的核心前提，认为中国四十年前的严苛的计划生育一胎制，已经让中国大国空了巢，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继而对四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否定。事实上，如果不是中国计划掉四亿人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喝西北风。而所谓的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更是一个幻觉，中国每年产生的1500万需要就业的群体，才是中国稳定的最大隐患。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貌似客观中立，但预设的立场特别明显，就是要彻底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在那篇报道的结尾，纽约时报中文网说，许多女性希望政府能承认自己最初的政策是错的。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其中接近一半是女性，我想知道，纽约时报中文网所称的“许多女性”是多少女性？况且，儿孙满堂的生育文化在中国具有三千年的深厚历史，强推计划生育政策即使真的能够解放妇女，引起怨声载道也在情理之中吧？
事实上，免费“取环”是全面二孩政策的一个配套环节，本质上，这是压迫妇女的生育文化在公共政策上的借尸还魂。要说愤怒，最应该愤怒的当然是包括本人在内的强调坚持严苛一胎制的女权主义者们，绝轮不到那些否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流在这里妖言惑众。
中国计划生育强制推行四十年来，一直饱受争议，批评的声音除了耸人听闻地说中国未富先老外，更多地也集中在残害妇女的行为上。如果你可怜那些被堕胎与结扎的妇女，就应该像我本人一样，要求中国政府向男性开炮，而不是忽悠政府取消计划生育，把中国的亿万妇女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完全放开生育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不想和任何人继续辩论该不该放开生育这个问题，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智囊，有自己的人口战略，放与不放不是任何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的。但是，作为女权主义者，我有一个请求，如果中国已经需要大批的年轻劳动力跟进，请开发人造子宫让男性怀孕，妇女一方承担不了国家人口战略的责任。
（作者系女权时评圈特约评论员，著有《另一种美》，新浪微博@高富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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