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闻可谓是悲伤逆流成河。从工银瑞信的人大商学院学生自杀，到新华社高级编辑徐勇猝死，再到韩国女艺人具荷拉自杀，最后是男星高以翔猝死。
如果稍加分析，会发现这些悲剧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场域——工作场域。尤其是高以翔的去世，有网友认为这就是社畜的日常：一个年富力强的人，被作妖的甲方折腾死了。
大热综艺《奇葩说》前不久讨论过一个“996”的辩题，双方各执一词，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网络上的大部分声音，还是抵制996的，也有人将矛头指向几位导师，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帮着老板给员工洗脑。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落到具体场景看，我们会发现，不仅是老板（创业者），很多基层员工，也展现出一种不符合常理的、非理性的“工作狂”特质。许多公司的996节奏，往往是被这样少数几个工作狂给带起来的，而令其他工作者不堪其苦。
那么，除了升职加薪的愿望，他们的工作激情还有别的来源吗？他们的“工作伦理”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马云说的“996是福报”，有没有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洗脑的口号，而是他本人的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激情？
我们希望弗朗西斯·福山这篇《工作激情的起源》，能部分地解答读者的困惑，以帮助我们理性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工作激情。
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本质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活动，人们之所以从事劳动完全是为了劳动创造物的效用。由于这种效用主要是在休闲中来享受；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休闲。
人的劳动会有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也就是说，加班到很晚或星期六上班的不愉快——开始超过源于劳动的物质利益的效用。每个人的劳动生产力各有不同，对劳动的负效用的主观评价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愿意劳动到何种程度，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即他们在劳动的不愉快感和劳动成果给他们带来的愉快感之间做出的衡量。对于单个工人而言，更繁重的劳动需要更高的物质利益的激励：若老板愿意为超时劳动提供双倍的工资，工人就更有可能加班。因此，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欲望和理性就足以说明对待劳动的不同态度。
相映成趣的是，“工作伦理”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劳动方式和投入程度上的差异是由文化和习俗决定的，因此在某些方面与激情相关。事实上，完全根据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效用术语，是很难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工作伦理作出充分说明的。以当代的“A型”人格为例，他们多为高薪的律师或公司经理，或充满竞争的日本跨国公司所雇用的日本“工薪人员”。这些人在职业生涯上升阶段，可以很轻易地每周工作七十或八十小时，休假几乎没有或者很短。他们可能比没那么拼命的其他人工资更高，但是他们投入工作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为了报酬。
事实上，从严格的效用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工作如此拼命，是没有工夫花钱的；他们无法享受闲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闲暇；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糟蹋了自己的健康和安逸的退休生活，因为他们早逝的可能性很大。人们可以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在工作，或者为了下一代在工作，无疑，这多少也是工作的动机，但绝大多数“工作狂”几乎从未照看过自己的孩子，而且常常一心扑在事业上，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这些人如此拼命地工作，只部分与金钱报酬有关：他们显然从工作本身，或者工作带来的地位和承认中获得了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与他们工作的努力和熟练程度，与他们在公司阶层的升迁速度，以及与他们得到他人的尊重程度，紧密相关。甚至他们的物质财富带给他们的享受，更多是因为物质财富带来的名声，而不是这些财富的实际用途，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享用。换句话说，工作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激情，而不是他们的欲望。
事实上，许多关于工作伦理的经验研究都认为它们有效用之外的起源。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早期的企业家毕生致力于积累财富，却似乎对消费这笔财富几无兴趣。他们的节俭、自律、诚实、清洁以及对纯粹享乐的厌恶，构成了一种“现世的禁欲主义”，韦伯认为这是加尔文派宿命论学说的变形。工作并不是一项为了效用或消费的不愉快活动；它是信徒寄予希冀的一项“天职”，反映了他得救或受罚的情形。工作为的是一个完全非物质和“非理性的”目标，即为了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信徒工作时的献身和自律，无法用任何世俗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理性计算来解释。
韦伯认为，奠定资本主义的原初精神动力已经随时间而衰微，为物质财富而工作已重新渗入资本主义。尽管如此，“天职中的义务理念”仍“像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一样”在当代世界游荡，若不提及这一精神起源，现代欧洲的工作伦理是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
在其他文化中，人们也找到了与“新教伦理”类似的宗教思想，可用以解释其经济的成功。比如，罗伯特·贝拉曾表明，当代日本的工作伦理可以追溯到某些日本宗教，就它们的功能而言，与加尔文主义相当。比如，佛教的净土宗强调节约、俭朴、诚实、勤奋以及对于消费的禁欲态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挣钱正了名，挣钱为日本早期儒教传统所不认可。石田梅岩的“心学”运动虽在影响上不及净土宗，但也宣扬一种“现世的神秘主义”，强调节约和勤奋，轻视消费。这些宗教运动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伦理相吻合。后者是一种贵族战士的意识形态，强调甘冒死亡的危险，但不鼓励主人懒散，而是注重禁欲、节约，尤其注重学习。因此，日本不必在输入海军技术和普鲁士宪法的同时，引进强调禁欲的工作伦理和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这种精神自始就存在于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
以上说的是宗教信仰促进经济发展或使之得以可能的情形，与此相反，也有许多宗教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情形。比如，印度教是少数几个并基于人人平等学说的伟大的世界宗教之一。印度教的学说把人区分成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明确的权利、特权和生活方式。非常悖谬的是，印度教对印度的自由政治实践并未构成多少障碍，但是似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人们通常把这种情形归于如下事实：印度教把较低社会等级的贫困和不流动性圣洁化，一方面许诺他们来生托生于更高的社会等级，另一方面要他们安于现世已有的身份。印度教这种使贫困圣洁化的传统，被现代印度之父甘地（Gandhi）加以现代包装并发扬光大，他宣扬简朴的农民生活，以之为精神充实的德性。印度教或许因此减缓了印度赤贫者日常生活的负担，而且这种宗教的“灵性”还以其魅力强烈吸引着西方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但是，它会使其信徒陷入“现世”的懒散与怠惰，这在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印度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们（与海外华人一样）似乎在印度文化之外才更富有进取心。
人们可以反驳说，无论这种工作伦理在欧洲和日本有什么样的宗教起源，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它们如今完全丧失了各自的精神来源。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出于天职”而工作，而是像资本主义法则规定的那样，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理性追求而劳动。
尽管如此，在同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视理性的自利为理所当然的国家之间，对待工作的态度仍有重大差异。这一情形似乎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一些国家，激情在现代世界于宗教之外找到了可以承载自身的新对象。比如，日本文化（就像东亚的其他文化一样）更倾向于群体而不是个人。这些群体从最小最直接的家庭开始，然后通过在成长和接受教育期间形成的各种主顾关系扩展开来，其中包括工作的公司，以及在日本文化的意义上最大的群体——民族。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在所属群体的身体中：他不是为自己的短期利益工作，而是为更大的群体，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工作。他的地位很少是由他个人成就决定，而是由他所属集团的成就决定。因此，他对群体的忠诚就有一种高度的激情特性：他为群体给予他的承认工作，为其他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承认工作，而不是为构成其眼前物质利益的薪水工作。当其所寻求承认的群体是民族时，结果就是经济民族主义。而且事实上，与美国相比，日本有更多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表现为公然的保护主义，而是表现为较为隐蔽的形式，比如日本厂商保留的传统国内供应网络，以及宁愿高价购买日本产品的观念。
正是这种群体身份使得某些日本的大公司能有效地实行终身雇佣这样的制度。根据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来看，终身雇佣由于使雇员太有安全感而有损于经济效率，就像大学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后就不再写书一样。共产主义世界中每个人实际上也是终身雇佣的，其经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最有才华的人应从事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也应得到最高的薪水作为报酬；反过来，公司必需能够裁去无用的职员。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法，主顾忠诚造成市场僵化，制约经济效率。然而，在日本文化培育的群体意识背景下，公司对其工人表现出的那种家长式忠诚，会得到工人加倍努力工作的回报，他们不仅为自己工作，而且为了更大组织的荣耀和声誉工作。这个更大的组织不仅是代表着每日的薪水，它还是承认之源乃至家人和朋友的保护伞。日本人极度发达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家庭或公司之外，为他们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身份和动机来源。因此，甚至在一个宗教精神消失殆尽的时代，工作伦理通过在劳动中创造一种骄傲而得到维持，当然，这种劳动是基于一系列重叠的较大共同体的承认。
这种极度发达的群体意识在其他亚洲国家也很典型，但在欧洲则很少见，而在美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因为在那里，终生忠诚于一家公司这种观念常常被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不过，在亚洲之外，也有某些有助于维持工作伦理的群体意识。比如在瑞典和德国这些欧洲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即公司管理层和工人都有一起工作努力扩大出口市场的共同欲望。手工业行会传统上是群体身份的另一个来源：高度熟练的技师工作不是为了打卡，而是因为他从劳动中感到骄傲。自由职业者可以说也是如此，相对较高的资格标准让他们的激情得到满足。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崩溃告诉我们，在激发一种浓厚的工作伦理上，某些形式的群体意识要比个体的自利差多了。但是，某些成功的亚洲和欧洲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那些实行具有个人激励网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位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的个体自我利益，对某些群体利益而言可能是一种低劣的动机来源。
日本与美国之间体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中的这些文化差异，与以日本和美国为一方、以资本主义未能成功实现的第三世界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宗教、民族主义以及专业人员保持工作标准和以工作为荣的能力——继续以各种有利于民族富强或导致贫困的方式影响着经济行为。这些差异的持续存在或许意味着，国际生活将日益被看作是不同文化的竞争，而不再是对立意识形态的竞争。
本文来源 | 全文转载自凤凰网读书，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仅供学习与研究。如果侵权, 请提供版权证明, 以便尽快删除。
连续12届（2008-2019）
博鳌亚洲论坛口译服务提供商
2011“中欧交流年”独家翻译服务提供机构
2010上海世博会翻译服务提供商
2009世界轮滑锦标赛唯一翻译服务提供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