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庆：中国应建立“‘双峰’监管+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众说纷纭的金融生态概念迷失了金融生态实践的准确性，使宏观部门无从着手，微观部门无所适从。怎样准确把握金融生态的概念和内涵，如何厘清原理并进一步理解监管及监管制度对于优化金融生态系统、助益金融业稳定的重要价值？又怎样认识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

　　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特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人民银行纪委书记王华庆作了“金融生态、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演讲。

主讲人｜王华庆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中国人民银行纪委书记

主持人｜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应建立

“‘双峰’监管+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王华庆教授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金融的现状以及金融生态的问题。

二、监管问题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监管制度。

三、货币政策，核心是价格型调控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

01

积累的金融体系风险和不良的金融生态

　　王华庆认为，当前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某些特征与美国金融危机前有相似之处，即金融业增长过快，但实体经济贷款仍受到制约，金融业自我膨胀，资产荒和负债荒不同程度的存在，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全行业资管业务的飞跃式发展，资管产品中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和刚性兑付极大地弱化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银行基石，又混淆了金融业不同业态之间的边界，所形成的监管套利危害了金融稳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及时出台了资管新规，但金融体系的风险已有一定程度的累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p2p融资平台。据有关数据，全国计六千余家p2p平台，但出问题或暂停营业的就达到四千余家，投资者损失是巨大的，其负面影响也会持续较长时间。此外，过去十年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处于一个不乐观的状态，这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进而需要大量的资本补充带来了可持续发展极大的挑战。

　　在王华庆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没有同步改善的金融生态及没有与时俱进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监管制度有关。

　　不良的金融生态表现在预算软约束，导致僵尸企业普遍存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出现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不能融资（发债）的规定面前，通过转换方式建立起了超过万家的融资平台，甚至利用地方人大或财政背书支持，获得巨额银行贷款，形成大量贷款拖欠。

　　国有控股银行和绝大部分股份制银行都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绝对控股，使得商业银行内部行政化管理倾向并没有因上市而有较大的改善，直接导致商业银行好大喜功（比如迎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放款），风险管理水平和合规能力大幅下降，商业银行的扁平化管理制度很难实质性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等等，不良的金融生态直接影响着金融机构必须具备的内在的发展规律。

02

金融体系不稳定要求“双峰”监管

　　金融监管则是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外部监督的有效性问题。十年前的9月15日，华尔街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当时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美国政府对法案中商业银行分业经营转变为混业经营及过度的金融创新将给金融业带来的风险未予充分认识，对针对性的功能监管也未予后续评估和及时调整，从而出现了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和监管部门的不作为（美国金融危机调查报告）。

　　中国自2005年开始实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以来，主要的商业银行几乎都已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特别是资管业务中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交叉的局面，但分业监管的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机构监管，这就使得金融机构有了监管套利的条件，从而使得监管的有效性大为降低。

　　更关键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金融科技在提供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会使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更强、波及面更广。金融科技给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基础设施和系统性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按照已有的机构监管分工，由谁来主动监管金融科技并识别其风险呢？p2p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并不是协调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监管制度加以解决。

　　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监管制度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种左眼监管安全（审慎监管）、右眼监管服务（行为监管）的“双峰”监管模式再次引起关注。这是1995年由英国学者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提出并在一些经济体实行的监管制度。“双峰”监管直接对应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超越了关于被监管者是按照机构还是功能来划分监管的争议。危机以后，“双峰”监管制度被很多国家采纳（美国也实施了准双峰制度），逐步成为全球主流金融监管制度。

　　“双峰”监管不仅是监管制度变化，也是监管理念变革。在“双峰”监管模式下，审慎监管机构专门负责被监管者的审慎经营和偿付能力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不良资产及财务等的监管；行为监管机构则负责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最终落实在“买者有责，卖者尽责”的监管目标上。各监管机构目标明确且简单，职责分工清晰，协调顺畅，也易于问责。因此，“双峰”监管避免了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主要缺陷，是有效的制度安排。

　　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不代表金融体系稳定；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也很难实现金融稳定，需要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双支柱来维护金融稳定。王华庆向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每一单个金融机构都是稳健的，是否可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不是的。

　　因为微观监管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性原理有一个顺周期的因素，在经济周期向上的时候，银行经营的各项监管指标都处于良好状态，此时监管的信息是绿灯状态，但从宏观上来看，经济发展已有过热之虞，如果此时不能从宏观上采取让金融机构“点刹”的措施，如增加逆周期资本，提高不良贷款的拨备率，增加房屋抵押贷款的首付比率等等，就会使金融体系累积风险，这就需要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或称宏观审慎监管，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又一项措施，我国应该设立“双峰监管+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框架。

03

现行货币政策亟需改革

　　另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会愈益重要。王华庆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关注点;一是通货膨胀，二是经济发展的预期，而这恰恰是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中央银行通过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来实现的。

　　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赖以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中介目标还是沿用货币供应量指标，而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使用价格型操作，在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中，特别是金融市场不断深化发展以后，数量型政策调控的效率不断下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明显下降。

　　二是利率市场化目标还未最终完成。我国目前事实上还存在“双轨制”利率，即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这就需要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通过建立短期操作目标利率，使得“双轨制”利率并轨。要建立短期操作目标利率即政策利率制度，就必须改革现行以咨询为主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而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政策利率机制，从而使得经济预期机制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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