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缘政治之下，中国企业如何成为领先者？
导读：
“当今全球产业链的主旋律不再是竞争，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国企业应该有从追赶者转变成领先者的意识，而领先企业和追随企业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做领先企业必须要掌握全球格局的发展，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
”12月13日，“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特邀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鲍勇剑；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战略与国际管理系教授、博士项目学术主任、创业中心主任Galina V. Shirokova；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Haskayne商学院创业与创新（终身教职）助理教授Oleksiy Osiyevskyy一起，以“竞争与统领：当商业遇到新地缘政治”为核心，探讨新地缘政治所表现出的文化心理、民族心理和民粹主义内涵，引导大家思考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以适应已经出现根本性变化的当今世界环境。
2019年度第20期，总第82期
新地缘政治之下，中国企业如何成为领先者？
鲍勇剑：
如果我们今天从全球变化的角度上来看，可能需要了解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今天所有的关于商业方面的活动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每个人都需要学一些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整个形势的变化。
第二，我们在谈全球竞争的背景之下，不要忘记今天的主旋律不是竞争，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你不能理解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时，你就不知道如何竞争。
我与很多中国企业交流下来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些企业作为追赶者都非常卓越，但当要成为领先者时，普遍缺乏领先者的考量。我们需要从新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发掘来思考：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格局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先者。
小国惊慌大国对抗，没有乌托邦
如果不是统治的游戏，怎么有可能出现中兴和华为？全球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商业、平等、互助的关系，然而，加上政治因素之后，就成为一个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条件和前提之下，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关系的本质，是怎样受到地缘政治影响的。
2006年，《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随IBM总裁访问中国，推销IBM的“全球整合企业策略”。我写了《世界是圆的》，来回应弗里德曼的“技术决定论”，说明“表面看似平的世界，其实充满文化和地缘差异，暗含多种冲突的险滩”。而弗朗西斯·福山早年也曾预测：自由、市场经济、民主的政治将会一直循环下去，所以历史终结了。然而，今天他也不得不修改他的观点，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
全球化本身正处于全面反思的过程之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问题，都和我们对于全球化本身所做的进一步反思有关。当今的新地缘政治是怎么样的？小国惊慌、大国对抗，没有乌托邦。乌托邦是好东西，乌托邦是理想国，理想国是大家共同追求的方向。有乌托邦，我们才可以在可预计的未来中，大家和谐地相处。当没有乌托邦的时候，我们之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
想了解当今冲突的来源，《文明的冲突》和《大国政治的悲剧》都值得一读，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一定会对具有霸主倾向的国家或者是单位采取压制措施，以歼灭其所具有的统治地位。《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本书：《那些过去是我曾经的辉煌》写得很生动，从中大家可以理解今天看到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种种冲突，都是因为其中一个大国不愿意失去曾经的辉煌。
“轮回”时态观下的矛盾和冲突
地缘政治不是新事物，早在20世纪初英国人就已经提出，中欧地区和东欧地区是统治全球的腹地，是非常重要的地区。如果要我对这么复杂的关系进行简单概括，我觉得是多重“三国演义”的关系。美国、中国、俄国之间的关系是一对大三角的关系，这对大三角的一切会受到下面小三角关系变化和影响。
还有一个大三角关系是美国、欧盟和俄国之间的关系，英国大选保守党大胜，这是一件大事。这对英国退欧的决定起到加码的作用。而英国退欧是良性转移，英国会加强和中国的联系，但是英国也会加强和美国的联系。美国、欧盟、俄国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关系是英国、法国、德国，这三国永远在争执下一个对手是谁。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由下一个敌人来决定的。
伊朗、沙特、以色列也是一个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在争取哪个“老大”来撑腰，伊朗的老大大家都清楚，沙特的老大是美国，以色列的老大在摇摆之中，小三角关系会影响到大三角关系变化。
中国、印度、东盟要呼唤东方的智慧。中国、韩国/朝鲜、日本，次优选择下选择相互依存，不是坏选择。土耳其、欧盟、阿拉伯国家跳来跳去，土耳其总是想成为欧洲国家，但是欧洲国家只是用他们的能力，不愿意成为朋友，土耳其抱怨最多的就是欧盟不会把它真正当成欧洲国家。这种三角关系相互之间会出现影响。
这么复杂的国际关系如果简化一下，也许是不同的三角关系。要点是在于在复杂的事情中找到规律和本质。从上述各种三角关系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是两种时态观的竞争。一种是“进步的”时态观，一种是“轮回的”时态观。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越来越好，问题会越来越少，生活会越来越棒。别忘了，事情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我们这样想而已。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受到时态观的影响。“轮回的”时态观是指，我们一定要让过去的美好再现，比如，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是“轮回的”时态观。让土耳其、匈牙利再次伟大起来，这也是“轮回的”时态观。这不只是特指某几个国家，每个国家让它再次伟大起来的时候，逻辑和矛盾是一致的。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都是“轮回的”时态观，矛盾和冲突跟这个有相当大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丹麦、法国，政治形式和思潮发生了很多变化。而重返地缘政治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族国身份的恐慌政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要保护自己的种族，客观上造成了矛盾和斗争。
“弱国安心，强国循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国做出的均衡调整和安排，这也奠定了未来400年均衡的世界秩序。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所承诺“美国要做仁慈的强国。”然而，这一约定却在2016年被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彻底打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美国无法接受失去昔日的辉煌，且不愿遵守“弱国安心，强国循规”。那么，这对未来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呢？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出四种不同的情景：
一、波卡·洪塔斯悲剧。
当外来的殖民主义侵入到南美洲的时候，他们人高马大，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他们对于当地的土著人进行杀戮的时候，对方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这是一种可能的情景，如果你处于弱势要考虑如何防止这种可能发生。
二、坦能堡壕沟战。
该战役当时和解了一段时间，圣诞节又开始打，一打就打很长时间。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情景：会不会成为拉锯战。
三、辛格维利尔大裂谷。
冰岛最后会不会掉到海里？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情景：会不会成为两个阵营，两个路线的斗争。
四、世界上不同的力量最后觉醒，出现音乐之声命运共同体。
这一可能性仍存在，目前大家知道的可能性，更多的辛格维利尔大裂谷和坦能堡壕沟战。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大家关心的问题开始，例如污染问题。
没有完全竞争的关系，只有不完全的合同
我们今天进行产业竞争、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求共生，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事实上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大企业占有统治地位、垄断地位，大企业左右行业的规矩。最主要因为技术很大程度上助纣为虐。网络企业、平台企业有社会效应，包括社会正效应和社会负效应。大的平台不是普通的竞争者，而是占有隐性统治优势的竞争者。具有有垄断地位的平台企业和我们过去的传统企业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本特·霍姆斯特罗姆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对契约理论的贡献：所谓的市场竞争之中，根本没有完全竞争的关系，永远是不完全的合同，所谓不完全的合同，就是永远有另外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让合同本身有利于自己。这个不完全合同之间存在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强和弱的关系。在这样的竞争之中一定会出现下面的做法，就是有些企业会利用这样的不完全合同的优势地位以强欺弱。有些企业会利用不完全合同劫持，你不得不按照我规定的条件来办。你一旦进入到跟我之间的合同关系，前期的投资是拿不走的，只能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关系讲清楚，才能在斗争中争取如何合作。我知道你有不完全合同这回事，我知道你利用优势地位进行欺诈和劫持，我必须要用一些做法，以合作的形式增强相互的合作，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的理论最终实现的，不是为了欺诈、掩盖、劫持，而是为了鼓励合作。
怎样让不同竞争治理模式在选择中不断回到对立斗争区域，从而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条件，这不是简单的治理结构选择，是多种治理结构的选择。矛盾的最后通过相互斗争刷新认识，对于双方能够接受的合同条件进行理解。未来是怎么样？未来是未定稿，我们看到未来全球的环境有不同的版本，现实主义的版本、技术版本、气候限制的版本等，这些结构都可能存在。
应对慌乱世界，危机管理先行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意识形态破产了，地缘政治经济再次兴起。轮回的时态观、构建社会心理格式、推广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贸易、文化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展开。“轮回的”时态观是主旋律，我们看到很多冲撞和冲突和时间形态有直接的关系。技术的进步太快，人的演化太慢，在这二者之间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在目前局势之下，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对异域文化富有好奇心，避免用自己的好奇心解释现象；
避免用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景去思考问题；
可以接受暂时没有定论的决策讨论；
不排斥多样化的商业行为，让自己的模式能够多样化；
具有全球思想力，承认并容纳必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保持国际市场扩展的倾向和策略目标；
5-1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态观；
储蓄具备国际化能力的人才；
每家公司要有国际事务意识和组织安排。每家公司进行不同业务的时候面对的环境不一样，要有自己的外交部门。
有具体的联盟和在地企业共同发展的方法；东印度公司为什么能够在那么长时间里面在亚洲存在，和当地公司之间什么样的联系才能够共同存在，这都是值得我们研究。
能够看到全球社会问题与商业机会，或挑战之间的直接联系。
利用情景分析的方法，简单展示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Oleksiy Osiyevskyy：
1%的全球人才决定了世界经济命脉
麦肯锡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21世纪的全球化是多极的，所以当今时代特征和过去那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阵营对垒的情形有巨大不同。21世纪全球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贸易不仅仅是货物之间的交易，更多的是信息纵横交错的交流，这直接影响了商业机会。
首先，对全球文化的影响表现为，文化消费不分地域和国界，都受到类似品牌的营销或者是营销机构的影响，不管你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你看的电影或者是听的音乐都是类似的。不仅是文化方面，其他方面也是，我在上海所看到的，在乌克兰所看到的，和在柏林市场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类似，所以全球文化的影响，在各地都可以看得到。伴之而来的是全球中产阶级的兴起，尤其是从越来越年轻的消费者角度上看，他们肤色可能不同，但是他们的偏好、消费倾向几乎越来越相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步进行全球市场营销。过去的思维是我们先在当地的市场做好经营，然后再向国外延伸。如果不用同步进行市场营销，只是在稳定市场取得成功，再赢取全球市场，其他的竞争者就会模仿你的策略，抢先占领你的市场。
其次，21世纪全球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球人才市场。可以说约1%人口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1%的人才，大概在全球总数也就8000万左右。过去是这些人才都在不同的国家，受地域的限制。但是今天，这1%的顶尖人才可以到处生活，同时决定所在国家的经济命运。换言之，哪个国家能够利用好这1%的人才，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全球竞争的优势。所以成为天生的全球公司吧，即公司的策略自诞生起就具有全球观。
从国际政策来说，
一、全球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国家，或者说少数国家相互之间进行勾兑。
二、因为全球的紧密联系性，所以使得风险极其容易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全球，蔓延到每个国家的内部市场。
三、相互之间的信任在国际关系之中不断下降。所以出现经济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政策，这些都是负面的态势和趋势。
在这一大背景下，商业企业可以做什么呢？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承担责任。在促进全球合作的过程之中，我并不完全赞同商业就只是负责赚钱，尽管我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讨论有些保留意见，但我认为商业应该扮演很重要的社会角色。所以从这个立场上来说，我非常赞同和支持全球成为共同体。
Galina V.Shirokova：
文化心理影响创新创业者的期待值
关于文化的分类和全球多元的文化，过去早就有一些专业的研究。我们是在这些专业研究的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探索。如果把传统和世俗的维度作为纵向坐标，把生存和表现作为横向坐标，我们可以把全球文化分成不同的板块，是有五颜六色多元文化的存在。
我们对荷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做了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创新创业者进行了对比，明显看到俄罗斯在求生存意识上更强，荷兰在自我表现意识上更强，俄罗斯在被动自由上更强，荷兰在主动自由上更强。被动自由是不被政府的规定束缚、不被家庭束缚；主动自由是指追求自己的时间，追求更多自己能够作主的事情。即使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这两种自由观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俄罗斯，对被动自由的追求就是挣脱各种束缚，所以俄罗斯的创新创业者是非常强壮和坚韧的，而荷兰的创新创业者是天真无邪。像我们说的挣脱杀戮和挣脱束缚的形象，两种不同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样文化心理背景之下，俄罗斯创新创业者们的期望值不是那么高，更多是关注在短期回报上，而不是看长远的创造性。俄罗斯中小型企业的数量非常少，这和文化心理特征有关。我的结论就是，提高经济的自由度，有利于从心理角度上提高他们对于自我实现程度的期待值。
作为对管理学专业课程的补充，复旦大学EMBA“君子知道”人文商道讲堂秉承“商道人文，融汇贯通”的目标，让学生从人文中汲取力量，拥有大智慧、大视野、大情怀。依托复旦大学强大的名师资源，“君子知道”人文商道讲堂目前已邀请葛剑雄、陈思和、沈志华、许纪霖、吴晓明、哈继铭等校内外名家，为EMBA学生校友分享商道、人文和政经等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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