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被海量信息主宰？复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有限的时间关注靠得住的信息源
导读：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人类非常脆弱，地球也非常脆弱。你说我乐观，我希望这次全球疫情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和这个现实世界本身靠近一点，让东方和西方靠近一点，让中国和世界靠近一点。”
对话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中文网前总编辑 张力奋
☑《管理视野》执行主编 程亚婷
对话张力奋教授：疫情下的新闻传播，
专业、焦虑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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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报道”
疫情中的中国新闻杂志，部分封面拼图。图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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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力奋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1月下旬以来,中国的大部分人都开始了居家的生活，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当中，这时候会特别渴望能看到更多的外部资讯，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信息，也会阅读更多的新闻报道。所以对于新闻人来说，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考验。请问，这一段时间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哪些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您又有哪些自己的观察？
张力奋: 这次遍及全球的新冠疫情，可能是我们人生体验中隔离时间最长的一次。先说明一下，放寒假后我就到了美国度假。虽然没能在中国跟国人一起经受隔离生活，但通过互联网的虚拟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感受中国长达近两个月的隔离。在中国隔离逐渐放松后，我在美国进入了隔离的现实。有关媒体报道，我想先说一句，隔离生活往往会使信息放大。我们开始关注正常生活当中不太关注的一些细节，加上社交媒体的海量信息，作为个人，我们很难不成为受害者。
我是个媒体人，做了近30年的记者，很关注中国疫情前期的报道，比如，上海的第一财经，北京的财新网，他们最早报道了武汉的病例，是在去年12月30号。这非常不容易。他们在第一时间告知公众发生了什么。1月23号以后，包括财新、第一财经、财经，还有其他媒体，他们对武汉疫情，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时间线做了非常好的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做了怎样应对，包括后来对李文亮医生整个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从新闻专业角度讲，承担了一个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媒体的整体表现，可以打一个及格分。一些财经媒体，在这次报道当中，他们所具有的素质，以及记者训练，还是可圈可点。
任何重大公共危机，对媒体的作用与担当、记者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检测。如果它无法完成告知、调查、问责，以及在危急的公共事件关头，沟通社会各界的需求和利益，那么在中国疫情缓解以后，这需要讨论和完善。
程亚婷 : 刚才您提到这次财经媒体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过去两个月与疫情相关的报道，西方的媒体主要关注什么呢？
张力奋 : 新冠疫情，给我们考察媒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在这样的当口，媒体背后的制度因素，反而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呢？无论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我们想知道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新闻最基本的要素，五个W加一个H——发生了什么？谁是新闻的主体？何时发生？为何发生？无论新闻和媒体制度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公众必须了解的最基本问题。媒体能不能给公众，就他们的生活及生存、他们的治疗，以及对未来状况的预判，提供一些可信的基本信息。
图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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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回顾一下，从最早去年12月份有一些消息传出，到1月23号武汉封城，然后疫情有比较大的爆发，到现在已经渐渐复工复产，整个过程从信息传播来看，它分成了几个明显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有哪些议题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张力奋: 第一个反应是，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武汉发生了什么？疫情对我们个人的危害多大？可能的治疗，包括一些科学上的解读。第一阶段，关注发生了什么。
封城以后，既然对疫情的判断已确定，就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发生后怎么办。媒体是否能够在隔离的情况下告诉民众有关自我保护、治疗的基本信息。回头看，短短两个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认知和理解的过程。比如，口罩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将永远改变。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从没戴过口罩。现在，口罩将成为2020年的象征，一个时代的象征。
到了第三阶段，尤其是武汉疫情和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公众会对自己的隔离生活有个回顾，提出一些问题，要求问责，希望得到更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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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成为海量信息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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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您之前说过，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的研究，都表明社交媒体让我们越来越狭隘，或者说它可能让我们越来越焦虑。信息越多，反而误解和断裂会更深。结合您刚才所讲，这次疫情也有这样的一种印证？
张力奋: 对的。焦虑这个词，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很可能是2020年甚至这个世纪的关键词。从研究文献看，过去十年当中，有关媒体和焦虑相关度的研究增加很多。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出现前，人不焦虑，人在进化中，没有考虑到某一天会有一个叫“社交媒体”的东西突然存在。我们人的器官、我们的认知，能不能抵挡住？我们能不能处理那么多的信息？非常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不要让自己成为海量信息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我有个学生，论文做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和焦虑。她从样本中发现，至少有80%的学生存在某种程度的焦虑。焦虑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常态？社交媒体有放大的效应。海量信息中，任何时候都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部分，会让我们陷入更深度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现在已经是一种机制化的焦虑。只要接触媒体，你就很难摆脱。那么怎么应对？我要避免海量信息来主宰我、支配我。新冠这样的公共危机，其实是新闻启蒙，包括对新媒体技术的启蒙，是最好的时机。特别是对我们的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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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 您刚才表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不愿意成为海量信息的牺牲品，我们也不想个人的生活被海量信息所主宰。对于这一点，您有这么长时间新闻的训练，有没有具体的小建议可以给到年轻人？
张力奋 : 这个非常难。作为媒体的研究者、实践者，我也经常处在非常两难的境地。这个平衡如何建立，有几点跟大家分享。
七八年前，我有幸去南极考察，待10天时间。如果要上网，代价非常昂贵，要用海事卫星信号，于是做了一个小实验——如果暂时彻底摆脱现代通讯工具，摆脱社交网络，我的个人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最后发现，南极十天后，世界一切正常。我跟学生讲，有限的时间需要去关注靠得住的信息源。所谓“靠得住”，是指在重大公共危机和重大事件面前，它的报道是经得住事实考验的。
第二，我们正进入一个有趣的时代，每个人都对维护信息的真实度、对信息的质量有付出。转发一条内容时，我要求先读一遍，对信源也做一个判断。现在作为发送者，转发的成本或代价微乎其微。而我们对信息的核实成本越来越高，这是难以想象的。我做过一个比喻，每天喝牛奶，如果需要用个人一己之力来判断奶牛是不是有病，吃的草是否有空气污染，奶牛的主人是不是良民，如果整个社会的运作，经济的、市场的、人和人契约的绑定，都需要靠个人来做核准，这个世界是无法运行的。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能否建立信息和新闻机制一种新的“金本位”：当你看到某一个信源时，你会说OK，可以相信它。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不要让虚拟的网上生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体。为什么在疫情当中，社交媒体有一次新的爆发？因为在隔离状况下，没事情可做，唯一能够做的是在朋友圈刷屏。我在美国，目前也处于隔离状态。两三周前，我开始养蜥蜴，每天花1-2个小时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觉得很有趣。我要把时间从社交网络上拉回来。现在的孩子，无论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他们是真正的网络原住民。我们如何让他们养成对真实世界的兴趣和好奇？如果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给予某些启蒙，相信会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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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谣言”和“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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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这次传播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谣言，也有很多人相信，如果家里有家族群，可能爷爷奶奶特别是老年人就会成为谣言第一波的传播者。谣言很容易被扩散，是因为我们可信赖的东西在变少？
张力奋: 自有人类社会历史，谣言就伴随我们。上海街头，如果有什么纠纷，围了很多人看，这是人类天性的表现。看热闹的人很多，有的人是好奇，其实根本上就是We don't want to be left out （我们不想被落下）。如果别人知道，但我不知道，可能对我有危害。谣言的背后，是人类本身潜在的不安全感。之所以传播谣言，或关注谣言，是希望有更高质量的信息来化解他的疑惑，化解他的焦虑。
就谣言，我们先不要做纯粹的、道义的判断。我们得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谣言，谣言的形成机制？为什么阴谋论非常喜欢谣言？因为阴谋论解释谣言的成本最低。所以谣言不可怕，当一个社会，当一个公共空间，有信息和信息之间的比对、信息和信息之间竞争的机制时，我相信最后会是一个优胜劣败的过程。没有这样的机制，有时候谣言就会成为主宰。
我不相信疫情以后，我们一下子就变得聪明起来，谣言就此绝迹，不可能。谣言将以新的方式和我们共存。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断寻找、完善自己的游戏规则，完善自己的生存方式。希望在面对下一个天敌时，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战争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人类都能够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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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新闻总是会出现反转，所以大家会习惯性地说可能得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这种反转的出现，从传播学解读会是什么样呢？我们怎么保持对于真相的追寻？
张力奋 : 反转和不反转, 在我看，最基本的界限在于事实。我们对事实负责。当事实出现反转，我们的报道、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判断也会反转。比如，有关新冠病毒到底是不是人传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判定，就会造成整个报道的反转。不要把反转看作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先要把最基本的问题考量清楚。
你刚才提到真相，其实真相这个词是非常哲学层面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也很难说美国媒体已经抵达了事件的真相。可能他们接近真相，但是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真相。真相一定是事实基础上的一种衍生。但是真相是个开放的系统。因为新的事实的出现，就可以有新的判断。
疫情一开始，有很多的假定。我们如何从假定到能够比较可靠地判断，这涉及信息分工的过程，科学家应该做科学家的事情，政府做政府的事情，媒体做媒体的事情。近些年，我反复强调，中国媒体面临的问题不是平台问题，不是技术应用，也不是投资，不是所谓融媒体、全媒体的问题，而是媒体最本原的问题：它是否可以发掘和报道事实。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以后中国再出现任何重大公共事件、公共疫情危机时，问题将会不断出现。
社会资源的配置当中，媒体可能是最弱的一环，无法真正起到应有的功能。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过去五年、十年中，在英国、美国、爱尔兰、德国，出现了一些专门为权威媒体提供事实甄别的商业机构。比如，如何判断一张照片的真伪，如何判断一段音频和视频。在界定事实时，我们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它不是个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如果没有最基本的信息服务来支持，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的反转。而事实反转太多，对整个市场的秩序，社会秩序，人的沟通都会造成大量的困惑和错乱，公共政策的制定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媒体和记者来讲，只有一种情况下的反转是可以理解的: 当事实变化的时候。事实有变，反转才是合理的。对媒体人来讲，对事实的认定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础训练，什么样的东西构成事实（ascertain facts）？如何向公众表达和描述事实？对事实的教育，其实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复旦非常提倡的通识教育）。这不仅是新闻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的训练，也是公民的一个基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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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婷: 您在最开头讲到财新，讲到第一财经这些报道做出的亮眼表现，像财新这样可能平时跟普通人的关系不是那么大的媒体，这次真的赢得了很多粉丝。
张力奋: 财经媒体成为最好媒体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其它原因，而在于财经和商业的媒体，信息本身是一种asset（资产）。我到金融时报工作时，最怕的就是数据出错。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数据出错，都可能使市场产生波动。你提供的信息，对整个实体经济、对企业、对政府政策、对民生都有直接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财经媒体的记者往往会有比较好的训练。他对职业的尊重，跟他提供的服务每天对实体经济运作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财经媒体，不仅仅是讲财经，而是指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中，信息自由流通很重要。可靠的资讯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正常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要素。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比政府对经济政策的管制更重要。
一个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的敬畏感，来自于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职业本身对社会、公众可以do a lot of good（可以做很多好事）。同时敬畏感也来自于，如果做不好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跟医生的职业一样。中国的媒体人非常不容易，社会对这个职业要有敬畏。管理学院的节目，能够想到做一个跟媒体相关的议题，都是我们教育和启蒙的一个部分。
程亚婷 : 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张力奋 : 我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对人类的前景，我希望保持乐观。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乐观，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能否继续生存，真的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人类是否会让自我毁灭，希望不会。其实人类并不很强大，虽然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人类非常脆弱，地球也非常脆弱。你说我乐观，我希望这次全球疫情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和这个现实世界本身靠近一点，让东方和西方靠近一点，让中国和世界靠近一点。
“
对事实的教育，
其实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媒体专业人员的训练，
也是公民的一个基本训练。
我希望这次全球疫情，能够
让我们的内心
和这个现实世界本身靠近一点，
让东方和西方靠近一点，
让中国和世界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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