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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纯粹是苦难吗?承担自己是最难的,但他们做到了 | 袁凌 一席第523位讲者

2017-11-08 袁凌 一席 一席

袁凌,写作者。主要作品:《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


除了变成他们生活的自己人,在写作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使用矫揉造作的语言,不要忙于发泄情感和发议论。虽然说议论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比起他们的生活经验,并不重要。



青苔不会消失

袁凌

大家好,我叫袁凌,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一个写字的人上来讲青苔,肯定不是要做科普。是因为我写过一些像青苔一样卑微而有某种生命力的人,这些人收在我的《青苔不会消失》这本书里。

 

先说一下青苔。我是乡下长大的,在我们那儿青苔很常见。它不是长在很好的地方,它长在比较差的废墟、石头上面。这说明它有一种修复的功能。如果一个地方被毁了,什么都没有了,它恢复生机的时候,第一种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青苔。另外青苔很顽强,它不像别的花、乔木,需要很多的水分、很多的阳光。它只要一点点水、一点点阳光就可以生长。


 

说完青苔,来说一下像青苔一样的人。这些人中,我首先想说的是我的外婆。这当然很俗套,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开始的。小时候我们家很特别,我们就住在外婆的院子里。外婆的院子里有两个看上去很对立的人,一个是外公,一个是外婆。

 

外公是一家之长,他虽然已经老了,平时也不大活动,但是他的身影显得很庞大。他搬一把椅子往院子里一坐,手里拿着一个大烟杆带着一个铜的大烟锅,看着哪个小孩子不顺眼,顺手就给你一烟锅。大家都很怕他。他的身影笼罩着整个院子,有点像巴金的《家》里面的那种大家长。

 

相比之下,外婆就好像不存在。她像什么呢,她像青苔,但是还不像正常的青苔。她像那种没什么水分,也没得到什么阳光的枯萎发黑的青苔。连这么一点点色彩和光线都没有,更别说声音了。

 

她生下了院子里所有的后代,但是她好像是最不重要的、辈分最低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孙,我不记得她的姓,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就只知道她是外婆。这其实是很荒诞,但那个时候就这样。


但就是这么一个外婆,一个像青苔一样卑微的人,她也有特别的时刻。就好像青苔,平时不起眼,但是如果在一个树林里面,阳光突然射入照在地上的青苔上面,青苔立刻会显得非常辉煌,那种灿烂超过了周围的乔木和更显眼的植物。外婆也有这样的时刻。

 

我记得我6岁那年,有一天外婆忽然把我叫到墙角,掏出一个东西给我,是一个热乎乎的带着温度的煮鸡蛋。这个东西让我惊呆了,我有一年没见着这个东西了。外婆说,你今天满6岁。我的生日,我忘记了,我母亲也忘记了。

 

我母亲可能是不敢想起来,因为她没有办法来满足这个生日。但是外婆比她稍微有能力一点,妯娌给她拿供养,她可能会有一点点物力。她没有上过学,她也不懂阿拉伯数字,但是她记得院子里每一个小孩的生日,也记得我的。

 

她把这个鸡蛋给了我。这么一个小小的鸡蛋,它的热量,它里面的温情,可以支撑我度过一整年,也可以支撑我度过以后的整个人生。到现在,这个鸡蛋的热量还在眼前。


另外一个时刻是开春了,出猪圈。出猪圈是一项很脏很累的活,但是我很喜欢看人出猪圈。冬天的堆肥,把猪粪和茅草、玉米秆子混在一起,把它发酵一冬,开春的时候再把它翻起来。这时候它有一种芳香、苦涩,又混杂着一种升腾的腥味,让你感到春天来了,生命萌动了。这种感觉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在一边看。

 

外婆干活的时候看起来很有劲,跟她平时在院子里佝着肩像一把柴一样的感觉很不一样。我看着的时候,外婆的镐耙挖到了一个东西。她把那个东西捡起来,看了一下,一下子扔给我,说拿着。

 

这个东西很小,它带着小小的闪光弧线落在我脚下。我把它拾起来一看,是一枚一分钱的硬币。一分钱的硬币肯定是世界上最小的钱了,但是外婆把它抛给我的时候,闪闪发光,看起来像具有魔力一样。

 

外婆抛掷钱币的姿势非常有力,她吩咐我的语调是铿锵的、不容置疑的,就像这个东西具有很大的价值。我得到这么一枚小钱,可能没过多久也就丢掉了,不知道到哪去了。但是外婆这一刻的力量和决心,这样一种权威,跟她平时在人多的场合那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留在了我的心上。

 

我还要讲一个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一个地主崽子,他学习很好。尽管他跟家庭划清了界限,但因为他是地主崽子,还是没能上大学,是一个卑微的老师。他同时还有鼻炎,一讲课就带着很重的鼻音。他很早就发现了我的文学才能,给我们订《儿童文学》,订文学期刊,把他家的名著给我看。每次我的作文,他的批语都非常地用心,一长串一长串的,我现在都还记得。

 

这个老师是我以后写作中另外一种人物的来源:被体制排斥,或者说受到历史伤害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外婆那样的底层人物,后来构成了我写作的两个系统。



成年以后我就开始写作了。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体制,所以我后来选择了记者这么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让我接触生活,也能让我保持一个写作的习惯。但是这当中也有一个矛盾,有时候还比较尖锐。

 

看起来我是接触了很多生活,经常奔波于各个生活现场,草台班子、贫民窟、贩毒的地方、收容所,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但是这也意味着每一种生活我都不是当事人,我只是去看了一下。

 

尤其是入行头几年,在做动态报道的时候这个感觉特别强烈。你去了以后看了一下,并没能看见人家生活的日常内心。人家那种人性的沉淀,那种记忆的丰富性,你都没有,你就是为了写一个稿子去了又走了。

 

我入行不久是在重庆,1999年。当时接到一个报料,在菜园坝火车站附近的棚户区,有一个小女孩被几个棒棒和老人用糖果诱奸多次,得了妇科病,快死了。我们去了以后,派出所说是没有证据,把那几个人传讯了又放了。我们也找到那几个人,他们都不承认。

 

而这个小孩由于窘迫,一句话都不肯说。我很着急,后来我就提了一个不太合适的问题。我记得在她家的棚户区面前,我蹲下来看着她说:你想不想活?你要想活,你就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帮你。

 

小女孩有点被这个问题震到了,她就看着我说:我想活。然后她就开始把内情告诉了我。我现在还记得她的眼神。可是我们没有帮到她,很快她就去世了,那些人也没有受到惩罚。

 

我实际上提了一个有忌讳的、不太合适的问题。她向我敞开了心扉,我却没有帮到她。这种介入是一种非常外部性的介入,我报道了,却没有改变她的命运。所以想到这个小女孩我总是非常不安。


我在法院干过几个月,参与过几个案子,我知道那种介入是一种内部性的介入,你的决定,你做的事,可以改变他的命运。

 

后来我到了北京,开始做深度报道。看起来好像是强了一点,但是这个所谓的深度报道有多深呢?也就是一周有一篇。这一周7天能干什么呢?表面上看你好像是达到了某种深度,但是后来发现,你采访了不少人,这些人只是构成这个深度的材料。这些人本身的生活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服务于这么一个看起来有某种深度的稿子。

 

我在《新京报》的第一篇深度报道,也是《新京报》的第一篇深度报道,叫《北京非典后患者骨坏死调查》。当时SARS危机中使用了大量的糖皮质激素疗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后遗症,但是都不让报道,我用了很多工夫去找到了这些人。

 

其中有一个人我印象很深。她是一个外地的保洁员,在北京替医院保洁的时候感染了SARS病毒。按说她也为SARS的防治作出了贡献,可是她是外地户口,没有医保,她也没有钱买药,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呢?她就去当“小白鼠”,当试验的备案小白鼠。

 

她到望京医院,去拿这种没有证实临床疗效和危害性的试验新药来吃,她的身体周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药包。一旦这些药被证明安全性没有问题,有疗效,她就不能再免费吃了。


她背对着我,我看着她的背。她的背也不是很直,佝髅着。我可能都忘记了她的脸了,但是我忘不了这个背。这是一种承受的背影。她只是我采访的很多SARS后遗症患者中的一个,我稿子写出来了,也有一些影响,但这个人消失了,我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我写过一个深度报道,叫《尘》,是写尘肺病人的,主要是我家乡的尘肺病人。我记得在一个叫鸡公峡的地方采访一对兄弟。我去的时候弟弟已经过世了,哥哥告诉我弟弟去世之前的情形,他照顾了他。

 

他带我去看弟弟的坟。我们经过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径,走了很远,到了一个山坡上。弟弟的坟就在那里,看起来没有好好地垒。我们家乡的坟都讲究垒得圆,他的坟是方的。



我问他,你得了尘肺病没有?他说没有。但是他在他弟弟坟前背着手沉思,我不知道他在沉思什么。我是为了写稿子,所以之后我也就没再去想这个事。结果第二年我回家乡去,听说他也死了,也是尘肺病。

 

他死得比弟弟悲惨。弟弟有他照顾,他没人照顾。他最后的半年是租了一个房子打豆腐,死了几天以后人们才发现。我并不了解他最后经历了什么。


我其实非常不满意这种状况。有人会说是,你可能没有写到每个人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的报道改变了一个制度,促进了某项社会进步,那不是很有意义吗?比如孙志刚案这种稿子。孙志刚案的记者陈峰,就是我在《新京报》时候的上级和搭档。

 

我知道它有它的意义,但是我还是有不满的。即使是偶尔取得了轰动的新闻效应,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甚至达成某种制度改良,仍无从改变沉默的背景。这种光荣我也经历过,知道其中多有夸大,更多是有意的让步,报道做过去之后慢慢地也就耗散了,这个人也消失了。

 

我再举个例子吧。大家看过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讲奉节的,我也遇见了一个我觉得是三峡好人的人。一个老人,他壮年的时候曾经带领大家去反抗滥征农业税费。大家知道后来农业税费取消了,这是一个改革的进步。这跟他当时的举动有关系,他当时的行为在重庆也是一个新闻。

 

这次他见我是做向导和报料人,因为奉节山区有很多农民被武装分子操纵种鸦片,一种几千亩,持枪种。我当时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跟他上了山,我就不说采访的具体经过了。

 

我就说这个老爷爷。在山上强烈的阳光下面,我看着他的脸,这张脸就像油画家罗中立画的《父亲》。罗中立《父亲》的脸是千沟万壑的,一道道的皱纹放射状的,这个老人的脸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感觉他跟罗中立的《父亲》的脸还不一样。那个脸上有一层涂抹上去的金黄色,像一朵向日葵一样。这个老年人的脸是黧黑的,黧黑到微微发光。它像是一种木雕,就像上帝用上千次刀工亲手雕刻的脸。

 

这次暗访顺利地完成了。过了好几年,他忽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袁记者啊,我出了一个大事嘢。那最后一个“嘢”字带着一种哭腔。他唯一的儿子死了,在张家口的一个铁矿里出了事情。

 

他怀疑儿子是被人弄死的,想让我帮他。这么大的事,他的语调里并没有显示出何等的悲痛,可能他已经习惯了压抑自己,但是我听得出他心里面那种颤抖。

 

我报了题。报社说,死个人,又不是北京的,社会新闻做不了,深度新闻不够做,算了。我就没法做。他把儿子的照片给了我,照片是火化前在殡仪馆的冰柜里,脸上带着血痂。我因为没有替他完成这个事,所以把这个照片长期地放在我的桌子上看着。直到有一天照片被我的室友撕掉,他觉得太可怕了。


想到这个老人我就在想,他也曾经是新闻的主角,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是那个为众人抱火的人。可是农业税取消了,新闻过了,他自己的儿子死了,没人觉得这个事大。比起他报的种鸦片的料,儿子的死没有意义。没有人愿意报,我也帮不了他。


这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记者,在编辑部的支配下做选题是有点可悲的。所以我想我应该有一点独立性,这样慢慢地我的写作走上了一个非虚构的道路。就是说我不再只是一个记者,我希望自己长期地关注一群人、一个行业、某种群体。


2005年的时候我辞职,回家乡去待了一年多。我想写家乡的农民,写在城镇化运动中断裂状态下的乡土农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开始住在一个算命先生的废弃的粮管所里,后来住在一个路边小店里。我写了20多篇小说,这些小说一直到最近才有出版和发表的机会。但是我还是遗憾待得不够久,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变成他们的自己人,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一个外人。


 

回到北京,回到城市之后,我还是驱使自己努力地去跟各个群体保持联系,比如尘肺病病人、城市的打工者和被体制压抑排斥的知识分子。我后来写过像《守夜人高华》这样的文章,他就是一种被体制压抑的知识分子。

 

比如皮村我前一段也去过,跟他们长期保持着一种联系。通过这种不断地去接触、熟悉他们,慢慢地,我想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自己人,能够去了解他们。我不想只是写动态,我想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内情,想了解他们人性的层次、人性的肌理,这样最后到达一个非虚构写作的高度。


我还有一个系列是关注人的生死。我出了一本书叫《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积累了十几年的作品。我现在仍然在写它的续集,已经快写好了。我最后还想把我自己的死亡和普通中国人的生死一起放进去,作为一个系列。


做一种长期的关注,对群体保持长期的联系,你需要克服内心的不适感。因为我们虽然是底层出来的,可是在城市里待久了,已经不太习惯底层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像《江城》的作者何伟说的,你需要离开舒适的社交圈,去你并不熟悉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低,80%是在劳动,你需要习惯这种生活。

 

除了变成他们生活的自己人,在写作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使用矫揉造作的语言,不要忙于发泄情感和发议论。虽然说议论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比起他们的生活经验,并不重要。


实际上情绪和情感是两回事。你一下子把人调动起来了,好像一个直播的网红,或者是一个出镜记者带着人往前走:啊,我们真的很感动。但过去之后,你把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记住的只有自己这种类似心灵鸡汤的东西。

 

我想不管我的写作之路走得多远,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把情绪和情感区分开来。我也写小说,哪怕是在虚构的领域中,我希望非虚构是用对人的真实生活的关注做一种底色,而不是把他们抛弃了去讲故事。

 

有人会说你写人可以,干吗非写青苔一样的小人物呢?你为什么不写大人物?我想高和低、崇高和卑微是相对的。

 

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的时候写了个初稿,请阿赫玛托娃来看。阿赫玛托娃说你干吗选择这么一个平凡的医生?你应该选择一个宏大的主角、一个伟大的人来反映宏大的历史。可是阿赫玛托娃自己在苏联大清洗当中也是写了普通人的遭遇。所以这并不矛盾。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说到崇高和卑微,我想再讲一个故事。她是中越边境线上地雷村的人,17岁的时候割稻子,一个地雷夺去了她的双腿。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跪在一个铁板凳上收割稻谷。她除了收割稻谷,还养牛、喂鸡、做饭、打扫卫生、养儿育女,她还要上访。她用十几年时间造了一所房子,养了两个孩子。

 

她腿都没有了,看起来很矮、很低。也确实这样,她养的鹅都比她高;炒菜的时候灶台还高过她;去喂牛的时候牛比她高,你看不见她,只看见牛;割稻的时候稻谷都比她高。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她始终都在铁板凳上,跟我们正常人相比,她的位置又比我们高了。大家可以在铁板凳上蹲一段时间试试,那是铁皮的板凳。你说她是低还是高呢?

 

我们家乡有一个矿工下肢瘫痪,上身还是好的,他就用上身绣鞋垫,绣十字绣。我见到他时他已经绣了18年了,我见他后已经6年了,他还在绣。我上一次回去见他,他绣得比以前好多了,可以把人脸上眼睑下面的阴影都绣出来。他还把他的十字绣捐给村委会,主要是捐给小学和中学。他在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那么这两个人,他们的生存位置到底是低是高呢?他们的立足点只有那么一点点,活动范围很窄。但是就在这仅有的立足点上,他们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让自己的人性崩溃。

 

他们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可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这样一种成功胜过我在这里讲,胜过更大的舞台上看起来光辉夺目的成功。因为承担自己是最难的,但他们做到了。他们的生活纯粹是苦难吗?他们的生活卑微吗?我觉得不能说得这么简单。

 

联系到我们自己,不管是在北京还是上海,如果没有大量的在五环六环之间,或者上海的外环以外的底层人群去承担那种不太体面的工作,那种下水道式一样的工作,这种文明社会的根基,这种上层建筑怎么能建立起来呢?

 

我写过一个故事叫《一声叹息》。我有一个朋友,她没有成家,她没法建立亲密关系。她养了一个狗,这个狗死了,她很悲痛,陷入了抑郁的症状。很多人都这样,我的朋友们,得抑郁症的,有跳楼的、自杀的、服药的。

 

你说你在承担自己的人生吗?在人性的承担上,是不是还不一定比那个铁板凳上的人和那个瘫在床上的人强呢?大家谁比谁更惨?或者说大家谁比谁更有价值呢?


我写底层的人,有的人说我老写悲惨的事情,我不认为那是悲惨。我认为他们的人生是一种青苔的力量、青苔的温暖。你可能也是青苔。我们都在这样艰辛地生活,也在大致上寻求一种安顿。我们也都是青苔,我们有我们的温度,有我们的力量。我们是卑微,但是有我们的价值。


所以写青苔,写像青苔一样卑微的人群,也就是写我们自己。青苔不会消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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