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有数据空间分析支撑的人生才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生。
今天我想先从隆福寺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小商业的故事。我觉得隆福寺应该是北京最近百年以来最悲催的一个商业中心，这几十年一直在衰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16年以前，早上九点的隆福寺商业街是这样的景象：商业大厦虽然关停了，但是小商业一直非常繁华。
我们今天所说的隆福寺街曾经真的是有寺的，它始建于明代，在清代的时候这块地又改作喇嘛庙了。在1901年的时候它就“火”了，真的着火了。一把大火烧掉了它的天王殿和殿里主要的建筑。之后一直到民国时期，这个地方就成为了北京最繁华的一个庙会。建国之后，人民政府在这盖了一个铁板的大棚，卖自行车。
买自行车在50年代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买车，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决策。你很可能要在那逛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去决定到底该买什么车，往往午饭也得在那里解决，所以周围有很多很棒的小吃。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又改造升级了，盖了一个北京当时也没有几家的百货大楼，隆福大厦。
隆福大厦为什么会衰败呢？我大概摘录总结了以下这六点。1993年的火灾
建隆福大厦时，迁了刘伯温的“石龟”（石螭chī）
建隆福大厦时，狐仙的传说
隆福广场的建设，遮挡了视线
改造后商品定位失误，缺乏特色
王府井商圈改造后形成竞争
1993年的那场火烧得非常旺，也是建国以来北京消防队员牺牲最多的一次火灾。那次火灾之后，很多人就发现隆福大厦一蹶不振了。当然这事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风水学上有一句话，叫“火烧旺地”。而且事实上，在1901年，人家已经烧过一次火了，之后的生意一直都很好，所以大火肯定不是隆福寺衰败的主要原因。
另外两个原因就比较好玩了，一个是说当初在修隆福寺街门口的牌楼的时候，挪动了当年建成的刘伯温埋下的两个石龟。
还有一个说法就更离奇了，说是在建隆福大厦的时候，当地挖出了狐狸的洞，然后看到了狐仙。我和隆福寺，或者说和小商业结缘，其实源于我在荷兰读硕士的时候。当时我学的是城市学。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的老师鼓励我们国外的学生都选自己本国比较熟悉的地段。我是在北京出生，小时候也一直都在东城，所以很自然就选了这个地。但实际上我到了那之后，没觉得这地不行了。这个照片是我在2003年拍的，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小街。这在当时是北京时尚达人的一个聚集地，都是卖衣服的。
尽管网上说隆福大厦在2001年就关掉了，实际在2003年它还没关。而且什么火卖什么。当时在北京卖车很火，所以隆福大厦的一层就卖各种各样的车。六层是最让我惊讶的，卖盗版光盘。那个时代在北京买盗版光盘，得去中关村找抱小孩的阿姨，她们会跟你搭讪，然后指另外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会把你拉到一个小民房里买盘。但是在2003年，隆福大厦居然就在楼上卖盗版光盘。所以我当时在反思，这里到底是什么不行了，什么还行。于是我开始对市场感兴趣。在建筑和规划的传统学科或者理论当中，往往都会提到这本书，《考工记》。据说这是周代传下来的，但实际上是西汉的人重新编纂过的。《考工记》记载了所有的“帝都”是应该如何被规划的，反映了中国文人的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简单地说就是重要的东西摆在重要的位置。最重要的是政府，宫城摆在最中间。对文化精英来说，市场也是必须的，但是它的等级比较低，不能摆在城市的前台。“前朝后市”，市场往往都在后面。
但是理想终究是理想，我们看了各个时代的帝都，发现很少有帝都真的把这个当回事。长安的市场分东市和西市，分别是在它的东边城区和西边城区，而主要的宫城实际上是在城北的中轴线上。
这个就体现出所有帝都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从理智来要求，我们都希望街道很宽很干净（每个领导可能都喜欢这样的街道），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希望市场是很方便的。
长安当时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长安城的中轴线很宽，皇帝用这种中轴线把城市分成了两部分。两个市场，在相对的城市的中心。
当时城市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里坊制。每个城市的街区块都用坊墙围起来，真正的商业都是在里坊的里面，大街上都是很无聊无趣的，都是墙。到了宋代，在宋朝的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开封这个地方，城市的形态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是里坊制被废除了，从《清明上河图》上可能可以看出来，所有商店都开始沿街布置，直接在街道上开店了。
这张图也是我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复原的，是当时的街道分布图。它不是集中的市场了，相对的，它的收税方式也变了，不是把小商贩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管理，而是对每家店都收费。
▲郭湖生，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小史系列论文，《建筑师》也是因为这个变化，北宋的城市经济非常发达，甚至连日本的学者都说这是中世纪的一个城市革命。但是也有文献记载，在当时也有一些令政府不太爽的地方，他们也开始侵街占道，也开始有一些类似清理和治理的工作。到了元朝，有一个变化，大家开始真的把《考工记》当回事了。主要是因为元朝是由外族来统治的。我发现规章和制度是本族人编写的，而真正去把它很重视地执行的往往是外族的。元朝的忽必烈在金中都的北边建元大都的时候，雇佣了汉族的刘秉忠，严格地按照《考工记》规划了城市。从这个结果上看，也确实真正地实现了“前朝后市”的理想。
▲郭湖生，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小史系列论文，《建筑师》这里面深灰色的宫殿在这个城市的南边，市场就是橙色的部分，真正意义上把市场放在了城市的中间了。当你把市场摆在一个很方便的位置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其他地方作出相应的妥协。今天北京的什刹海和后海，其实是元朝时期，官员们花了很大的精力疏通了河道。它的目的是支撑市场内交通的可达性，因为当时主要是通过水路运输物资。
同时元朝还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空间上的管理和街道的开放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复活了里坊制。怎么复活的呢？并不是在周围真的去建很多的坊墙，而是用栅栏去管控北京的胡同。
这张图是根据乾隆时候的图重新绘制的，上面的这些小的黑点就是胡同口曾经放的栅栏，这个地方晚上是不容许出入的，所以就起到了类似唐长安的那样一个效果。
从一些历史照片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痕迹，当时的街道是开放的，但是用栅栏管理的。
隆福寺这块主要在卖猪肉、羊肉、马和鸟。分别对应了当时的生活习惯，食品、交通，还有娱乐。
这些自组织市场，不仅仅分布在东面和西面，还分布在一些沿街的位置和城门口的位置。
它分布的规律是我们作为规划和设计者特别关心的。有个理论叫做“中心地理论”，我们相信一个城市当中，高级别的市场的相对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低端的这种小的市场的数量是更多的。它往往是根据距离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同时它的演化也往往是受交通系统的演化影响。
▲明清北京中心地结构，模型来源：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J].地理学报，1989，（2）：129-139.
这张图显示的是1935年，北京的市场分布的变化：东单和西单开始兴起了。
因为曾经的北京是故宫在中间，后边是景山，前面是千步廊，东、西被严格地分成两半，有点像唐长安的城市格局。当这个障碍被打通之后，东单和西单就作为两个新的中心开始发展了。
建国之后，政府就建了长安街。这条街极大地提升了东单和西单的可达性，这个地方就变得越来越火了。
这个时候东四并没有因此衰落，因为南北的道路也被打通了。
但是80年代之后，除了横向的长安街之外，在北面又打通了一条平安大街，把东西向的交通分流了。从那之后东四就开始走向衰落。
打通平安大街虽然造成隆福寺和东四的衰落，但是带活了几个新的地方，比如什刹海。曾经在什刹海有一个荷花市场，我在1997年的时候在那附近上学，那真的就是一个市场，卖肉卖菜什么的。
▲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南锣鼓巷，也是在地安门商圈这一块。曾经上面就那么五六家很社区的小店，几年之内就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了，这都是拜交通所赐。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接下来我就开始一直关注东四这一块，以及其他的市场区，它们到底是按照什么逻辑运作的。
几年前，早市还在的时候，我们跟踪了来隆福寺市场的这些人。我和学生随机跟踪一个人，从隆福寺出发，跟着这些买菜的人一直走到目的地。我们收集了大概五百多组轨迹，看这些人是从哪来的。
我很“不幸”跟踪了一个大爷，我本来以为他骑着自行车很快就会到达目的点，结果这是最长的一条轨迹。整个跟踪过程中他骑车骑了20分钟，走了三点多公里，从东城一路走到西城。
他买了一大兜的馒头，以及其他一些杂的东西。我当时在想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后我跟着他进入了一个工地，原来他是这个工地的厨子。他说，他原来是在北边那个润得立市场买东西的，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润得立市场被拆除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多骑一公里去隆福寺市场买东西。
实际上沿途有很多很大的菜市场，一百个摊位、两百个摊位以上的都有，但他其实在意的是那几块钱的成本。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如今菜市场不仅具有服务周围居民的功能，它还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在座的诸位（可能都不怎么去买菜的），但是也有很多指着这些菜市场去生活的人。首先大家把这个想象成一个城市当中的地图，从A点到B点最简单的一个路线，我相信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这个。
左边这张图是所有任意两点的最简单路径叠加到一起，红色的是被更多的人选择的。
中间这张图是沙特阿拉伯吉达市的一个贫民窟，贫民窟意味着没有人规划和设计这个地方。黄颜色的表示居住区，其他颜色的是一些小商业。可以看出，最简单路径的集合和小商业的真实分布是高度吻合的，而那个最短路径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认知的。这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没有上帝视角，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街道中运动的。这种运动轨迹的叠加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商业分布的空间规律。2005年，我开始做博士研究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当时我骑自行车逛了北京三环路以内的所有街巷，去记录这些小商店的位置。我重点关注了菜市场，记录了每个菜市场里面有多少个摊位。这张图显示的就是2005年到2009年菜市场摊位数的一个变化，大的方块表示的是比较大型的菜市场。当时的治理口号叫做“农改超”。在那五年中，北京的菜市场相对是非常稳定的。▲2005-2009年北京三环路以内菜市场规模变化
在2015年之前，五个摊位以上的菜市场确实开始减少了。但是真正疏解出去的是很多大型的批发类的市场。每次聊菜市场的衰减总是显得有点悲情，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于一些批发类的市场，它们的离开实际上是一种宿命。比如说曾经北京城市中心的红桥市场，还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度是重要的批发中心的大钟寺市场，它是一步一步逐渐远离城市中心的。十几年前我们也访谈过一些摊贩，他们大部分都是去批发市场上货的，当时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机动三轮车。而现在基本上都换成面包车和汽车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幅地增加了。而更远的市场地价也更低，所以不用政府去组织，批发市场实际上有一个自发的向外移的趋势。我曾经觉得商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来自互联网，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对比了2005年的数据，想看看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十年里，商业是不是越变越少。
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在北京的中央城区，商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这个增量主要来自胡同中的小商业，有30%以上的是社区级的商业，接近30%是餐饮业。这些小商业是具有自主发展的活力的。
但是近期我们对北京城市中的一些小商业进行了又一轮的调研，发现拆违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彻底，很多小商业都消失了。这个是在雍和宫大街上的礼佛用品的商店，改造之后变成了这个样子。店铺里面的商品密度超高，它不仅是一个卖佛具的场所，同时还整合了早摊点和超市，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存在。
没领导视察，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服务于城市的日常生活的小商业是自组织产生的，而这种自组织的分布是有空间规律的，研究这种规律对我们专业人士非常有帮助。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最近想逐步对一个个小商业进行解码工作，就像生物学上解码DNA一样，去看看它为什么在这产生。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修车的大爷们。因为我本身是一个70后，自行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同时2016年北京和上海又开始普及共享单车，我就觉得记忆当中的修车大爷们应该非常担忧自己的生计。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对修车的大爷们展开了很多的访谈和研究。这张图汇总了一些我们在街头上的访谈。大部分修车大爷还都是挺乐观的。首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这种比较佛系的性格，有些大爷就住在小区底下，没有什么居住成本，每月可以挣到几百块。
对于更多数的大爷们来说，这毕竟是生计，所以他们除了修车之外还要学其他的技能，比如说修家电、修鞋、给电动车充电，技能越多，收入甚至可以过万。还有一些，像70多岁的大爷，他就说修车只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忙，他也知道政府要治理小商业了，所以他每次访谈都说，我下个月就不干了。可是我上周去，他还在，身体也很硬朗。
我们的研究除了实地调研，还有一部分是应用百度街景的时光机（不是广告）。我们不仅可以在这上面看到这条街现在的样子，还可以用翻页的方式看到这个地方往年的样子。
我们就是在东城区用看时光机的方式，找到了78个修车点。我们原本以为这些大爷们的数量应该会大幅缩减，结果街景地图上显示他们大部分都在。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地去看了一天当中五个不同的时间点，是不是真的有人在修车。我们发现78个修车点一下少了很多，这主要是政府对这些小商业的整治造成的。南锣鼓巷这一块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旅游区，把他们清走了。
另外就是城管办公室所在的地方，修车大爷消失得最多。
听周围的人说，这些大爷暂时转行去送快递了，要修车的话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确实有着很强的求生意志。
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修车的大叔。通过实地调研，我发现这个行业的要求比较明确：平均年龄五十多岁，有机械维修基础，动手能力强。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具备了其中一个标准。
我们那会儿中学有一门课叫做劳动技术课，男生基本选的都是自行车维修。我最骄傲的就是学了那门课，能够自己补自行车胎了。我至今印象非常深，我帮我妈补了车胎，当然后来没告诉她，其实那胎是我扎的。我还有数据空间分析的能力。我分析出了东四周边几个最有可能成为修车点的地方。这张图上黑色的部分就说明这些地方是有机会的。
我总结出了几个选点秘籍，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和大街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重新整治的计划，规避风险非常重要。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临近菜市场，因为菜市场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节点。
我始终认为有数据空间分析支撑的人生才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生，这是为绝不油腻，但是可能会沾满油泥的中年作出的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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