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我的一生想起来都是鬼使神差 | 一席·枝桠第三季13
▲「一席·枝桠」S03E13 唐诺 正片01
▲「一席·枝桠」S03E13 唐诺 正片02
年纪
有一天，我发现眼前的世界真的这么年轻了。包括我坐的咖啡馆——年轻的脸孔、年轻的表情、年轻的话题，已经不容易找到比我年纪大的人了。
走在街上，你忽然发现，原来那条街道是我高中时候才建的。因为城市规划，每一棵树都比我年轻。商店开了又关，偶尔看到这样的店——“创始于XX年”，才会想到，原来有比我老的东西。
我们平常生活在一个城市，周围有许多无生命的建筑、有生命的树，它们更像是一个背景，你来的时候它们就一直在那里。某一天你发现，原来它们都有不同的时间来历、时间落点。
意识到这一点，整个世界就有了不一样的形貌。按照你的生命经验，你会很自然地猜测它们流逝和死亡的时间。
日本染井吉野樱的天年是60年，和庄子当年写到的“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树完全不一样。再比如，你会看到台湾的小咖啡馆屡仆屡起。我长期在街上走路，大约可以想出来它们大概可以撑多久。
你看到一个城市里，不可思议的生、不可思议的死，风、花朵、街道……这种时间转换的视角，使得你对周围世界产生了新的情感——某种油然而生的同情跟担忧。
阅读
加入了年龄视角之后，阅读带给我的震撼最大。了不起的作品、了不起的作者写到一定高度，就好像挣脱了时间的捆绑。
我写《求剑》时已经58岁了。伟大的书写者莎士比亚52岁就死了，《哈姆雷特》是他三十几岁写的。原来他是很年轻的作家！我怎么还能叫他“莎翁”呢？
加西亚·马奎斯（又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震撼世界，写的时候他不到40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31岁，恩格斯29岁。我儿子谢海盟都已经不止这个年岁了。
因此，你的生命经验好像可以跟这些作者和作品更进一步联系起来。不像我们看一幅画、一座雕像那样隔得远远的，而是会很自然想到：他们写出那样巨大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如果我在他们的年岁，我又会想什么？
终于，你把他们还原成了真实的人。
一个沉重的代价是，我所喜欢的作品、过去一读再读的作品，又要重读一遍。因为过去我一定漏掉了什么；或者说，直到现在我才能够看清他们的空白，他们的失误，他们的困惑。
比如我现在再看张爱玲的小说，就知道很多事情是她猜想的，甚至是她猜错了。当然这并不减损我对张爱玲的敬重，反而会觉得她真厉害，二十七八岁能够写到这样。可是你同时也知道了她的限度。
▲ 张爱玲。图片来源网络
身体在衰老，以前不会痛的地方会痛，以前会复原的现在不会复原。这使我困扰。但阅读反而基本上是偏向愉悦的。人总不能只要这边不要那边。
我也不知道这种愉悦能维持多久。可这一刻，我只想办法把它延长。
所以我不会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年龄的缘故我反而真实地感受到：我25岁看这本书的时候，怎么会笨到那种地步，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看不出来。
这又有一点欣慰——这二三十年，我没有退，我还在进步；知道得更多，更能洞察事物，能够更精微、更准确地掌握它。叫我回到25岁、30岁，我才不要回去。我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来，才不要回到那个很笨的年岁。
书写
在文学的世界，记忆可能比任何行业都重要。在很多行业，你最好忘掉，要不然你会困扰不堪。可是文学只能够依赖记忆。
这也构成了文学的道德困扰。假如你有很热切的心，要直面现实，文学也许会让你困扰。你想救一只流浪猫，你不伸手它可能当下就会饿死；你要对一场战争发出警讯，它有可能两天后就会爆发。而当一本书写完，那只猫已经死了，战争已经爆发了，你什么都救不了。
因此当书写者有太强烈的现实关怀，可能会变成他书写的困扰，甚至最后会牺牲书写。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一个作家丢下笔去参加一个社会救援、社会行动，甚至去革命、去作战。
▲ 1936年，西班牙诗人、剧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在西班牙内战早期惨遭杀害。图片来源网络
作为书写这一行的人，我会很可惜，如果他留下来继续写，他会带给我们多少了不起的作品。所以有时候伤害书写本身的，不一定是糟糕的理由，反而是用心、高贵的理由。
书写碰触的都是记忆。对很多人来讲，这些记忆他们不会去想起；但对于书写者而言，你必须反复回到那些并不一定愉快的记忆。
人经历过的事并不等于经验。“验”是反思、重新记忆的过程。只有反复回去、重新记忆，经历才会吸收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否则就会走向另外的东西——遗忘。
博尔赫斯讲，书写不过是记忆和遗忘的不断交换而已。
▲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图片来源网络
和影像、声音这些距离我们感官更近的载体相比，书或许不算是享乐的载体。阅读更大的意义、更大的诱因，正是我们渴望挣脱目力所及、困于此身的存在，进入到某个我们不可能去的时空；看我们原来看不到，想我们原来想不到。
在商品化、顾客至上的时代，读者变得桀骜不驯，总认为“我花了钱你就应该让我懂”。然而阅读不是为了看你已经知道的东西。阅读应该是谦逊的，是生命的一次扩张。
快乐
在惯常的思维中，大家喜欢强调幸福和快乐，认为它们是悲伤的反面。可是人们却忽略了，幸福之中也可以有悲伤的成分，就像弘一法师说的“悲欣交集”。
成年人害怕小孩不快乐，留下创伤，甚至要去改童话故事的结尾。迪士尼改编了安徒生的童话《小美人鱼》，美人鱼居然长出脚来，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是这个故事原来是个悲剧，小美人鱼牺牲了自己，化为泡沫。
当你把悲伤消除，真正的爱、仁慈、同情也都跟着没了。我甚至讲，一个不会悲伤的人，我无法信任。
我现在对这种无色无味的童话故事简直痛恨到极点。悲伤有那么可怕吗？我们能够向小孩承诺一个没有悲伤的世界吗？你们是打算教出一群不会悲伤、不肯为别人悲伤、看到别人悲伤自己也不会感到悲伤的不可信任的人吗？还是说，你们只想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偷懒和懦弱？
我写《求剑》的时候，世界也许真的进入了“大游戏时代”，人们普遍追求一种大而化之的快乐。我不是反对快乐，也不想说教或是提倡沉重，而是觉得，生命不止如此。有些不会当下带给你笑声、不那么感官化的东西，反而是必要的；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品质更好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快乐的人。
至于我，我会希望自己更勇敢、更有承受力。满意吗？也许很不满意，因为到了这个年纪还只能是这样。
我花了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光阅读这些美好的作品。在这个年纪回头看，我的理解来得太晚太迟，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鬼使神差
我曾经很羡慕侯孝贤导演，他从书中吸收了养料，最终转化为电影。他找到了他生命的主体形式，专注于电影的表达。
我刚好是另一个极端。虽然我14岁就没有怀疑自己会在文学、文化这个领域耕耘。可是一直到45岁我才写出第一本书《文字的故事》，中间横亘了30年时间。
中间我试图写过各种东西。我写过小说，结果被朱西甯老师讲：“谢材俊平常人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写东西这么无聊？”我写过推理小说，写过NBA球评，用过好几个笔名，唐诺是我最不看重的笔名。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我写过一篇文章《向上帝特别订制——梦的球队》，用的就是唐诺这个笔名。虽然看球很快乐，人生还是有些重要的事要做，我就想让“唐诺”休息，因为这个人既多嘴又无聊。
加德纳有部小说叫《柯赖二氏探案》，唐诺是一个瘦小的、被取消了律师资格的侦探社雇员。侦探社的合伙人柯白莎形容唐诺：“这家伙八成是个橄榄球，每个人看到他都想踢上一脚。”
我用了唐诺这个笔名，是因为它离我最远，是我最不想成为的人。但后来鬼使神差，也许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好记，就用下来了。
45岁写《文字的故事》也是鬼使神差。当时我正和一家视频公司合作，他们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我就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
西方有一种出版体例叫Story，代表科普性的读物，比如《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我们采用了这个体例，计划在台湾出版一系列百科全书式的书，让大众真正了解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东西，比如社会、国家、法律、文字、艺术、电影等等。我认领了其中的文字和阅读。
当时我们找到了各个行业的权威人士，他们也表示愿意写。一年之后，没有人写一个字。只有我写了《文字的故事》。在知道这个项目没有机会之后，我又写了《阅读的故事》。
我的书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不断找寻、摸索的过程。我的一生想起来都是鬼使神差。
就像卡尔维诺说的，“好险，在回忆中你差点做不成自己，这个世界差点不是这个世界”。
就过这样的生活
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会走现在这条路。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条路是什么模样，只觉得那个世界很好、很吸引我。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看杰克·伦敦的小说、房龙《人类的故事》。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零用钱，就去买了一本威尔·杜兰的《哲学简史》。那时候有个“罪名”叫“思想偏激”，想得太多是很危险的。
我们那一代的父母不是像现在这样慈眉善目，生出来的小孩根本就是自己长起来的。我家里五个兄弟姐妹，“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台语叫“出門敢若拍毋見，轉來敢若抾著”，就是这样野生长大。这是很普遍的事。
我是孤僻的人，我是阿斯伯格人。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别人也不会怎样特别对待你，所以这变成是我自己携带着的东西，通常不会和任何人说。
▲ 朱西甯，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
我在建国中学，因为编校刊的关系认识了朱西甯老师。后来我跟朱天心结婚，也一直喊他老师，他也谅解。我一辈子喊他老师，直到他走。他是我的老师，后来变成我的家人。人都有各种身份，而这个关系我最想一直保有。
我进入大学之后，和出版社合作办了《三三集刊》。因为年轻气盛，和出版社的一些想法不同，容易有摩擦。后来我就决定自己办出版社，取名“三三书坊”。
三三书坊当时只有三个人，一个叫朱西甯，一个叫朱天文，一个叫朱天心。书坊靠朱老师的退休金维系，一开始拿不出版税，只能记账。朱天心的书卖得尤其好，版税也挂着账。
我们把成本压到最低。我记得朱天心那时候的薪资待遇是两张公车票，一张公车票30格，可以坐30次，就过这样的生活。
我租了一个书库，两层楼，很小，大概二十几平。我就在书库上头的榻榻米间管理书库。我们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靠的是朱天心原来累积的版税。后来三三书坊损益平衡之后，总算有把欠他们的版税还给他们。
▲ 朱天心、唐诺、谢海盟一家
我和朱天心结婚之后，三三书坊也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工作。但那些年是我阅读时间最长也最用功的时光，所以那段岁月我非常感激。
文学从来不是简单的事
70年代，台湾进入了文化繁荣期。原来的我想都想不到，在一个边缘的小岛，怎么会有一群人这样活着、做这样的事。
早期台湾的文学成绩是从大陆带去的，重要的支撑就是军中作家。小说、现代诗也迎来了真正的高峰。像我们这代人，虽然小时候在相对贫穷的条件长大，但从历史的标准来看，毕竟没有经历饥饿、灾难、战争、瘟疫、迫害。但依然有不少人还在写，还在寻找可写的东西。
▲ 朱家客厅，左起：朱天衣、朱天文、朱天心、刘慕沙、朱西甯、唐诺、张大春。
文学的盛世，有时候只需要五支十支精彩的笔，而不需要每个人都写60分的小说。可见文学从来不是简单的事，也不讲什么条件。它不一定要集体行动，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个人的可能性、能动性，需要少数人、甚至几个人认真做一件对的事，自己赋予自己力量。不要什么都塞给环境，文学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逆着环境才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力量和可能。
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种世界的视野、莫名的责任感和关怀。
我考大学的时候复习地理，家里太热，没有冷气，我就躺在浴缸里，泡着凉水，在脑子里绘制地图：这个国家在这里，河流和铁道经过哪里，城市有哪些，物产是什么。就这样复原六册的地理书。好像这些都和你有关，历史上的事也和你有关。
换句话讲，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看在眼里。诗和散文可以靠自我来书写，所以诗的高峰可以来得很早，我所向无敌，我所向披靡。小说不是。小说需要他者的存在，需要确立与他者的关系。小说是讲求合理、谦逊的文体，它必须理解他者。
每一位书写者都单独面对世界。我们不是在一开始就收束成同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和主张。个体的不理解、不合理、执迷、入魔……各种冲撞带来不同的可能，世界于是才多样、丰富。我们要找到通向真相、通向更好世界的不同途径。这是文学对我来讲很大很大的魅力。
可信任的世界慢慢消失了
我们现在很容易感到挫折。人跟人的关系变得疏离、不可信任。善意、可信任的世界慢慢消失了。不只是生活，知识也一样。我们越来越分离，人跟人之间，领域跟领域之间，大家走得太远，很难对话。
我们的确是受挫了，甚至提前知道了某种徒劳——追到最后是没有答案的，人的认识就是做不到。究竟是宇宙本身没有答案，还是人的认知太有限，都可能。
知识的累积也会给人带来沮丧和徒劳感：既然走这趟路这么沉重、这么辛苦，干脆不要开始好了。现在取得知识非常容易，按几个键、输入几个字就好了，人们会说，知识是被取用的，不必记得。
我不相信。
知识跟人可以有更深层的联系。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原地，你所关怀的、能够问的问题也只是那样，那么知识就无法把你带到一个更大、更深厚的世界。
我一向比较悲观、内向，被人家误解为谦逊。我也不认为自己会留下什么，当代的人都不想看我的书。
我每天到咖啡馆去，书写完毕回来。我读书。觉得这样的日子非常好。我比较怕一种误解的喜欢，虽然感谢，但还是常常会觉得有一点抱歉。因为我并没有把握，如果你太相信我的话，会把你带到哪里去。这一直是我所担忧的事。
我以为你们不会那么相信我。如果知道你们这么相信我的话，我不敢说得这么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