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区的墙拆不拆，在于我们如何想象墙外的人 ——「身边的城市」：这次我们谈谈墙 | 沙龙实录

上周五，土木再生赶在深双闭幕周举办了我们参展项目「身边的城市」的展后研讨沙龙，沙龙中除了有参展人与学术顾问对话之外，为了在深双期间能更好响应城市热点，这次我们还以「墙」为主题来共同研讨。
 上月下旬，国务院发布“中国城市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消息，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公众对围墙拆不拆、建不建的问题在建筑、空间规划、交通规划、公共管理等各个层面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但单纯从发布的“意见”本身来说，国务院有可能是躺枪或者no zuo no die，因为该“意见”比较具体的解决目标是“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却不料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尤其是对墙外“普通群众”的想象（捡破烂的、收废品的、卖盒饭的、贴小广告的、卖蟑螂药的——@作者崔成浩），把话题从空间延伸到了阶层的对话，再论及谁有权而又为什么有（特）权建墙和拆墙？ 

▲深圳的超级街区分布（图片来自深双参展项目“珠三角的超级街区城市化”，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历史保护研究生院/Studio-X 北京/亚洲超级城市实验室）

从这个角度出发，「身边的城市」的“身边”尺度可能是“墙感”最短而最敏感的，参展人碰触到的墙有真实的、想象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公权的墙，也有自困自守的私权的墙，那么我们想象的夹在两堵墙之间的“普通群众”面目究竟如何？

在沙龙中，参展人万妍展示了三道墙（一线、二线、生态线）隔离的深圳最边缘社区新羌的各方面调研成果；王启豪分享了最真实的一堵强——隔离海岸的铁丝网墙在舆论场影响下的建与拆；傅娜分享的是无墙的城中村公共生活图景；任珏博士以土木再生村络信息平台为例讲述如何打破信息之墙；清华苑建筑师段鹏则提出用社会建筑学来支持年轻底层逐步跨越不同社会阶层之墙的可能。
项目学术顾问马立安博士、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人及合伙人刘晓都和城中村曾经的住户代表Kit均对项目做出点评，将话题延伸到「墙」所涉及的意识形态、立场选择、权利博弈和公共治理的问题，刘晓都更以万科土楼（低收入社区）建造过程中的遭遇，点出“封闭式社区”在买、卖过程中造成的定式恶习。
以下是现场的发言及「墙」的探讨，节选自本次沙龙的实录。如需现场实录全稿，请点击「原文链接」下载PDF。

一、参展人发言

万妍土木再生研究员参展项目《新羌——都市边缘的国营农场社区变迁》         

新羌是改革开放特区最偏远的社区，我们特别希望通过了解这个社区的发展瓶颈和问题观察这个城市中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当地90%的土地都在生态控制线之内，面积大概是11.02平方公里。另一个特点是新羌是从单位制度下的农场转变而来的一个社区，它的人口群体包括越南的难侨以及本地从自然村开始生活在这个片区的村民和居民，还有一部分外来流动人口，如工人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移民。里头的社区点是比较多的，总的户籍人口是2700多人，外来工人和农民是2.3万人，是人口倒挂比较严重的地方。
生态控制线方面，主要因为是深圳市为了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和保护生态绿地而推出这个政策手段。这是全市控制的边界图，新羌就在北边。绿色的这条线往北都是属于生态控制线范围，北边的地区都是不可以建房子的，不可以建设开发。基本上就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发展，所有的这些厂房和社区的建筑其实都因为历史变迁而有很复杂的关系。

王启豪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研究与设计专员参展项目《舆论力量追踪——身边铁丝网的建与拆》      

议论的过程中，基于现在自媒体使用频率的增加，在龚先生非常快发了第一道具有强烈感情的微博之后，在短短一天内有五百多次的转发，我们采了非常多网友或者公众对于这个事情的反馈，他们当中不乏深圳很多本土优秀的规划师或相关从业人员，但是更多的是没有相关专业领域见解知识的公众，恰恰这些公众的力量使得这个事情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可能从10月初到10月9号在一周到十天时间之内引起了足够多的以微信传播的效应。他们在这个期间的传播，当时具体的一些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的推文，就像上周发生的街区改革的推文，有一些是专业人士的见解，有一些是公众的见解。在自媒体的发酵之下，逐渐被各大主流媒体关注。有幸的是公众参与这样一种信息的传播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或人士的关注，上面的文字提到了深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自发形成团队（见PPT），进行这个事情的调研和关注，而他们恰恰是作为公民本身的决策，进入这个事情的关注当中，促进后来的相关部门坐在一起商讨这个事情解决公众的需求。

傅娜深圳市设计促进中心高级研究员参展项目《桃花源记——行走城中村系列》                        

在这个空间里面对应到今天的讨论是很直接，它就是一个没有墙的社区，我们去看城中村，它是非正式的，它是有本土人住在里面的，有传统、有继承，这种继承可能已经消失殆尽，但的确还有，它的需求和被需求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点，但不可争议的是提供了外来务工的低收入或者是低消费的社区的空间。2012年我们对当地住和工作的人进行了访谈记录，这是行走城中村的第一部分，在我去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里，基本上我也在持续的记录这个城市或者是村落的变迁，因为它跟白石洲、岗厦所有市中心的城中村基本都是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被拆除。我们可以看到城中村最有生命力的是它的公共空间，它的公共空间包括了正式的商业和非正式的商业，他们提供的是一个24小时的生活圈。在这个调研里面，没有墙的社区，我们可以跟旁边的万象城做一个对比（，这个地图是我们去年做12个城中村商业调研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蔡屋围村，它囊括了二十几种商业类型，它的时间段、生命力是24小时的，因为很多住在城中村里的人生活是三班倒，所以非常多的街边的食物或者烧烤在晚上12点钟之后，因为晚上12点或12点钟之前还是被管理的状态，但12点钟之后会发现非常有生命力的街道生活。

任珏土木再生首席研究员参展项目《村络计划》                                                         

我们跟一些救灾团队互动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很多人第一想的是怎么样救人、怎么捐物资，但很多人很少想怎么把这些信息让外围的人知道，因为没有信息互通的概念，人为的把作用力放在点对点，忽略了信息的共享跟互动。一些救灾的朋友跟志愿者去到一线，我们能够看到把群众放到体育馆里，给他们补给，做一些安抚，但是这中间的转折就是一个过度的区域，最后政府会把他们带到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旅馆里安顿下来，信息截断了，这些人有多少丧生了、有多少救回来了，他们有没有得到足够的救助和补贴，很少有人知道，这也是一个看不见的“墙”，而且这些墙都是跟信息有关系的。土木再生这个项目也是说既然信息被遮蔽了，我们能不能用信息的技术打破这个看不见的“墙”，形成墙内跟墙外的人跟人的互联，这种互联才是能够让我们更有力的帮助我们的身边城市哪怕是身边的乡村也好有更好的机会和可能性。

段鹏公民参展项目《街道公共空间摄影展——深南大道城中村副本》      

这次摄影展发现两个问题，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我们在白石洲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拆迁的过程当中有政府、地产商和原住民三方博弈，但是城中村里大量记住的是租客、低收入人群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发出过，从来是被忽视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谁为十万租客代言，拆了白石洲他们何去何从？”第二个问题是做坪山村18栋楼的调研过程当中发现中国的房屋的建设分三条道路，像城中村第一是村民自发建设的东西，第二是政府把城中村拆掉交给开发商进行建设这是第二个方式，我们觉得未来会有第三种方式，就是由村民自己进行建设，小地块的联合，由村民自发进行建设，可能会比政府和开发商的大面积的拆除城中村更有效，而且更人性化。这是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城市是需要立体城市的，不是建筑学概念的立体城市，而是指阶层的立体，上面是豪宅有钱阶层，右手边是普通的居住小区，就是大量的深圳市民和白领住的小区，左边是白石洲，是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住的地方，这种立体城市是未来我们发展所需要的，是阶层的构成，希望做成一种阶层的立体。白石洲这个地方其实是阶层的拼贴自然形成的立体城市，前面是波托菲诺豪宅区，和白石洲也有墙，是真正的墙隔开了，把富人和最贫穷的人就是一道墙隔开了，在白石洲里住的人可以到华侨城工作为富人服务，挣到钱以后回到白石洲进行低消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共融是非常和谐的。涉及到城市人口的立体构成问题，最初是金字塔的形状，左边是仿锥形的形状，仿锥形是一种灾难.真正发展的状况，是过去右边这种把金字塔往上走，把底层的人群减少、中间增多，上面有最富有的人。但是这种发展也不是可持续的，真正可持续的应该是梯形结构，上面最富有的人的财产通过社会第二次分配机制能够形成梯形发展，有底层的，也有中间的，上面是平层的人口构成，这样的人口构成可以防止产业的空心化，像香港发生的问题就是缺乏年轻工作者、低收入者的居住地。

二、点评回应及「墙」的问题

马立安美国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布朗大学博士后，土木再生学术顾问

看不见的墙是我们自己有限的经验这个“墙”是人为做出来的边界，而我们用这些边界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在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体现。中英街——中国和英国原来的边界，在冷战时它的价值体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当时)就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很好的价值（判断），为价值付出很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以同样的边界做了一个产生钱和利润的墙，在不同的时代一个墙能产生不同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我们来确定的。很多东西发生的原因是我们视而不见，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冷战的意识形态的价值产生，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为一种信仰而付出那么多”，但是你真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就会觉得这个价值高于一切。如果你有这种经验，你（可能）也会觉得现在为了钱而什么都可以付出的（判断）同样荒诞，对于很多80后、90后都是同样的事情（可能都一样），（因为）没有（其他不同的经验可以作）对比。刚才任珏博士说“看不见的墙在哪里”，其实看不见的墙就是我们自己（有限）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跨到一个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看不见的墙在哪里、我们理所当然接受的价值观在哪里。……

（我们都）希望井里的水是干净的、能喝的，要不是井里的水不干净，我们怎么能发现呢？如果我们的水原来是很干净的、非常好的，我们又怎么样分享我们的水。

我对每个演讲的人有一个提问，你们认为你们发现的“墙”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其实我是很支持环保的，但是在环保墙内的苦日子也是要让我们反省环保墙是为谁建的，我们是不是在建立一个特殊走廊，给谁建的。段鹏提的墙其实是白石洲和华侨城之间的墙壁，我们拆了那个“墙”是为谁拆，那个墙壁是不是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王启豪提的墙真的是很可恶的，但是建那样一个铁丝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要体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显然你很难跳水游泳到香港去，这样一个铁丝网明显是要体现出意识形态。傅娜刚才说的开放商业，其实有一个阶层的墙就在那儿，城中村提供的是低成本的商业的可能性，现在在深圳尤其在关内所有的shopping mall除了国际或国家的连锁店之外，墙是不是在某些行为中把阶层的墙强化了。

Kit深双观众，建筑学背景，曾居住在城中村                           

请保留历史的一部分其实我是对白石洲项目特别感冒的，我有一段时间在城中村里面住，现在深圳的发展很快，很多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最明显的是大梅沙那边有个村，之前会骑单车过去，然后看到一片楼拆了很多，我就很不舍得，就去里面逛一逛，有些居民看见了，他们说有什么好看的，他们认为不值得你进去里边观看，好像也没有保留的意义，他们想表达这个给我听。但是我觉得城市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保留下来的，而不是都拆，我觉得白石洲就算拆也不要全拆，值得保留的就保留下来。像香港有一个二级保护的建筑，政府计划的很好，变成了青年旅社，也保持了当时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去居住，总之我就希望它能保留历史的一部分。

刘晓都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人及合伙人，「身边的城市」学术支持，土木再生副理事长。

封闭式社区是反城市的，建造商把这个概念卖给公众，公众也买了，就变成一种定式的恶习我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回应墙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我突然发现这件事触动了公众的神经，我看完以后没觉着这事怎么样，怎么突然有这么巨大的反弹。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开始转变成有产阶级，所有的物权，这件事变成非常大的一件事，这可能是中国人最后那么一点东西，再丢掉就是又成无产阶级了，这就很珍贵，触动了神经。
这里头反映了一点的问题，当时建土楼的时候，跟万科合作，在第五园四期边上盖一个实验楼，那个位置是在第五园的市政道，那边是四期，这边是五期六期。准备盖的时候，王石在发布会上说准备做一个低收入社区，在万科第五园，当时炸锅了，第五园的业主联合起来游行抗议，最后就把这个事搅黄了。其实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对社区里的人来说不愿意低收入人群住在旁边，他不管社会的公平和城市的需求，这个东西不是他考虑的范围。这时候所谓的民意就不是一个好事。其实是要判断。我们一直在反对封闭式社区，因为它是反城市的，它封闭这个社区以后使得城市人不能够去用，这个地方是完全切断的，使得城市街道变成道路，城市社区了街道、活力，失去了生活，一系列的后果。现在深圳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引进了新加坡的花园小区的概念，整一大片地，楼顺着边盖一圈，这个花园是我们小区的别人没有权利来用，城市一块一块分隔开，这不是一个好的城市，这也是我们一直反对的东西，但这是最好卖的东西。把这个概念卖给公众，公众也买了，就变成一种定式，变成被绑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消化。一旦形成恶习，那个城市就回不去了。我们的安全怎么办？我们反过来问，西方城市没有那么多的封闭小区，安全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像中国的城市，比如说深圳其实是最安全的城市了，为什么呢？你到街上能看见一个警察吗，看不到巡街的警察，你晚上还大摇大摆的走路，这个安全感在哪儿？你去纽约，你站在一个街道上，左边一看两个警察，右边一看还有两个警察，这就是给你安全感，不是靠墙来维持的安全感，就看警察维持的安全感。这个角度去说，一个城市的管理不是简单的建一个墙就安全了，真的不是这样，我们太依赖中国的这种管理，就是硬件至上，盖一个博物馆城市有文化了，有没有画无所谓，但是我们有大剧院，有没有一个好的交响乐团？这个没有问题，深圳有中国四大交响乐团之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反映了一个问题，如果一旦建墙会无休止的建，因为警察不去，自己把事搞定了，政府的责任会越来越小。……我觉得公众没有往深或往前再多想一些东西，比如说这是不是一个管理的缺失才造成这种情况，管理要求他们改进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未必是一个问题，应该没有出现剥夺财产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理状态，也是很有趣的所谓的城市现象是可以去跟踪的一个东西，所谓的心理上的或者社会上的一个问题。……
（这个《意见》）它用一种方式来改变城市的某种形态，带来另外的变化，我要是做一个更积极理解的话应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打开以后交通顺畅或者社区小型化以后会造成很多变化，比如说类城中村的变化，这才是有可能会刺激这个城市的一种变化的方式。像傅娜说她在城中村住会认识上上下下的一些人，如果我们住在单元小区，大部分人也没有意愿认识对方，这是氛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打破。

（土木再生邓世杰根据沙龙现场记录整理并摘选内容，未经发言人审订，文中括号文字部分为编者增补。如需现场实录全稿，请点击「原文链接」下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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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再生于2013年正式注册成为民非企业"深圳市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希望构建一个思想知识库和开放协作平台，汇集乡村／边缘社区实践案例（包括城乡范围内的自建房、乡镇规划、公共设施和临时设施、受忽略的人居环境和社区建设），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共同交流探讨乡村／边缘社区设计与营造问题，并为这一领域的设计需求和资源供应提供信息对接的服务。官方网站：www.retumu.org官方微博：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 / http://weibo.com/retumu官方邮箱：[e-mail]官方微信：土木再生 / retu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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