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4期精彩回顾 | 银行改革攻坚：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风险防范
5月6日晚，第四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在北京金融街如期举行。本期悦读会的主题是“银行改革攻坚：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风险防范”。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结合自己的专著《银行改革攻坚：热点•难点•重点》，和现场200余位听众分享了他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以及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现状的思考。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CF40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常务理事、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晓松也带来了自己的“读后感”，并就不良资产处置等问题发表看法。本次活动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会前，杨凯生为到场嘉宾签名赠书
几位业内大咖当晚到底分享了哪些精彩见解？小编马上为你一一呈现！
行业发展当“以史为镜”
《银行改革攻坚：热点•难点•重点》是杨凯生在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期间的亲历、亲闻、亲见，他将书中内容简要归纳为资产管理公司探源、银行改革始末、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互联网金融之思考和个人心路历程五大部分。
杨凯生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包括金融业改革，是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是由许多块大大小小的多彩拼图组成的。他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历和积累下来的感悟，作为拼图中的小小一角呈现于世，便于人们回顾参考，从历史中见微知著。
杨凯生发表主题演讲
“传承和历史是最重要的。”蔡鄂生认为，《银行改革攻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业改革等中国金融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建议，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应当透过事件去体会作者的观点，然后再看发展、看当前暴露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蔡鄂生精彩点评
黄益平和张晓松的看法不约而同。他们认为，杨凯生在书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体现出了明显的前瞻性，比如关于互联网金融、化解不良资产风险、债转股等方面的思考，事后都被历史所一一证实，很多建议后来也为决策者所采纳。而这些富于前瞻性、精准性和融通性的思考，正是杨凯生将历史和自身工作实践结合贯通后得出的。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很想拿到这本书一睹为快呢？悦读会现场，杨行长还特意为大家“划重点”了哦~他推荐的书中几篇重点文章分别是：《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与发展》、《关于银行业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从一个新视角审视次贷危机》、《要理性地看待标普评级事件》、《雷曼五周年祭》，《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几点看法》、以及最后三篇个人心得短文。
银行业风险：不悲观、不乐观
针对我国银行业不良率已经连升16个季度，不良“双升”态势持续整整4年的现状，杨凯生表示，银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不容小觑、不可大意。但是，没有必要过于看空。
作为有名的“数据帝”，杨凯生这一次再拿数据说话。他将中国银行业的全年利润额、净资本和不良拨备与不良贷款作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资本数额、盈利状况以及不良资产的减值拨备的总量，可以应对已经暴露和尚未显现的资产风险。
蔡鄂生对这一看法表示认同。他补充道，当前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必须放在整个金融大环境中去审视，要重点防控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通过改革找出路。不悲观、不乐观，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
不良资产处置：资管公司应发挥更大作用
张晓松认为，资产管理公司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优势，应该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特别是“三去一降一补”当中发挥更大作用。
张晓松重点提到，目前国内几家资产管理公司，都已经具备了“打组合拳”的优势。通过运作，几家公司都有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以及基金公司、金融评估公司等金融平台，可以围绕资产管理的核心主业，发挥相关金融平台的功能优势。
张晓松精彩点评
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我们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应该说做的相当好。”这是黄益平在读完《银行改革攻坚》一书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从现在来看，资产管理公司的功能、贡献和作用已远远超出最初建立时所设定的目标。
但是，当不良资产处置已经成为资产管理公司的日常性事务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黄益平现场提出了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黄益平精彩点评
此外，对于大家关注的“债转股”，几位嘉宾解释道，广义上的“债转股”就是要通过调整债务融资和股本融资的比例，来调整我国的融资结构。要通过改革将直接融资的比例提升，从而解决企业债务率、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银行业改革不是单兵突进
黄益平简要回顾了自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业改革走过的历程。他认为，表面上看来，从剥离不良资产开始，到国家给银行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引入不良贷款五级分离制，引进国际标准的风险管理体系，直至最后的股权改革，银行业改革似乎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但现实情况是，人们依然对银行业充满担忧。
“改革攻坚完成了没有？到底走到了哪一步？”黄益平向杨凯生现场发问。
对此，杨凯生回应道，尽管中国银行业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改革进程却远未结束。他认为，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必须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框架下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银行业改革进程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杨凯生还强调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的力量决定了改革进程的快慢和改革水准的高低。
现场精彩语录
杨凯生：
对于银行风险，我并不赞同一些过于悲观的看法。包括对穆迪、标普前一阶段对中国一些银行评级的调整，我认为他们的专业性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今年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有21150亿左右，数字确实不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与这2.1万多亿的不良贷款相对应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中国银行业的全年利润大概是2万亿左右，我们银行业的净资本超过13.5万亿，不良拨备是3.4万亿。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资本数额、盈利状况以及不良资产的减值拨备的总量，是可以应对已经暴露和尚未显现的资产风险的。那种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处在危机边缘的说法，是缺乏数据支撑的。
蔡鄂生：
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改革的进程，银行业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杨行长写的这些事去体味他的观点，然后再思考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现在这些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杨行长是格物致知，通过实践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现在的银行家，要想解决风险、处理不良资产，也应该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地去实践。
我们在应对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是只靠拨备吗？当然不是，是靠整体的竞争力，靠中央现在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通过这些改革，不良资产的处置就有路可走。所以，要通过改革、通过思想上的解放来找出路，不悲观也不乐观。不悲观，就是不要失去自信，要相信我们的基础，相信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乐观，就是不要盲目，要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黄益平：
杨行长说中国AMC比美国的RTC做的好，或者说做的不差。为什么这样说？一开始我其实不是很理解，当时从不良资产处置的回报率来看，RTC和AMC可能差不多。但是杨行长解释了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些机构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RTC。这其中有一些是不良资产，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较好的资产。而我们在90年代末转移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不良资产转移到AMC。从这点来说，尤其考虑到我们的产权结构、破产程序和金融市场上一系列的潜在问题，我们AMC的回报率能达到和RTC差不多甚至更高，确实可以说我们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做的相当好。
我建议不要把银行和实体经济放在对立面。到底怎么定义实体经济，每个人看法都不太一样，我倾向于赞成把金融，尤其是像银行业这样的行业，放在总的经济的组成部分中。我们看GDP增长，银行业做好了，GDP也会有增长。现在总说实体经济困难都是银行搞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张晓松：
杨行长对资产管理公司几个方面都是体会比较深的。第一是冰棍效应。不良资产如果不处置的话，就有可能像冰一样不知不觉化掉了，所以要抓紧处置，减少减损的风险。第二是好苹果、坏苹果。什么意思呢？一筐苹果有好苹果有坏苹果，你是拣好的吃还是拣差的吃？如果拣差的吃，那你吃的都是差的，因为一筐苹果不断在烂。那么怎么吃？就是分类：好苹果吃，坏苹果削了也可以吃。这就为不良资产分类处置提供了依据。第三就是轮胎理论。我收购过来一个汽车，差一个轮胎，不修理就卖不出钱。但如果我投资买一个轮胎装上了，这个汽车成了好汽车，就可以卖更多价钱。这为我们国家后期对有些不良资产适当进行投资，提升价值以后再进行变卖这个政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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