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第三次全球货币寻锚中展示“肌肉”？
原创声明：本文为6月12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第53期闭门研讨会上的嘉宾发言，由SFI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不代表CF40及SFI立场。
所以，对于中方来讲，需要有一个能显示自己“肌肉”的机会。要让大家看到中国不参与不合作寻锚的后果，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人民币贬值对中国有影响，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大。所以，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问题上，对外我们可以宣称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但同时，也不能自缚手脚，绝不能排除让汇率贬值这个政策选项。
思考全球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需要有很高的格局和视野。拥有这样的格局和视野并形成系统观点的研究人员并不多。一些中小国家的学者也觉得没有必要研究这样宏大的问题，因为这与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离得太远。可能只有大国的学者感觉需要研究这类问题，但能够做这样研究的人员数量恐怕不多；因为研究此类问题不仅要有理论功底，还要有政策研究素养、甚至需要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经验。所以，能提出“第三次寻锚”这一创意，我认为实属不易。
我相信像斯坦利费舍（StanleyFischer）、萨默斯(Larry Summers)、格林斯潘(Greenspan)及盖森纳(Gaithner)等美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关键人物，多年来也一直在深刻地思考此类问题并有自己的结论性观点；然而他们这些权威人物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透彻地讲述思考的结果。我猜测，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引发改变现状的讨论，因为维持现状对现有发达国家有利。
我认为，2008年之后的全球货币的“锚”，是中美双方共同铸造的，我们可以称之事实上的“G2货币联盟”。美元是锚，人民币和美元事实挂钩加固了这一锚，共同维护了全球货币政策环境的稳定，人民币贬值将会引发第二轮的全球危机。这个判断并不危言耸听，因为如果人民币和美元脱钩开始贬值，就意味着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为稳定全球货币政策做出重要贡献的“G2货币联盟”这个“锚”开始松动。
因此，中国实际上在帮助美国维护现有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制造业严重的通缩和衰退），但中国的这一贡献却没有在全球经济政策治理中获得应有的认可和地位。因此，作为中国学者，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明确把这一问题摆在桌面上讨论。
具体地看，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分别采取了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其共同点是各国普遍采取了比较容易执行的货币政策，例如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新兴市场国家则容许本国货币出现大幅贬值。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货币中，中国的人民币恐怕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明显贬值的货币。各国为了应对危机，通过上述货币政策手段缓解本国的经济增速下滑而产生通缩压力，这些通缩压力事实上是转嫁给了像中国这样没有让本国货币贬值的国家。
因此，可以说，中国实际承受了相当大的全球范围内通缩压力。中国这样的全球通缩的进口国还在危机的上半场向全球输送增长动力（如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因此，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的积极贡献，也对全球货币体系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中国的全球贡献这个问题需要有人明确提出和讨论。IMF、伯南克、萨默斯等机构和专家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一情况，但很遗憾，他们并不愿意讲明。因为一旦对这一情况进行讨论，并对中国的贡献予以认可，将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会发生改变，因为国际社会必须给予中国应有的评价和地位。这一问题需要由中国的学者甚至是中国政府提出。
如果上述规律是正确的，即通常花十四五年才可以寻找到下一个锚的话，那么2008年危机开始、2009年寻锚，可能要在2023年左右才可以寻到锚。我们现在做还不晚，这个工作现在就要开始，要抓紧时间。
另外，寻锚不是一个简单的沟通问题，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于中方来讲，需要有一个能显示自己“肌肉”的机会。比如，要让大家看到中国不参与不合作寻锚的后果。在博弈过程中，中国能否提出一个“可信的威胁”（crediblethreat）很关键。中国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人民币贬值对中国有影响，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大。现在国际社会里有不少人认为人民币之所以不贬值，是因为中国自己不敢贬值，从而对中国为全球的货币稳定、金融稳定做贡献不给于充分肯定。
中国如何做到形成一个“可信的威胁”？这就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尽量减少货币的贬值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而控制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中国的诉求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国际治理体系当中争得一席重要地位；第二，在更多国家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市场准入（如境外人民币结算中心）。
寻找新“锚”的过程，也是正式确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中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要基于各国共识，也需要经历一番博弈。从博弈的逻辑出发，我们中国既须要经常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也要不时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不配合”这种情景下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一个概念。
所以，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问题上，对外我们可以宣称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但同时，也不能自缚手脚，绝不能排除让汇率贬值这个政策选项。只有这样才能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从“自扫门前雪”的思路出发，中国应该和其它国家一样，通过汇率贬值来解决国内的通缩问题。这样的政策应对更适用于小型开放经济体，但对中国传统上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地位的大国而言，看问题的角度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中国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获得更明确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收获全球信用红利，进而获得其它一系列的好处（如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好处甚至有可能超过汇率贬值对实体经济带来的短期利益。尽管这一猜想中的好处很难量化，但我们注意到很多战略家们特别强调本国货币在国际体系当中的作用，以及本国在国际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些现象也间接反映了这些隐性、潜在、不容易量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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