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基金会揭开“面纱”，浦山奖发展有了永续动力（附2016年评奖公告）
今天（7月30日）下午，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下称“浦山基金会”）举行了揭牌仪式。
浦山基金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的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发起成立，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双方将联合主办浦山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下称“浦山奖”）。
SFI首任理事长、证通股份董事长万建华主持揭牌仪式，浦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和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谢平为基金会揭牌，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及谢平分别致辞。
余永定在致辞中表示，有了浦山基金会的成立、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声望、有新组建的浦山奖评选专家委员会和评奖委员会的努力，浦山奖一定会成为授予反映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世界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平论文作者的奖项。
余永定还回忆了他陪同浦山教授到国外访问时的情形。“一大批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都非常尊敬的称他为学长或老师，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浦山教授在国内的低调与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声望形成的鲜明反差，给余永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谢平代表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对浦山基金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在谢平看来，一个奖项需要多方予以精心维护，才可能保证其权威性、公信力，实现其发展的永续性。对于浦山奖来说，浦山基金会正是这样一个“助力”组织。他表示，CF40重视和支持浦山基金会的发展，并鼓励现场参会的年轻学者向浦山奖发起冲刺。
可能有些读者还没有听说过“浦山奖”，其实，这是一个十分“高大上”的奖项，被国家教育部纳入每年的科技统计年报项目,也就是俗称的部级奖项，是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奖项同等重要的优秀学术成果奖。浦山基金会成立之后，将设立“浦山奖”专项基金，还将负责组织和持续开展“浦山奖”的评奖工作。
在中国经济学界，浦山的名字并不耳熟能详，但他却是中国少有的世界级经济学家。下面且听小编为您一一介绍浦山教授、浦山奖和浦山基金会，还有余永定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计量经济学之父”克莱因纪念浦山的文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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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山于 1923 年 11 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1943 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1945 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 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
浦山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浦山是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是与克莱因、索洛等不分轩轾的明日之星。其博士论文 《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决定理论相结合,创建了一个包含内生技术进步、加总、预期等在后来的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49 年博士毕业后，浦山毅然地返回祖国。1949 年至 1957 年间在外交部情报司和政策研究室工作。在 1951 年至 1954 年朝鲜战争期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停战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浦山成为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跟随周总理参加了共和国早期的大量外交活动,例如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 年的万隆会议、1956 年至 1957 年的访问 11 国等。
浦山在 1973 年至 1982 年期间就职于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83 年他担任中国财政部赴世界银行代表团团长，领导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席位的谈判。1982 年至 1988年，浦山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1985~1997年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1988 年至 1993 年任第七界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重返学界之后,浦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研究，为中国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十分重视科研骨干，特别是重视培养中青年人才，不拘一格，任人唯贤。
浦山一生功绩卓著，为人刚直不阿、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范，深受同志们的爱戴，也赢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尊重。克莱因曾亲口对余永定说，如果浦山一直留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一定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3 年 2 月，浦山在北京逝世,享年 79 岁。
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简称浦山奖) 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发起，浦山教授夫人陈秀煐女士捐赠 10 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随后，得到许多个人和团体的支持。
浦山奖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浦山奖”被国家教育部纳入每年的科技统计年报项目，列为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奖项同等重要的优秀学术成果奖。浦山奖主要奖励世界经济、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与增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
2016 年 7 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发起成立了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浦山奖。
浦山基金会以弘扬浦山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克己奉公的高尚品质，推动金融理论创新、促进新金融研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宗旨，主要业务包括奖励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并资助新金融领域的课题研究与研讨。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CSWE) 于 1980 年在上海成立,是中国研究世界经济的个人或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浦山和夫人陈秀煐
在 80 年代我经常陪同浦老参加外事活动。浦老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的风度、他的幽默感和纯熟的英语,无不给见过他的外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浦老和外国对手的辩论中,浦老从来没有处过下风。你可能不能接受浦老的观点,但你找不到浦老的逻辑漏洞。即便是那些政治观点与浦老大相径庭的外国学者和官员也对浦老也尊敬有加。有一次,在同一位外宾谈话的间歇中,浦老暂时离开会场。会客室里只留下我和那位客人。这位重要国际组织的总干事望着浦老渐渐离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对我说,“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一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我们非常不同、浦老从来都是敬谢不敏的华人学者对浦老的评价是:这是一位真正的 gentleman。每次同浦老一起参加外事活动,我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集学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领导而感到自豪。这也是当年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人员的普遍感觉。
在初期,我并不清楚浦老的哈佛背景,我们谈论的大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类的问题。后来一次在讨论我的一篇论文时,浦老狡黠地一笑,突然问我,“你假定收入在工资、利润之间完全分配干净,其理论前提是什么?” 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他对那些他所称之为“垃圾”的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外行。80 年代中期的一天，所里讨论股票市场问题。发言者云山雾罩，听者一头雾水。听众中的浦山所长可能实在不耐烦了,于是开始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关于股票市场的启蒙教育。我清楚地记得,正是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第一次听到“margin”的概念。“曲高和寡”，在形式化的经济理论的掌握上，我们同浦老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差距太大,我们甚至不能判断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
早在 20 多年前，我就曾多次要求浦老让我拜读他的博士论文，但每次都遭到拒绝。他总是说，那些是 Rubbish,不值一读。浦老去世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他半个多世纪前撰写的博士论文 《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读完论文，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克莱因等经济学大师对年轻时代的浦山如此赞不绝口。
在论文中，浦山建立了一个考虑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模型，并运用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给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各种可能影响。而后浦山又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分析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克莱因正在从事把凯恩斯理论模型化的工作，而浦山所做的则是把熊彼特关于技术进步的一些重要概念同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相结合，建立一个更为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这篇论文中，除内生技术进步等概念,浦山还讨论了集总、预期等等后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发展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同克莱因的工作相比，浦山的工作更为困难。从浦山的论文中可以看出，50-60 年前的浦山不但谙熟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和当时的各种最新理论成果，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萨缪尔逊所开创的静态比较分析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当年浦山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等等。这些数学工具，即便在今天，对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难以掌握的。
为了撰写这篇序言,我最近又反复阅读了浦山的博士论文。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也未能透彻理解浦山博士论文的全部。我现在所能说得是,浦山博士论文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在把技术创新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所给出的一个形式化的经济周期模型。在经济文献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形式化理论汗牛充栋。但是，浦氏创新—周期理论则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当初熊彼特对浦寿山试图把自己技术创新—经济周期思想变为一种严格的形式化理论颇不以为然，大概他不认为这种尝试会获得成功。出乎他的意料，浦山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于是，熊彼特竭力劝说浦山留下来一同发展他的理论。但是，浦山毅然决然地走了。当浦山重新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已经是 40 年以后了。浦山所开创的研究路线早已被经济学家们，包括浦山自己所遗忘，这真令人扼腕。我衷心希望，经历过 IT 革命冲击，对经济创新的兴衰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经济波动有切肤之感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能够完成浦老未竟的研究。
浦老是一位为自己的信念而生的人。他不愿意谈论自己,也不在乎人家对他有什么评价。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我还是要说,浦老是我们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浦老在生前把一切都交给了党组织。当他身患绝症的时候,浦老的家人不得不通过种种办法为浦老筹集医疗费用。浦老去世之后，浦老夫人陈秀煐把浦老家族为浦老治病所筹措而未用完的10 万人民币悉数捐给了世界经济学会，希望世界经济学会能用这些钱做些有用的事情。经过反复考虑,世界经济学会决定把这 10 万元作为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种子”资金，希望世界经济学会会员能够学习陈老师的榜样，为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建立尽一份力。（本文节选自余永定为纪念浦山所做文章《浦山：一位为自己的信念而生的人》）
浦山的同事们跟随着他在中国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远落后于他。除此之外，浦山还将他的关注点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他发表在Cato Journal(1989年冬季版)上的文章，是针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篇题为《运用市场促进社会发展》(Using theMark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的文章的评论。这两篇文章刊登在同期的CatoJournal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中。
浦山早期在美国学习和教学期间，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性的经济行为是否可能的大讨论。特别是在极端保守主义者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特别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认为，按照古典主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直接计划下，经济是不可能有效运转的。价格体系怎么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承认，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可能实现对经济行为进行理性的定价指导的，但是，却缺乏创造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此外，他还觉得，决定合适价格的实际过程过于繁琐，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当然这些观点提出的时间，是在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迅速发展之前。
米尔顿·弗里德曼经常表达类似哈耶克等人的观点。浦山对弗里德曼在Cato Journal上的文章作了回应。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一段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夫人罗斯·弗里德曼的一件小事。1961年夏天，我和家人与弗里德曼教授夫妇被邀请参加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附近的一个晚宴。晚餐前大家谈起空间飞行和苏联经济的运行。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尤里·加加林(YuriGagarin)的航天飞行根本不可信，因为有关这个事件的惟一的原始信息来自苏联方面的广播。关键是，按照弗里德曼夫妇的说法，一个缺乏合理价格体系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取得如此突破性进展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相信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具有无上能力的热心拥众们，认为可以完全依赖这个非凡工具，尽管大量的市场失效导致的金融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在80年代和90年代仍然发生。
在评论中国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变时，浦山指出，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而这么大的成就在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看来是不可能的。渐进方式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他认识到了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和把各种决策主体在生产、消费和市场出清方面捆绑在一起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关系等等。浦山指出了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体系有效率的运行的那些局部的和渐进的步骤。他描述了乡镇企业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它们在一年的不同季节里把乡村活动与工业经营联系起来。他还形象地展示了中国是如何避免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以及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周期的波动。他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改革是局部的和渐进的，但老方法和新方法结合得很好，应该在经济改革同时实行政治改革。在谈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运行时，浦山有力地捍卫中国的经济进步。在浦山做出上述评价的10年之后，看到中国在90年代的经济形势，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不对中国取得的进步感到惊奇，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试图解释中国的成就。我给他们的忠告是，好好读一读浦山的经济分析，密切结合不断演变的中国制度，这个制度变化的方向，与浦山多年前所指出的非常接近。
在日本，同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同样受到保罗·萨缪尔逊影响的Shinichi Ichimura教授组织的一些讲座中，浦山详细深入地介绍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情况。他的演讲题目是“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1996年5月，浦山就同一题目在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演讲。
这个演讲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浦山已经就中国经济问题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而不仅限于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观点的评论。在他的实证论述中，浦山直截了当地指出，他认为中国处在转型阶段——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正在进行，效果不错但尚未完成。他指出，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遗憾的是，一般记者和其他非专业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够领会这个要点。总的来说，许多局外人没能把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区别开来。
浦山强调政治稳定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许那些不经心的观察家对此不能理解，但对那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却至关重要。
最后，在这篇政治经济学演讲的结束语中，浦山指出了转型时期正在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副作用，但他希望通过财政制度来扭转这种不断加深的不平等。他预期中国的经济转型将于2010年前完成，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经济发展的中等水平。（本文节选自克莱因为纪念浦山所做文章《浦山及其学术思想》）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