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药三分毒：投资能救命，亦能致病
对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解释和未来走势的判断，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源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等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的影响消失，中国经济又将重回高增长模式。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源于趋势性的变化以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降档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同时进一步的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至关重要。
在相关争论中，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前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负责的CF40课题表明，2008年以来中国物质资本投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以及相关宏观政策所导致的投资大规模增长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2008年后政府增加投资虽然整体上有力地缓减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但却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也抑制了居民消费支出。并且，经济刺激计划并未逆转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且在刺激计划退出之后“稳增长”效果迅速消失，但对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持续保留。
课题通过梳理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并结合已有文献结论，得出以下特征事实：2008年中国政府所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使得2008—2014年间资本的税收负担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税收负担低于2008年之前水平），投资率先上升后下降（平均水平高于2008年之前水平），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设备购置投资大幅减少，而效率更低的国有部门获得了相对更多的投资，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生产效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所以，从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的角度来看，投资率与生产效率存在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投资率攀升，则是我国2008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投资率的上升会和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同时发生呢？课题试图通过梳理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投资相关的几个典型事实来寻找可能的解释。
首先看投资率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已有文献认为设备投资更有利于增长，而且课题组之前也发现国有经济效率更低，所以这里重点关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投资所占比重，以及国有投资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课题组发现：
1．投资率在2008-2014年间大幅上升，2011年后虽然有所回落，但2014年仍显著高于2007年以前的水平。
2．国有投资比重在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的2009年和2010年迅速上升，2011年后不断下降。
3．设备购置投资比重在2008-2014年间持续下降。
其次课题考察了2008年以后资本和劳动有效税率的变化。结果发现，2008年后劳动有效税率持续迅速上升，但资本有效税率在2008-2010年间迅速下降，之后即使有所上升，但2014年仍显著低于2008年之前的水平。
最后，课题比较了2008年前后各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以及建筑安装与设备购置投资的税收负担。结果发现：
1．各年国有投资的税收负担始终低于非国有投资的税收负担。
2．2008-2010年间国有投资相对非国有投资的税收负担大幅下降，之后在2011-2013年间大幅上升至2007年前后的水平。
3．设备购置投资始终高于建筑安装投资的税收负担。而建筑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的投资，多是政府拉动。
4．设备购置投资相对建筑安装投资的税收负担先升后降，但2014年水的平仍显著高于2007年的水平。
总而言之，2008-2014年间投资率先升后降，而资本税收负担先降后升。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设备购置投资的税收负担更高，且在刺激计划实施期间进一步加重，从而使设备购置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相比于非国有投资，国有投资的税收负担始终更低，且在刺激计划中获得了相对更多的投资。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长期内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适应这一事实，不应过分依赖政府在需求侧的刺激计划。出于对最优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投资应该保持在适中的“黄金”水平。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等目标时，尽可能少地实施有偏向性的政策，以免引导资源流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门或者流向效率更低的部门，从而加剧经济结构扭曲而对整体的生产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我们还应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消除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要素的成本有所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减少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准入门槛方面的差异。简政放权，并放开服务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主要责任是有效配置资源和控制金融风险，金融不应该替代财政来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理。要化解过剩产能，就要遏制给僵尸企业继续提供资金，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并做好职工安置。
本文摘编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负责的CF40内部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系“金融四十人（CF40 VOICE）”专栏文章，由CF40授权华尔街见闻独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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