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难以再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的辉煌？可能也不用这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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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当前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不少人认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彻底颠覆传统生产和组织方式。
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认为，上述科技才刚开始展现其潜力，2017年人们将看到更多科幻小说里的场景成为现实。但西北大学教授Robert Gordon在其著作《美国经济的兴与衰》一书中则提出过相反的观点：“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和最能提高生活质量的发明比如电和内燃机都已经发生了，而且很难再重来。”
我们该如何看待技术革新趋势以及技术革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缪延亮撰文分享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缪延亮认为，Gordon可能低估了未来的创新；而如果创新前沿真的停滞不前，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培育内生创新能力和应对创新所必需的人才和市场竞争。
以下为正文：
大国兴衰与草民的衣食住行
——《美国经济的兴与衰》读书分享
《美国经济的兴与衰》一书的作者Robert Gordon以研究生产率和通胀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出名，家学渊源，其父Aaron Gordon于1952年著有长篇经典《Business Fluctuations》。《美国经济的兴与衰》长达762页，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我读过的最厚重和最费时的书。2016年4月去华盛顿拜访Stan Fischer教授时，他推荐此书给我，直到今天才算读完。
书名虽然非常宏大，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更是引人深思，但着眼点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立体式展现150年来技术革命带来的生活巨变；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农村到城市，一代人时间就历经生产前沿一个半世纪的变迁，更有感触。
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命题：社会剧烈变迁的背后是技术革命，而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和最能提高生活质量的发明比如电和内燃机都已经发生了，未来不会再发生。如果我们还指望未来生活水平能像过去那样持续快速地提高，那就太乐观了。如果Gordon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这本书同时是鲜活的经济史，很多慢慢消失的细节都能让人有所触动。比如1844年的美国波士顿由于没有很好的地下排水系统，居民需要向医生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洗澡，否则水无法从城市中排出。这说明城市化如果太集中、基础设施又跟不上，生活水平会因住房和工作环境恶化而下降。作者还提出工会等提高工资反倒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此时企业会加大机械设备投资，劳动者会减少工作时长，两者都能提高效率（Working less and investing more)。美国的城市化和欧洲、日本不一样，是城郊化（Sprawl），背后有其经济和政治原因包括移民大量涌入、鼓励建造大房子的低税政策和汽车与高速公路网的快速普及。而宽敞的空间又为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创造条件，美国城市道路宽阔、密集度低，比欧洲适合大规模生产和采购。
2011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产出）年均增长0.5%，远低于1870-2010年140年的平均水平2.3%（图1）。面对这样的图景，有两个思路。一是把最近五年的低增长看作异常，包括可能存在的统计误差。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就曾说过，到处都是电脑，可就是不在你的GDP统计里面（“Computer is everywhere except inyour GDP statistics.”）。二是把之前的快速增长看作异常，最近五年才是回归正常，经济缓慢增长是常态，类似于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一度盛行的长期停滞论（Secular stagnation）。Gordon这本书是后一种思路。他认为技术进步放缓将带来增长放缓，和萨默斯提出的总需求不足进而增长停滞异曲同工。我们应不应该采信这种说法？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将本书的主要思想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图1 美国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
数据来源：BLS, 作者测算。
第一，经济增长不是“匀速运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到增长一般会提到均衡状态，去掉周期波动之后的平均增速大体稳定。但Gordon认为增长有时快有时慢，1870-1970年间因众多重大发明的集中诞生，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特别快。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均产出增速在1920-1970年间达到2.4%，比1870-1920年和1970-2014年大约高0.6个百分点。1920-1970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相对更高。影响劳动生产率有三个因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到，在三个大的时间段里——1890-1920年、1920-1970年、1970-2014年——资本深化和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差不多；1920-1970年间经济增长快，主要是这个阶段技术进步更快（图3）。这一时期，电和内燃机等重大的“一般用途的发明”得到广泛运用。这些发明可以激发很多其他专用发明，例如电可以用在电冰箱、微波炉等电器上，内燃机激发了汽车、卡车和高速公路的发展等。Gordon认为，这些重要的一般用途发明已经发生了，很难再重现。因此，1920-1970年的TFP增速显著高于其他时期，也很难以再现。值得指出的是，图3仅涵盖能够测算到的GDP增长，不包括寿命提高、婴儿死亡率下降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生活质量的提高。
图2 美国各时期的经济增速、生产率增速和工作小时数变动
资料来源：Gordon (2016a) 。
图3 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速的决定性因素
注释：图中的增速是指Output per Hour 的年比变动。
资料来源：Gordon (2016b) 。
第二，经济放缓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了。由图4可见，在1891-1972年期间，人均小时产出的增长率平均为2.4%，但是在1972-1996年间人均小时产出仅增长1.4%，2004-2013年仅为1.3%，即美国生产率增速在1970年以来开始趋势性放缓。虽然1996—2004年生产率增速曾短暂回升，但在Gordon看来，这个时代是个特例，因为1970年以后的技术进步领域主要是娱乐、信息技术行业，人们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衣食住行）都没有革命性进展，所以第三次工业革命未能扭转增速下降趋势，当然这个观点还值得商榷。
图4 1996-2004年经济增速有短暂回升
资料来源：Gordon (2014) 。
第三，未来美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美国经济增长正面临四个强大逆风：人口、教育、不平等和债务，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将近乎停滞。我读这本书时，美国大选正如火如荼，对收入不平等的体会特别强烈。表1中有一项是中位和平均收入增速之差（median vs. average GDP），1970年以来，中位收入增速每年要比平均收入增速低0.4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GDP增速本就不高的情况下，未来美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会更低。未来的人均收入增速取决于效率和工作时长。假设未来人均小时产出（Y/H）增速为1970-94年和2004-15年的平均值（约1.2%），人均工作时长（H/N）取决于有工作人的努力程度（H/E）和有多少人在工作（E/N），后者又取决于就业率（E/L）和劳动参与率（L/N）。婴儿潮的退休将使人均工作小时数每年下降0.4个百分点，收入分配不公再让普通人的收入增速减少0.4个百分点,债务负担进一步让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0.1个百分点，最后普通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有0.3%（1.2%-0.4%-0.4%-0.1%，见表1）。这比“特殊世纪”（1870-1970年）低整整两个百分点，和1970-2004年这一阶段相比也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大的放缓。
表1 实际及预测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年度增长率
资料来源：Gordon (2016a) 。
本节中我将谈谈Gordon一书的贡献，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贡献，采用历史叙述分析方法，以重大发明为主线，360度展示美国人生活变化的宏大图景。它不受已有理论框架局限，涵盖“衣食住行”、“医疗”、“交流工具”、“金融”、“娱乐”等生活各个方面，很多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细节。历史的视角有助于观察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潮。举例来说，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在有自来水和成衣零售之前，妇女不得不从事拎水、洗衣和织布等家务劳动。洗衣机和自来水等技术进步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她们先是有更多时间照看小孩。二战期间，劳动力供不应求，更多妇女走向工厂，劳动参与率快速提升，进而产生教育和薪酬等一系列平权诉求。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进而影响上层建筑。
第二个贡献，发现“特殊世纪”及其特殊之处。在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非常缓慢，经济断代史通常以工业革命为分水岭,分成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但Gordon独树一帜，提出1870-1970这一百年重大发明集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革命性变化，是增长动能最强的一百年，称之为“特殊世纪（Special Century）”。这一百年中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1940年之前有电和内燃机等重大发明及其应用，1940年之后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众多衍生（Spin-off）发明和应用，如空调、高速公路网和飞机等。Gordon认为这些发明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明显强于第一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可以看到人均GDP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增长得最快（见图5）。
图5 人均真实GDP增速（1300-2100）
数据来源：Gordon (2012). “IR” stands for “Industrial Revolution”。
Gordon同时还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许多发明是一次性的、不可以重来的。这些不可再能重来的革命性进展包括：1）住房的连接性（network），包括水、电、抽水马桶和各种电器的联通与普及；2）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提高预期寿命；3）食物保存和食物安全；4）衣服从自己生产到购物中心选购；和5）汽车。以居住条件为例，1900年以前基本上没有电力，1940年则是70%普及，到1970年基本是100%普及。交通工具汽车也是，快速增长也是在1970年前发生的（图6）。1970年左右达到峰值的还包括身高。图6右上方图，纵轴是身高，横轴是卡路里摄入量，两者有比较好的正相关。但是1980年以后，身高已经达到极值，摄入更多热量只是长胖。这本书也分析了美国人肥胖的原因，收入不平等是其中一个因素，口味的选择（偏好）是更重要的原因。
图6 衣食住行全方位而且只能发生一次的进步
数据来源：Gordon (2016a)。
第三个贡献，全方位关注生活水平。宏观经济著作一般都是关注总量，宏观模型更是只有代表性主体，很少有个体因素，更少有草民的衣食住行。这本书是少见的一本系统性关注生活水平的煌煌巨著。它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总量和增速。亚当斯密说，对人们而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的如何以及他们是否过得更好 (what matters to people is how they live and whether they aregetting ahead)。人均真实GDP低估了特殊世纪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产品多样性的提高，不仅在于数量更多，还在于品种和质量不一样。第二，效用（Utility）提高的同时，负效用（Disutility）也在降低。不仅是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效用上升，还在于取得这些收入时负效用的下降，包括工作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尤其是自来水和污水处理把人从苦力中解放出来工作舒适程度在提升。第三，价格指数往往不包括新生发明，其调整还倾向于高估价格水平，从而低估GDP增速。Gordon认为这些低估在1870-1970年间尤为严重，因为发明更集中。最近的学术研究也证实金融危机以后的GDP低估，即使有，也并不比之前更严重。
下面，我将谈谈对本书的批评。
第一，到底什么决定了创新和技术进步？Gordon该书没有涉及什么决定了技术进步及应用。Acemoglu et al. (2016)批评Gordon没有认识到技术进步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制度因素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产权，专利，教育和竞争政策。给定制度环境，税收和产业政策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Acemoglu以十九世纪邮局（Post office）为例，由于邮局代表了国家对经济的渗透能力，邮局网点越多的地方，申请专利数也越多，因此国家能力对提升专利数量和技术进步大有帮助。当然，Acemoglu是制度方面的专家，他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等都归结为制度因素。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一把锤子，在你看来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枚有待敲打的钉子，Acemoglu的批评我们需要辨证地看。
图7 邮局与专利申请的回归公式
资料来源：Acemoglu et al. (2016)。
第二，创新难以预测，不可过度悲观。Gordon是否过分悲观了？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技术进步其实仍然很快。Gordon觉得过去大的发明都已经发生了，未来的发明都是小发明，这就是悲观主义。图8是我找到的与技术进步相关的两个图，技术进步是有规律的，左图是摩尔定律，即指数性增长；右图则是螺旋式上升，采用了飞机的例子。最早的螺旋桨式飞机的飞行速度很慢，后面出现了喷气式和超音速飞机。现在从美国飞到欧洲花的时间跟1940年代差不多，最快的飞机一度出现在1990年代，到欧洲可节省三个小时，但在经济上没有可行性。如果我们正好处于螺旋桨飞机时期，可能觉得螺旋桨飞机就是速度最快的飞机，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还会出现喷气式和超音速飞机，即我们很难知道自身处在上升期还是平台期。当然，批评Gordon过于悲观的人，也只是提出问题，尚不能证伪Gordon的论断。
图8 技术进步的s曲线
资料来源：Martin Ford (2015). Riseof the Robots。
第三，“特殊世纪”到底“特殊”在何处？戈登的解释是，1870—197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非常快，因为有重大发明诞生。但我想到另外一个解释。我们从图9可以看到两条线，一个是人口增长，一个是人均GDP增长，都在十九世纪以后出现了快速提高，或许人口对经济增长有超出劳动力供给之外的更大作用。从罗马时代到1750年基本没有增长，没有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增长才开始提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增速尤快。但1870年之后也恰恰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可否说Gordon发现的“特殊世纪”首先特殊在人口数量、质量和寿命的快速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和总量提高以及人口快速集聚和创新的集中发生具有内在联系，新的增长文献也认为技术革新取决于创新性人口（Idea-generating population）的规模和增速。
图9 人口与人均GDP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Charles Jones and PaulRomer(2009)。
第四，未来的创新或被低估，这是以上我的观点的延伸。Gregory Clark（2016）认为，Gordon对于大萧条期间创新持续的观点并不准确，但同时他也支持了Gordon对未来的看法，因为他认为服务业难以实现机械化（“inherently difficult to mechanize”），比如食物和烹饪。目前80%的工作是在服务业，因而Clark对未来增长前景相对悲观。但是，今天已经有机器人可以烹饪、烤油酥糕点，甚至可以卷出完美的寿司。此外，页岩革命在五年前仍不可想象，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本世纪初，我在普林斯顿每周参加一个关于能源的讨论会，当时大家都很担心出现能源危机。页岩油出现后，很少有人担心石油不够。这些例子表明，未来的创新可能会被低估，既包括服务业的创新，也包括创新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仅是量的提高，更多的是多样性或者说个性化的服务。
有些事情很难预测，但我们仍可尝试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不确定性的事情包括未来的技术进步速度和其影响力。很难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重要性要低于此前的技术革命。也许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和3D打印等的效果尚未完全展现。人工也可能被完全替代——美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从1940年的20%快速下降到1970年的2%，但这些人最后都找到了服务业工作，不要低估人们自我革新和创造需求的能力。
确定的事情有几个方面。第一，当下的氛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经济放缓影响比较大，有把经济周期当成趋势的可能。长期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最初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被提出，那时人们更悲观，但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劳动生产率反而快速提高。图10中可以看到，1930—1940年，1940—195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非常快。劳动生产率取决于1）技术进步；2）资本劳动比；3）劳动者素质；4）城市化进程，这些都没有因为大萧条或者二战放缓太多，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反而因大规模政府支出而快速提高。正是由于大萧条后罗斯福提出新政，大量投资带来人均资本上升，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强势反弹。因此现在有人提出，特朗普（Trump）能否用基建和财政扩张打破当下大衰退之后长期经济停滞的魔咒？
图10 十年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
第二，普通人感受到的经济增长大概率会放缓。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大规模生产线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只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发生过，有学者将其归功于大萧条带来的大挤压（Great compression）。大规模失业、破产，股市血本无归，最后大家都穷，但也更平等。其实战争自身也起到很大作用，贵族世家（Old money）被重新洗牌。另外，一战之后全球化被逆转。全球化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这是目前反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具体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进口货物，直接进口外国货物，相当于间接增加劳动力供给（Imported labor）；二是移民更是直接增加劳动供给，打压工资水平。我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加剧“赢者通吃”(图11)。以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可能只是让少数人受益，用霍金的话来说，未来可能只剩下“最有关爱心、创造力或管理能力的角色（only the most caring, creative or supervisory roles）”。
图11 赢者通吃/长尾分布图
资料来源：Martin Ford (2015). Riseof the Robots。
第三，美国仍将处于创新前沿，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历史上创新前沿不一定是生产前沿，Gordon列出的重大发明中有很多德国和英国人发明的，但转换成生产力是在美国。从发明到应用需要基础设施和市场：汽车和自来水都需要网络，自来水的普及从1801年费城第一个城市用水系统开始经历了大约100年，污水处理则是1900年以后的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更活跃的市场经济、发达的人力资本和创新投入。今天，创新前沿愈发是生产前沿。越来越多的重大发明是在美国做出，如Amazon，Facebook和Apple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是R&D 投入和鼓励创新的机制（风投和拜杜法案），精英教育，人口仍然相对年轻和大量的移民流入。
处在创新前沿以内的国家怎么办？肯定是引进、模仿和吸收，还有可能有后发优势。但如果前沿真的停滞不前，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培育内生创新能力和应对创新所必需的人才和市场竞争。我想首先是人口政策，要进一步放开，没有人是万万不行的；其次是创新政策，仅有人还是不够的，创新能力和灵感的激发（Idea generating）需要聚集人才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再就是教育政策，我们应关注教育公平和教育有效性；最后是分配政策，加强普通人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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