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怀有期待？
◎文丨钟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学术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自特朗普当选和就职以来，其外交内政引发了许多争议，其给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其作为成功商人的背景，以及竞选时和就职演讲中所表达的实用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令我对其经济政策，尤其是美中经济交往仍怀有期待。特朗普总统也许明了，如果中美经贸冲突，美方牌不多；如果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中方牌不少。合作双赢还是斗则俱损？我倾向于认为美中最终会选择理性互利之路。
第一，特朗普及其团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和功利色彩，这使得摩擦之后的妥协成为可能。
通常民主党人讲究理念和价值观，而共和党人则更多地偏向现实和保守主义。建制派的价值观外交有其不可逾越的雷池，而现实、功利甚至孤立则更多地具有基于利益再分配的冲突和折衷。特朗普围绕美国优先的政策设想，似乎试图修改已有国际规则并使之更有利于美国，并且不太在意对他国的利益损害。但如果损人利己蜕变为损人不利己，特朗普还会继续其要价吗？
与此同时，中国也并没有在全球治理中有何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势，只是在担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一个功利保守的美国，以及一个无意修改既有国际规制基本框架的中国，和形成类似美苏对抗的新冷战格局相比，双方似乎更容易突破纷争，更有可能在美国逐渐审视和修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进程中，中美以务实态度重新划定利益分割和角色扮演。
第二，特朗普的全球安全观似乎尚未定型，但孤立主义色彩浓厚，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将持续，但妥协余地也随之浮现。
就特朗普而言，在亚洲一些区域性问题上似乎并不存在比中国所主张的更优的，域内相关国家地区通过对话协商机制逐步缩小分歧，达成共识的解决之道。东南亚的首要问题仍是发展。因此也许存在这种可能，在美国和加拿大加强能源合作，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能源输出者时，美国将意识到，包括中日韩，印巴和东盟多国和地区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可能是全球能源最庞大和最稳定增长的需求者。如果美中能在能源领域强化合作，那么相关区域安定就有可能成为美中和东南亚共同的政策选项。
第三，特朗普既难以复制里根主义，也恐怕难以过分偏离奥巴马遗产。
许多人将特朗普和里根相比，认为两者也许有相似性。但两者就职时经济背景不同，里根就任时，美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不足30%，美元利率处于历史高点；而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年高达19万亿美元，美元处于加息初期，这制约了特朗普的政策空间。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将显著有别于奥巴马，但再制造业化、重振基建、出口倍增等政策，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内也曾提出过，但效果不彰。
由此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尽管较少受到价值观输出和建制派的影响，但特朗普仍将受制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可能以更着重实际经济利益的方式，引导美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复苏之路，但难以作出过于剧烈的改变。当特朗普从一个商人转为总统之后，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他迟早会认同，历任美国总统及华盛顿精英的所作所为，尽管因时代、理念和视角的不同而令特朗普不快，本质上无论里根还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策都必然遵循美国国家利益优先之道，这决定了特朗普执政之道难以显著有别于其他历任美国总统，但个人特质会让特朗普彰显美国利益优先时，手法有异而已。
第四，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多次批评过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两种现实制约因素之后，才能看出人民币汇率是否构成特朗普的可出之牌。
一是中国政府从未曾持续单方向影响汇率。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其升值幅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一些持续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保守派议员的期待幅度。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人民币汇率基本反应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在维持外汇储备的稳定和汇率大致稳定，同时在资本管制方面继续保持谨慎开放。人们容易听到批评一国操纵汇率贬值的声音，但要“批评”中国政府避免汇率贬值的努力、并将其视为“汇率操纵”，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闻所未闻，这种“批评”都是虚妄的。次贷危机以来，人民币和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剧贬相比，其表现有目共睹。
二是特朗普究竟需要怎样的美元政策？从共和党人的执政历史看，从特朗普批评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低估，以及批评强势美元伤害了美国等表态看，特朗普要的是相对稳定甚至软弱的美元。在汇率领域，也许最终需要适当的国际协调，来保持美欧中日等大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相互照顾对方的舒适度，但急风暴雨的“汇率战”，可能并不是一个精明实干总统的政策选项。
第五，特朗普也被认为对美中贸易关系持强硬态度，从功利视角看，美方从中美经贸中获益甚大，而非受损巨大。
许多人可能关注到了美中贸易失衡，但很有可能忽视了中国将大量国际收支顺差投资于美国国债及其其他金融资产；同时美国经常账户收支逆差已显著改善到可持续的水平。回顾历史，美国在新经济之前和之中，曾采用超级301条款、自愿出口限制等手段，强行调整了美国和日本、德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特朗普就职之后，他很快签署了美国退出TPP协议的总统令，其对NAFTA、对墨西哥和中国的贸易政策究竟会怎么走？存在着美欧日联手，避免兑现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协议义务，但这同时也几乎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自身的国家信用，并损害了主要由其制定的全球贸易秩序。
苏东剧变之后，全球化生产协作的深度，决定贸易失衡的调节必须非常谨慎，如果轻易挑起全面贸易摩擦，可能会对美中乃至全球经济都代价沉重。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已从次贷危机时一度占GDP的10%，大幅改善到GDP占比约3%的可持续水平，这一点特朗普不可能视而不见，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美国金融、地产和实业的重要投资来源国。特朗普也许会在强硬和试错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虽然得益于全球化和美中贸易；但在贸易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可能所得更多，并在短期振荡之后探寻和中国经贸关系的重新平衡。同样地，特朗普总统可能也需要和墨西哥、德日等在贸易领域面临重新调试。
第六，特朗普强调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再制造业的姿态需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倒退。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拒绝现代电信和互联网技术，重新使用传统的邮局、马车和邮差寄送邮件，那也许可以轻易创造出无数就业岗位，美国历史上曾有1/10的耕地被用于养马。但这种向后倒退只能导致邮件成本过高，从业人员收入过低和国民收入更低水平的均衡。因此任何一国的再工业化，都不能不向科技和创新去寻找新产业新机遇。
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了产业迁徙和跨区域合作的不可避免，较早地提出了“腾笼换鸟”，新近则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特朗普及其团队也会有足够智慧，采取向前看，走向高科技重构制造业的趋势。全球制造业会有限地回流美国，但深度广度已很有限。美中事实上都会面临持续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消退潮，都面临着制造业如何继续创新升级的挑战。
第七，特朗普强调基建和减税，这些举措所需要的配套政策和实施能力错综复杂，中国有能力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的基建和减税主张都面临如何扩大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筹集庞大资金的压力，很不幸，全球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在逐渐减少，中国官方外储在过去两年半已减少了1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可能需要主要国际收支盈余国和国际投资者将资本投向美国。日本已表达了向美国基建投资的兴趣，据传愿为美基建投入4500亿美元。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范围看，很可能只有中国具有为大国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的资金、技术、设备、人力以及运营管理能力。也许特朗普需要考虑推动美国加入亚投行，在多个国际机构内深化和中国的合作，这也许是其落实基建雄心的可能途径。历史上中国劳工以血汗甚至生命在北美参与建设了两条太平洋铁路，而今天中国之基建能力，特朗普不会视而不见。
第八，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意取代和扮演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最终可能会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无碍于美国的国际角色，美中之间能够塑造新型大国关系。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关注到了中国的崛起，但如何理解和判断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取向，可能存在着焦虑感，一些西方学者杜撰的所谓中国采取“战略性示弱”，集中折射了这种焦虑感。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定力，都更多地注重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三重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作为新型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但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化和开放共享，而绝非“国强必霸”。特朗普不难观察到中国的言行一致，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稳定、持续和建设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
特朗普就职以来，已经以其密集的总统令，传递了其“让美国伟大起来”的行动力和紧迫感，这些政策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引发了高度关注，美中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来做到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并行不悖和相安无事。双方正视而不夸大和激化分歧，挖掘而不漠视共同利益，就能和而不同，走向双赢。（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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