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也无大碍？
在过去的一两年间，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正在被广泛质疑。与此同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对抗全球化的行动，也让持有主流观点的学界和政界人士感到忧心忡忡。
诺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这一现象持有不同看法。作为一名新凯恩斯主义自由派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特朗普的新经济政策抱有种种不满，但他依然指出，TPP等协定更多地是有关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的，而非贸易本身，他说：“如果这些协定未能付诸实施，也不是件坏事。”
不过克鲁格曼也提醒道，全球贸易战另当别论，因为它将给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贫穷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全球化进程目前正遭受政治围攻，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对新近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协定大肆挞伐。这些政客的大部分观点都是无稽之谈。不过，在全球化进程步履维艰的表象之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原因，而对糟糕的经济进行谴责对于恢复既往的常态是不够的。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学家和精英人士夸夸其谈的自由贸易承诺以及经济模型实际传递出的讯息之间总是存在着重大的不一致。诚然，教科书上的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使国家变得富裕，而限制贸易则会使国家变得贫穷。不过，教科书上也提到，如果不存在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任何东西的成本都是较为有限的，而且，贸易会对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产生赢家和输家。
那么，为什么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经济学家和政界精英之流的如此认可呢？我猜想，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根据保罗·萨缪尔森所提出的作为经济学最佳实例的著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得出了一个真实但并非显而易见的结论，并在经济学家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精英人士而言，我认为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就是二战后的贸易体系成为国际合作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这使得贸易自由化对于那些参加达沃斯峰会并侃侃而谈国际事务的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贸易自由化的进展相当顺利。在贸易增长中失利的国家不太明显或者数量不是太多，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增长的表现形式是相似国家之间行业内部的流动，这对于分配产生的影响是最小的。
但是，自199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比如其间发生了集装箱船革命），发展中经济体集体改变进口替代政策等一系列原因，南北贸易（即发展水平迥然不同和工资差距巨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出现大幅增长。这种贸易使贸易双方的实际收入都出现了上涨，但是与1950年至1980年期间的贸易增长相比，其对产业就业产生的影响更大，对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也更为显著。中国的出口确确实实地取代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前或出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正如布兰克·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ć）所言，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影响是，第三世界的中产阶层和全球最顶端的1%人口获得了大幅收益，而对代表发达经济体劳动阶层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大萧条。从全球福祉的角度而言，这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数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这对于第一世界的劳动者而言则缺乏慰藉，因为他们发现生活没有变得更加轻松，而是更加艰难。
鉴于这一事实，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迟迟未能出现，而其影响一直不温不火，这确实难免令人感到惊讶。很多人预测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将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限制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事实上，朝向更加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发展进程似乎已经止步不前。其实，早在大衰退之前，这一发展进程就已经渐渐失去了势头，更别提唐纳德·特朗普了：多哈回合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已经为时已久。
我们是否应该因多哈回合谈判这条道路的终结而感到不安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按照历史标准，贸易已经是相当自由了，而新近提出的诸如TPP等协定更多地是有关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的，而非贸易本身。如果这些协定未能付诸实施，也不是件坏事。
而对全球贸易战则另当别论，因为它将给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贫穷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此类下挫，最好的态度可能是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几乎业已结束的项目，减少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本文来源：IMF《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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