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不能抛弃小农经济
著名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其最后绝响《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对中国的崛起进行了极具洞察力的分析。他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
上述观点否认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获得高速增长”的经典说法。阿里吉认为，中国在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
但该结论却隐含了一个经济学悖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那么，是阿里吉错了吗？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认为，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他指出，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并不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
因此，姚洋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姚洋结合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当前人们对于规模农业和小农经济的理解误区做出了澄清。
新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在降低农业的生产强度。这一政策方向是对的，降低农业耕作强度，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实现自我修复，尤其是中国北方水源缺乏，对土地的污染非常严重。为实现这一目标，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出路在于农业规模化、农民组织化，小农经济已然过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前中国仍有超过2亿户“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小农经济在中国始于南宋，这跟北宋灭亡、人口大量南迁有直接关系。北宋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带有明显的农奴制特征。从《水浒传》玉麒麟卢俊义的家世就可看出，他家资丰厚，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的私人军队实际上都是他的庄户。这些庄户本质上属农奴，只不过相对欧洲农奴人身更为自由。北宋灭亡之后，人口南迁，人多地少，土地压力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中国最早的小农经济。可见，小农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李伯重认为，直到清代，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清代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在这个时期，小农经济在中国已发挥到极致。
全世界范围内小农的单位面积产出是高于大农场的，比如日本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于美国，这跟日本小农经济有直接关系。小农经济在以日本与中国为代表的东亚长盛不衰，是历史理性的选择：人口密度大土地少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经济形式。
在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常常背有“恶名”，一般观点认为它阻碍了工业化进程，但是一直没有人在理论上把背后的原因说清楚。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不少人也认为小农经济落后，主张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学派否定小农经济，其理论基础仍然缺乏现实依据。
在笔者看来，小农经济有自身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制定生产计划，这个过程要考虑所有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然后规划劳动力投入，审时度势把握良好的市场出售时机。而在小农家庭消费上，它还要灵活把握丰收、欠丰等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消费支出。这种经济学上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的小农经济催生了大量掌握着各种经验的小农，虽然他们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却拥有各种社会技能和经验。小农较高的人力资本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受了多少年教育”“读了多少年书”，而是跟经验相关。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涌现出大量农民企业家，正是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有直接关系——小农经济培养了众多有经济头脑、有管理才能、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更是不可复制的。
小农经济另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南非学者吉莉安·哈特在《去全球化》一书的观点。吉莉安·哈特发现，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往往较低，导致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工业化没有让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城市贫民，因此中国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
目前中国不能抛弃小农经济也有现实原因。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或者农业商业化，我们都做不到，因为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跟欧美动辄几百英亩的大农场相比有天壤之别。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农业在中国是极其昂贵的行业，包括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如此。说它昂贵，是因为农业——主要是粮食种植，是不可能有丰厚的商业利润的。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情况有一定普遍性，西方很多大农场也主要依赖财政补贴。
需要指出的是，指望通过农业发家致富很难，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而在中国更不可能。把农业看得过于特殊，违背现代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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