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特朗普：想跟中国打“货币战争”？望三思
这是一篇旧文，写于一年多前。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中美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货币战”的预期再度升温。今天分享此文是希望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能够理性思考并认识到，“货币战”并不是必然的，中美建立建设性的货币关系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两国共同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本文认为，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是必然而又长期的过程，美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居主导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美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利益攸关者，中美既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处于同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独特定位使两国存在着开展货币合作的需要和可能性。中美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包括：以深化实体经济合作促进中美新型货币关系；推动构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善汇率调节机制；共建全球货币互换网络；探索建立区域与全球相结合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秩序。
货币合作还是货币战争？
——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利益导向和合作前景
◎文丨叶荷、岳星
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孕育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是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利益攸关者，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活跃的货币关系。因而国际社会充斥着关于中美“货币战”的各种揣测和预期。我们认为，中美货币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交织，中美如能实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战略合作，将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中美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中美货币合作的可能性是基于两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共存于同一个开放国际经济体系的独特定位。
（一）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是必然而又长期的过程
从世界货币发展史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是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945年美国经济一家独大，占世界GDP的56%，到2014年美国、欧盟、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分别为22.5%、23.8%、13.4%，多极化趋势明显（见图1）。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不能不反映上述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图1 主要经济体占世界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5年4月
但短期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既是基于市场选择的长期过程，也是基于政治博弈的制度创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储备货币的形成必须接受市场的选择。市场是否接受一国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经济规模和其推动本币国际化的主观意愿，还受到货币发行国的主权信誉、经济稳定性和开放度、参与国际贸易的规模、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制度和规则具有黏性，一旦被广泛接受和实行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各国既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又不同程度地在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既得利益，对现行体系的任何改革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美元主导地位仍将持续
美国软硬实力优势是美元最强有力的支撑。自二次大战以来，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未遇到真正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只是美元从绝对主导走向相对主导的历史。从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与黄金脱钩，日元和马克的国际化，欧元的诞生，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不断趋于多元化的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一度预测美元国际地位会削弱。然而，实际上美元的地位不降反升。在美国综合国力支撑下，特别是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作为，由全世界分担危机成本，美元地位进一步巩固。美元汇率先贬后升（见图2），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由2010年的61.8%升至2014年的62.9%（见图3），2015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升至64.1%。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份额中占比超过80%。
图2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
注：年度平均值，其中2015年为前五月平均值，2010年为100。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图3 主要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
注：1995年至1998年欧元诞生之前，以德国马克代替欧元。
数据来源：IMF,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三）人民币国际化是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长期过程
中国经济的总量和开放性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尽管在总量上有赶超美国之势，在质量上与美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
首先，中国在资本帐户开放、金融效率和国际信用度等方面尚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这必然会限制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如图4所示，与经济和贸易规模相比，当前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仍然较低，与实体经济开放度反差较大。同时，中国金融效率较低，人民币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尚在完善中，客观看尚难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便利的增值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尚在进程之中，发达国家因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不同而不愿认同中国发展道路，一些人进而贬低人民币的国际信誉。
图4 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实际经济状况对比
资料来源：高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路线图。
同时，中国金融效率较低，人民币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尚在完善中，客观看尚难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便利、增值服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尚在进程之中，发达国家因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不同而不愿认同中国发展道路。一些观点甚至认为，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并不符合市场迄今所要求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标准，这样的制度很难确保其发行的人民币获得国际信誉和信任。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偏好依旧，人民币还难以大量替代美元资产。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存在局限性。美元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在于，能有效形成境外美元供给渠道和美元需求机制。从美元供给看，美国经济结构确保其通过贸易逆差大量输出美元而不削弱美元信心。从美元需求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对应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形成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对外投资需求，进而形成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需求。同时，美元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标而不盯”，形成有效的美元“供给自动创新需求”机制：当美元供给增加，美元贬值导致石油涨价，石油进口国则需要更多美元来进口石油，从而增加了美元需求。中国高储蓄导致储蓄与投资缺口，形成经常账户顺差，中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境外提供人民币渠道行不通，人民币输出则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实现，而对外投资形成对方国家对外净负债，不能转化为对方国大量稳定的外汇储备积累，因而较难形成对人民币资产的大量稳定需求。中国虽是大宗商品的最大需求方，但至今人民币未能成为计价单位，人民币供给也无法通过大宗商品渠道自动创新境外需求。当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有率为2.03%，是第五大支付货币，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只有0.1-0.3%。这表明，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四）理性认识美元与人民币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之间彼此存在替代关系，竞争的一面相对突出。但当前，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上，不能夸大中美货币竞争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尚不具备挑战美元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条件，人民币与美元的竞合关系中，合作的一面更具现实意义。
首先，中美货币竞争从属于两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如果说人民币与美元存在竞争，则本质上是两国经济实力、规则制度、治理能力的竞争。如果美国要维护美元的核心地位，中国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那么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保持和提升各自的综合国力，而不是打压对方的货币。美元取代英镑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起无可比拟的综合国力优势，而不是因为打赢了货币战。货币竞争不可能优先于综合国力的竞争。
其次，美元与人民币有错位发展的空间。中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功能的拓展与美元发挥主要储备货币作用的路径不同。美元不仅通过贸易投资渠道，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虚拟经济的金融交易来扩张和放大其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职能。人民币主要是通过扩大贸易结算、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等实体经济渠道发挥作用。美元的优势在于金融，人民币的优势在于实体经济。在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首先是成为重要的国际交易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不是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人民币和美元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错位发展，短期内不会直接竞争。
第三，美元与人民币相互支持的一面更具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是美元资产的强大支持者。在贸易渠道下，中国是美元最大的接纳者。2014年中国对美出口达3960亿美元，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制造”还为美国提供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有利于美维持较低通胀水平，支持美元稳定。在货币金融领域，中国大量持有美元资产，有效压低美国利率，降低美国资金成本。截止2015年7月底，中国持有1.2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境外持有者。另一方面，美元资产为人民币国际化增信。当前中国黄金储备在储备资产中占比较少，据中国央行报告，当前黄金储备为1658吨，占外汇储备比例不足2%，远低于发达国家5%左右的平均水平。在黄金储备不足的背景下，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上成为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信用保障。
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其改革诉求的不同。而中美处于同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现实又决定了两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异中有同。中国希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美国希望维护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两国的利益侧重点不同，但维护大局稳定、建设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关切。
（一）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诉求
维护以美元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软制度安排
历史地看，自1873年取代英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历经两次大战、百年经略，才成就了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国际货币主导权。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经历了从硬制度约束到软制度约束的转变。二战后建立的其他货币-美元-黄金“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硬约束，IMF是维护这一体系的制度安排，美元承担与黄金挂钩的义务，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负债水平受到制约，“特里芬难题”主要是美国的难题。“双挂钩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转变为一种“软制度安排”，即依靠美国主权信誉为主，IMF危机救援为辅，来支撑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获得了自主的货币政策空间，和事实上的债务软约束，“特里芬难题”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其他国家的难题，他们经常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松紧在国际收支失衡的积累和金融危机之间挣扎。
制度软约束是美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它使美国能够兼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和最大的债务国于一身，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美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实际存在国际收支和财政预算的软约束。也就是说，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刚性需求，而美国并无将美元币值与任何硬资产挂钩的刚性义务，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实际上能够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低成本国际融资（这其实是国际储备货币铸币税的外延）。这是美国现行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美国致力于维护这样一种“软制度安排”，对于强化国际货币体系治理约束性的各种主张持谨慎态度。
维护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美国坚持以国内经济基本面决定货币政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充分就业和稳定的通胀水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针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低迷的通胀水平，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宽政策，维持超低的利率水平。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在推出第三轮量宽政策时就提出退出“门槛”，表示在“失业率降至6.5%、通胀水平维持在2%以下”之前，将维持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美联储希望，当国内劳动力市场强劲复苏、通胀水平有效回升时，即可拉开退出量宽、促进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序幕。
实践表明，美国坚持根据国内需要决定货币政策的做法，有效地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金融危机后，即使是在量宽政策导致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没有动摇反而得到强化。这是因为，美元地位的基础是强大的美国经济，美国货币政策只要有利于美国经济本身，不管是松是紧，都有助于巩固美元地位。但这也决定了国际储备货币供应的不稳定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一种常态。
掌控美元汇率变化主动权
国际货币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N-1问题，即如果世界上有N种货币，则只有N-1种汇率。在N个国家中，总有一个国家要放弃汇率调整的自主权。从理论上讲，这个国家应该是美国，因为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享有债务软约束的特权，使之相对不需要以汇率调整作为调整国际收支状况的政策工具；而且美元作为币值稳定的“锚货币”，也应当让渡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但事实上，美国通过利率调整和金融外交两大杠杆，牢牢掌握着美元汇率调整的主动权。美国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它需要周期性地在维护美元地位和修复实体经济竞争力之间进行政策交替。
美国利率调整是调节美元汇率的直接经济手段。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强大的外溢效应，美国不需要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只要升降利率就可通过美国与其他国家利差的变化来引导资本流动方向，从而改变美元汇率。因此，所谓汇率由市场决定至少是一个不完整的命题，美元的供求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货币政策决定的。
金融外交则是美国主动调整美元汇率、制约别国自主调整汇率的非经济手段。这方面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于1985年召集西方国家通过《广场协议》，要求包括日元、英镑、德国马克等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快速升值，从此前的250快速拉升至1987年的150。继日本之后，要求韩元升值、反对韩国干预汇率曾是美韩经济政策对话的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推动人民币升值成为美国金融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诉求
建立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地位
当前，中国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仍然是货币小国。按照世行购买力平价核算，中国于2014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见表1）。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加快，但与经济与贸易实力相比，中国货币实力仍然较弱。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较小，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很低。当前，中国在IMF和世行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是第6位和第3位，与美国差距较大。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市场占有率非常低，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市场中的占有率排名第五位，为2.03%，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市场的占有率仅为0.1%-0.3%。
资料来源：货物贸易额来自WTO；GDP源自IMF《世界经济展望》2015年3月；
IMF和世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来自IMF和世行网站。
中国经济与贸易大国身份以及持续增加的开放度，与货币小国身份极其不相称，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对中国而言，加大了中国经济在对外贸易投资中的成本与风险。对世界而言，造成了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代表性失衡，全球实体经济格局与货币格局脱节，限制了国际支付手段的多样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能超越中国的发展阶段，但应当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相匹配。
通过双边、区域机制局部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
近年来，中国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货币稳定和互助机制。截止2015年4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签署了31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2.9万亿人民币。东盟加中日韩（10+3）框架下的清迈倡议多边储备库总额达2400亿美元，中国占32%。2015年7月7日，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协议正式签署，规模为1000亿美元，中国占41%。这些双边和区域性机制提供了不同层面的货币稳定与流动性支持手段，从局部改善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是对以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补充。
建立有利于国际贸易与实体经济的国际货币规则
中国是一个贸易占GDP50%以上的开放经济体，又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实体经济立国的国家，中国希望建立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实体经济的国际货币规则。国际货币体系应能做到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与金融投机者希望从市场的波动性中渔利相反，中国的利益要求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以减少贸易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与交易成本。中国主张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政策，以提高国际货币环境的可预见性；通过国际和区域层面的制度安排提供充足适度的国际支付手段和流动性，调节全球国际收支，缓解以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矛盾。
拓展更加自主平等的货币关系
过去一段时期里，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减少汇率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强人民币信誉起到了积极作用，较好地支持了前一阶段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但也积累了国际收支失衡、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放弃汇率对内外部平衡的调节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为保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不是与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步，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不一致时，中国的货币政策调节空间即受到限制。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弊端更加突出。中国作为开放大经济体，需要全方位的政策调节工具，需要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发展与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更加自主平等的货币关系应当成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之一。为此，中国逐步推动人民币与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直接交易，陆续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推出人民币与澳元、新西兰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英镑、欧元、新加坡元、日元等币种直接挂牌交易。最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改革也反映了向这一方向的努力。
（三）相对稳定、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诉求
中美都希望维护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
美国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以美元为根基构建起来的国际金融大厦，给美国带来诸多利益，美国当然希望维持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然而，改革是维稳的必要条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80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每次金融危机都源于美元汇率的巨大波动。[21]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体系的反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循序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这一体系的稳定，因而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利益攸关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为贸易与投资大国，与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密不可分。未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高达3.5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美国国债达1.24万亿美元）的保值增值，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希望通过建设性改革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话语权，而不是颠覆现有体系。中美之间可以在“维稳”和“改革”的对立统一中寻求共识。
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两国的客观需要
中美都是开放型的贸易与投资大国，也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制造业大国，都需要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规则。尽管中美对于规则的诉求各有侧重，但两国经济金融联系紧密，货币政策相互影响，彼此是影响本国货币稳定的最大外部因素。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权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大国，中美两国政策行为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全世界最具系统性影响的汇率，常常是N-1问题的最终承担者。从这个角度看，中美都希望对方能够受到某些规则的约束，率先垂范，确保国际货币体系有序运转。
图5 中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图6 主要货币实际有效汇率
资料来源：BIS数据库，2010年为100
从现实看，当前中美两国在国际货币领域遵循着基本的合作规范。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相向而行的。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一方面不断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中国扩大内需，美国消减财政赤字，推动自身国际收支“再平衡”（见图5）；另一方面，在全球其他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与美元总体保持坚挺，避免全球性的货币战争，有效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见图6）。这说明，在中美同属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两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合作某种程度上不完全取决于两国的主观意志，也是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使然。
两国在具体的利益诉求上异中有同
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导向有很大不同，但也能够找到利益衔接点。例如，更加平等的中美货币关系有利于增强彼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国希望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希望外汇储备不缩水，中美在彼此的货币稳定中互有既得利益；美国如果破坏中国的金融稳定将导致中国被迫抛售美元资产而危及自身，同时中国如果主动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也将导致自身外汇储备的重大损失，金融上的“确保相互摧毁”使中美之间的“货币战”缺乏吸引力。这些利益衔接点使中美之间的货币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具有经济合理性。
同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美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合作前景，不仅基于两国谋求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全球货币治理机制的共同需要，也基于两国经济共存于同一国际经济体系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最大“公约数”，可以探讨一些合作的优先方向。
（一）中美货币合作是两国经济关系深化的延伸和拓展
中美经济关系以贸易与投资合作为基础，两国经济融合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与深度，正在向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自贸协定的纵深方向发展。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中国对美投资的增加，中美在金融领域的交融也将进一步拓展。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将对货币合作产生客观需求。
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更加平等互利。201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达到5550亿美元，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双向投资迅猛增长，2014年中美相互直接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四大外资来源地，美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截止2014年底，累计投资总量达460亿美元，其中2014年投资达120亿，同比增长23.9%。
中美经济关系向着更加机制化的方向发展。2009年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取得重大进展，双方改进了负面清单出价，可望在奥巴马任内完成谈判。同时，有关构建中美自贸协定的设想被多次提及。
实体经济联系的深化必然反映在货币金融领域，尽管中国尚未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但市场已经做出明智选择，纽约正在成为人民币重要的离岸市场。中美两国更应顺势而为，研究双边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为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与投资发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奠定基础。
（二）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负有重要责任
货币合作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全球金融稳定
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符合两国利益。从根本上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是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再分配：美国适度让渡部分国际货币主导权，中国分担更多国际货币治理的义务。当前，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境外持有者，两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将产生双赢结果。美国希望看到人民币币值稳定并趋于升值，以保护其制造业竞争力，而稳定强势的人民币有利于其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依托规模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借力美元，这本身是对美元的支持；美元币值稳定又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进而有利于稳定资本流动，支持人民币的稳定。
同时，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利于全球金融稳定。中美是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中美货币稳定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安全锚”。中美合作致力于建设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更加匹配、权利与义务更加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保障。中美货币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全球金融总体稳定的背景下，实现美元和人民币的权利与义务调整。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的合作，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体现。中美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对等。双方应超越“争夺货币主导权”的惯性思维，各自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共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货币合作”遏制“货币战争”。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对现有体系的建设性完善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不是颠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是让国际货币体系更真实地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从而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平衡性和稳定性，缓解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公共性。
当前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有两大派：一是激进派，建议创建以SDR为核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二是温和派，建议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建设性修补。相对而言，温和派改革方案较为可行。要发挥储备货币发行、汇率安排、失衡调整、流动性管理、救助机制等功能，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有三个要点，即美元仍发挥主要作用的储备货币多元化、IMF在国际层面的协调作用、主要央行建立货币互换网络。这三个要点的推进，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
尊重美元的客观地位并确立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
中美货币合作的开展应以尊重的美元客观地位为前提。以美元为主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形成的，今天美国的综合国力依然支持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不是针对美元的主导地位，而是针对现有体系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国际货币体系代表性滞后、主要储备货币的主权性与全球公共性相矛盾、缺乏有序调节国际货币供应的有效制度安排等等。纠正这些缺陷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也将有利于稳定美元的地位。改革必须保持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从实际出发，继续发挥美元的主导作用，同时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
在尊重美元主导地位的同时，必须强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公共性属性。美国应承担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对内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降低财政赤字和国家整体负债率，夯实财政基础；对外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对话，保证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可预见性，充分考虑政策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还应当协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与IMF合作，根据世界经济金融状况适时调控全球流动性，有效平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稳定美元与主要货币的汇率水平，为世界经济强劲、均衡、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人民币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力量
人民币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颠覆性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基于市场选择的长期过程，它以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为基础，为国际市场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交易手段、价值尺度和风险管理手段。人民币国际化将为国际货币体系引入新的稳定力量，分担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应承担责任，与美元、欧元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中国以高储蓄、宏观政策稳健为特点，人民币因而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客观趋势，使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拥有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坚实而稳定的动态经济基础，有利于促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高度开放的需要，也是顺应市场选择的结果。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市场行为，通过贸易投资形成对人民币的实际需求，通过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交易，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和离岸中心。政府的推动（如央行之间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区域货币合作（如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也起了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人民币国际化是顺势而为，其进程也不会超越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市场的客观需求。
（三）中美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合作的优先方向
一是以深化实体经济合作促进中美货币合作
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一个双重“再平衡”时代，国际收支的盈余方与赤字方之间、全球资本的主要流入方与流出方之间都将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中美作为大国将首当其冲，两国经济结构、经贸关系以及货币联系都会出现新的动态平衡。过去那种中国提供商品、美国提供货币的旧式“中美国”经济关系恐难维系。中美有着不同的经济周期，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再沿袭过去人民币盯住美元的货币关系。未来，中美应当通过更加平衡的双向贸易、更加平等的双向投资等实体经济的融合来达到两国货币关系的稳定。应切实推进中美经济的机制化合作，加快签署中美之间的BIT，积极探索包含中美的不同层面的自由贸易安排。贸易投资关系的拓展将使中美产生更多对彼此货币的需求，相互持有更多美元和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美国将产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两国的货币关系会更趋平衡。
二是建设更加平衡的中美新型货币关系
更加平衡的中美货币关系应当包括更加独立的两国货币政策、更加双向灵活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中美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相互开放的国债市场等元素。
更加双向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制度基础，也是人民币自主稳定的标志。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正在向着这一方向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中美都要克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美国要克服对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偏好，人民币单向升值固然有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元对人民币只能一路贬值，这恐怕未必有利于美元地位的长期稳定。中国要克服对人民币贬值的恐惧，汇率本质上是根据经济基本面调整的灵活变量，只要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贬值和升值都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
中美应探索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并不需要人民币。但实际上，中美货币互换可以成为中美之间汇率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工具，缓冲中美之间汇率的过度波动，对中美两国都是有意义的。当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时，中国可以人民币向美国购入美元，以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从美国的角度看，则是防止美元过度升值。反之亦然。
目前，中美国债市场的开放是单向的，只有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未来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将提升向国际市场进行本币融资的能力，美国金融市场也会产生对人民币国债的需求，中美之间的资本流动将更加双向平衡。
三是共同推动构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构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方向，中美应当形成在这一领域合作的政治意愿。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应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以及SDR这一超主权货币。
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币种结构应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客观经济实力相匹配。美元仍将保持与其综合国力相一致的相对主导地位，人民币应当成为储备货币之一，但短期内仍然不是主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货币份额将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升而增加。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由于客观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多元储备体系应能有效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缓解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给美国自身及世界带来的“特里芬难题”。此外，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应与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相适应，为各国国际储备资产分散化配置提供可能。最后，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能够促进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同行竞争，增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约束。
在2015年IMF对SDR货币篮子构成进行每五年一次复核之际，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是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中国加快改革以达到IMF的现有标准；二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政治支持。美国应当认识到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的接纳，也是中国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以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支持；更加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不仅顺应了人民币国际职能扩大的趋势，也将使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更加持久。
四是努力改善汇率调节机制
多种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内生的不稳定性，在国际汇率自由浮动、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和国家之间的兴衰将引起各国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组合的调整和国际金融资本偏好的改变，导致汇率的无序波动。中美同属于开放型经济贸易大国，都是汇率无序波动的受害者。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货币贬值，而中美两国货币相对坚挺，对两国出口和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汇率大幅波动还引起国际资本无序流动，不仅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对中国宏观调控产生制约。
中美应共同致力于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首先，中美之间应当加强对话与交流，增强对彼此宏观政策的理解和默契，形成基于两国经济基本面的、更加双向平衡的汇率关系，避免人民币简单地盯住美元或人民币对美元单向升值。第二，中美共同加强与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政策协调，在宏观政策和结构调整方面相向而行，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汇率战。第三，探索建立国际层面的汇率调整机制，为N-1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应当交替让渡汇率调整的主动权。SDR可以成为协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汇率变化的平台。鉴于SDR是主要储备货币篮子组合，能够较好的平滑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SDR汇率波动相对较小，中美可研究将SDR打造成国际汇率调节基准，SDR参加国共同承担责任，维护SDR币值稳定。为此，可增加SDR发行规模，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增加SDR计价产品，扩充SDR市场容量，增强市场深度和弹性，确保SDR产品的流动性，充分发挥SDR的价值发现和定价功能。
五是支持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IMF作为全球央行“最后贷款人”，在危机救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资源瓶颈严重束缚了其全球安全网的功能。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美分别构建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为中心的、临时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有效增强了市场信心，成功避免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未来，中美可共同支持以IMF为基础构建全球货币互换网络。中美可发挥各自在区域金融安全网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的核心作用，着力将现有的临时的货币互换协议与IMF救助资源连成网络，逐步构建一个以IMF为中心、主要央行参与的、星型的全球货币互换联盟。
六是建设区域与全球相结合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秩序
中美应树立开放思维，共同推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国际货币制度创新。美国应摆脱既怕区域货币合作弱化IMF的作用，又怕IMF坐大制约美元的矛盾心态。应当认识到区域货币合作机制是对IMF的合理补充，IMF的职责是对以主权国家储备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调节。二者都不可能替代主要储备货币的作用，但主要储备货币需要规则，中美都应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各种货币规则设计思路持积极开放态度。
在区域层面，中国引领的东亚货币合作、金砖国家货币合作要与IMF形成既独立自主又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建设性关系。美国应欢迎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金融稳定机制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
在全球层面，中美应共同审视IMF的职能，不应将其限定在危机救援，应当使之回归更加全面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职能。中美应当积极探索研究扩大特别提款权作用、增加IMF可用资源、发挥IMF调节全球流动性职能等基础性问题，为建设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思路。
中美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前提是两国的政治意愿和互信，是两国对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承诺。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有两国领导人和人民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不懈努力，中美关系仍然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中美货币合作的前景将取决于这样的选择。我们希望，中美终将共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近期文章精选：
80年代美国如何掐住日本“咽喉”？——美日贸易战给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