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位成功的商人是否能成为美国经济的优秀管理者？”诺奖得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国际顾问斯蒂格利茨在美国大选终选前就曾撰文质问特朗普的任职能力，他直指管理私有企业与公共部门存在本质差异，认为前者成功的因素可能正是后者的失败所在。
上述文章在直指特朗普在贸易、移民、医疗及财政领域潜在的政治漏洞时，也揭露出政府在这些领域失信而产生的广泛愤怒，可以算作精英阶层的一味清醒剂。
在了解特朗普现象的经济根源后，我们要怎样应对这个充满意外的特朗普时代？在近日参加CF40国际交流晚餐会时，斯蒂格利茨发表演讲指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被夸大了，而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却被忽视了。但即便如此，保护主义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护主义不但会破坏法制，还会进一步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造成更严重的贫富差距。正确的应对措施是制定更好的市场规则来提高工资水平，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来改善贫富差距。面对特朗普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遵守国际贸易的原则和框架，更多地参与国际治理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了解详情大力戳：诺奖得主、CF40国际顾问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为中国应对特朗普支招）
在近日撰文中，斯蒂格利茨也发表了类似观点，并从特朗普的行动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切入，给出了应对的基本经济原则与中国的指导策略。
他指出，特朗普似乎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而且美国的谈判代表已占下风，但贸易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贸易是正和博弈。“美国参与新保护主义愚蠢之极，其他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应对？任何应对措施都要以透彻了解基本经济原则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 ”
在特朗普时代重新认识全球化
by 斯蒂格利茨
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已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好处，现在却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攻击。二十世纪前半叶十分凄惨，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虽然后半叶仍有冲突，但没有出现类似于前半叶的巨大灾难。殖民主义时代走到尽头，数亿人们再次获得命运的掌控权。虽然经济仍在波动，但每次低迷都没有大萧条时期那么严重。数亿人成功摆脱贫困，仅中国就有五亿。一些陷入停滞和贫困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我认为，过去七十年间成立的国际机构和达成的协定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地区的开发银行、 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但它们都不完美。事实上，我曾在许多书中批评过这些组织：它们不够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主导，受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太大。但我批评它们的目的不是想要抛弃全球化，而是希望全球化更好地进行，更好造福于全世界人民。
但是，特朗普总统似乎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我说“似乎”，是因为他的讲话缺少一致性，他已任命的一些官员也是如此。在最近向美国国会传递的信息中，他重申了竞选时反复宣扬的贸易保护主义主题； 因此各个国家针对这种可能性——即他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诺言 ——做出政策调整，才是明智之举；这些措施包括针对中国实行 45%的关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向墨西哥征收约 20%的关税。
幸运的是世界已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国际机构。有人会说若没有美国， 建立这些机构定非常困难。这需要一种并非时刻存在的全球公共精神——大部分机构所成立的时代具有独特性，二战和“铁幕”之后出现了团结一致的时刻。但是，这些机构拥有自己的生命力。我们已创建了一个不存在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系统。即使美国退缩或决定不履行其义务，这些机构也能帮助世 界维持开放而规范的贸易和金融体制。
在下文中，我将简要探讨特朗普总统可能的行动范围，然后提出各国 （比如中国）应如何应对的建议。
行动范围
虽然总统被赋予极大的国际事务领域决策权，但仍面临许多制约因素。 其将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仍是美国法学学者中存在的一个争议话题。这 方面其实存在很大的“自主性”，因此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当大。
例如，总统能否自主决定将美国撤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引发一些争议，即使他真的这么做（实际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由国会批准的），实施立法仍有明文规定，该立法确定着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及其他贸易条件。这些只有国会才能做出修改。曾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是来自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共和党一贯支持贸易协定。共和党现在控制着国会两院，他们如若投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是对原则的明显违背。
即使如此，我们还有世界贸易组织。就墨西哥而言，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 (包括确保其“最惠国待遇”——美国对墨西哥征收的关税不能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墨西哥将面对的关税可以忽略不计；而事实上，墨西哥能够对美国征收更高的关税。 当然，这样讲未免太过简单︰美国还可采取其他行动，如非关税壁垒 （农业的植物检疫条件）。美国可以拒绝履行自己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义务。有人指出，世贸组织的案件需要数年才能得到裁决。
与此同时，受到美国行动伤害的国家不太可能等待采取直接报复行动——比如征收反补贴税， 破坏美国可能从此类行动获得的好处；或者进行间接报复——比如针对现有 贸易协定未涵盖的领域采取行动（政府采购）。 美国甚至可能撤出世贸组织。当然，这样做需要国会两院再次投票。 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美国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比如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要这样做，美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非常耗时）。这些程序也不公平——它们对其他国家具有高度偏见性。事实上, 美国曾对一些国家设置非关税壁垒，但被起诉到世贸组织后以败诉告终。
从历史上看，它们对于中国来说特别不公平，因为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特别条款要求征收非常高的反倾销税。这些特别条款本应已过期，但美国并不这么认为。世贸组织现在就面对着这方面的一个案件。 甚至当美国采取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行动时，世贸组织也不会进行阻止，而只允许受害国征收补偿性关税。很多国家已学会如何以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引导其报复行动——针对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所在地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货物。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补偿性关税都能达到预期效果——采取违规行动的国家会调整政策。
总之，美国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针对中国的特定产品征收关税，也可完全无视自己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义务；但无论如何它都会面临被报复的风险，对此我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成立世贸组织的目的是防止发生贸易战。美国如果设置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关税，而中国赢得了相关诉讼，中国便能而且将会在授权范围内征收补偿性关税。这应是这件事的结局，美国不会（或不该）再采取进一步的应对行动。当然，一位胆敢拒绝履行义务的总统将会如何行动，这一点确实难料。
后果
特朗普总统的关注焦点是双边贸易赤字。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多边贸易赤字才最重要——我们早已不再简单地以物易物，因为这么做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前苏联模式的一个弱点就是它太过关注双边贸易赤字）。当然，美中贸易逆差的确很大。
但是，即使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这对其多边贸易赤字也不会产生任何显著影响——多边贸易赤字取决于宏观经济以及国内投资与储蓄水平。对中国征收关税，只会导致贸易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商品生产大都不会重新回到美国；即使回归，也不会创造出已丧失的工作机会(大多数人转岗从事技术，也有些从事贸易。)新的生产将是高度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在丧失工作机会之外的地方展开。
因此，关税不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能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新保护主义如若引发贸易战，其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将会更大。
美国参与新保护主义虽是愚蠢之极，但有民粹主义煽动者的国家也并不 是第一次采取反效果政策。世界其他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应对？任何应措施对都要以透彻了解基本经济原则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
特朗普似乎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而且美国的谈判代表已占下风。贸易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规则制定合理时，两个国家均能获益。
但应当明确但未被指明的一点是，这会产生严重的分配后果——即使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已变得富裕，某些人的生活却仍会不如以前。成功者应当补偿失败者，但他们往往不会这么做。当失败者的数量非常多时——正如美国的状况——而且这些人来自本不富裕的群体，他们便会消极看待贸易。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口舌失利，其实他们的大多数目的都已达到； 这是因为他们找错了目标，他们只是在追求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利益。
因此，特朗普将此看作成了南北问题︰发展中国家是在与美国讨价还价。对于这一点，贸易谈判的任何一位见证者都会认为这种（针对自己一方的）指控实在荒谬。了解谈判理论的人们也会持这种意见。多年来，我已多次提到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之处。
但是，发达国家的确还有许多民众并不富裕，这是因为
(a) 协定的分配效应——特别是在企业利益的影响下——其影响会非常大，超过了所有的增长收益 （即使馅饼再大，如果他们分得的份额较小，其生活也会不如以前）。这些分配效应不只取决于标准的比较优势理论（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货物贸易取代了生产要素交易，因此发达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工资都会随着贸易的开放而下降；而且也取决于弱势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工人若不接受较低的工资或更糟的工 作条件，公司会威胁搬迁到其他地方。
(b) 综合效应被高估——贸易协定管理不善时甚至会造成负面影响。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实施 15 年后的影响估计值，竟从占国内生产总值 15%的最小值（政府官方估计） 到负数不等（塔夫斯大学的一份研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标准模型 显示的是正数收益（可能很小）。
但是，这种标准模型忽略了四个重要因素 ︰
（a）风险——贸易可能增加风险，缺少完备的保险市场，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和福祉的净影响可能出现负值。事实上，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有可能变得更穷。
（b）就业——标准模型假定的是充分就业，但在现实中这还存在很大差距。贸易协定管理不善，可能导致工作岗位“入不敷出”。这些宏观经济产生的福利通常会淹没比较优势产生的微小收益，特别是当关税已经相对较低时。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却也出现在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c）垄断与竞争的不完美。标准理论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市场能够充分竞争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竞争的不完美无处不在，证据显示众多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正在日益增加。竞争模型对于经济的确切描述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因此，使用假定竞争模型计算出的贸易收益也值得怀疑。传统认为贸易将会增加竞争，因为它会给市场带来更多的竞争者。但最近逐渐明确的一点是，它会给全球独家垄断卖方和独家垄断卖方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一个国家拥有买方垄断势力的企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打败其他国家的小型公司。
（d）管制贸易。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实是管制贸易协定，我认为其目的是为大型企业谋利，而不是为了造福整个社会；这些协定中的投资和知识产权条款尤其如此。例如，前者会限制国家在健康、安全、环境甚至金融与经 济稳定方面制定必要规则的能力；后者通常会包括偏袒大型制药企业（不喜欢非专利药生产商）和创新企业（不喜欢小型创新公司）的条款。
因此，特朗普和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南北贸易大战应属分配大战——这不是南北之间对贸易红利的分配之战，而是工人和公司之间的分配之争，或更广泛地说是那“1%”。有趣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不利的分配影响。
下面，我将列出创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全球多极治理系统的十个原则，这个系统反过来将能促使全球经济更为强大、更为平等。
1、采取高姿态，即使特朗普不走正道。这意味着即使美国的行动有悖于法律精神甚至法律条款，也应在国际法治框架下采取应对措施。许多领域都未被世贸组织的规则所覆盖，比如政府采购。2. 应认识到贸易是一种多边正和博弈。特朗普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将其视为一种零和博弈，非常关注双边关系（包括双边贸易逆差），这是其贸易政策的败笔之一。事实上，抛弃全球化很可能成为一种负和博弈。建立全球供应链已节约巨大成本，但打破这些全球供应链则会付出昂贵代价。
2、特朗普的政策有助于开辟新的合作渠道。有些国家——比如墨西哥——已受到了特朗普的伤害，还有些还未受其伤害的国家也存在这方面的担心。 经过七十五年的努力之后，国家边界已伴随着经济繁荣变得模糊，但特朗普 政府却完全背道而驰。世界各国将会结成新的联盟，旧联盟也会得到巩固。 中国拥有技术和资源来帮助其他国家。它可帮助墨西哥建造高速列车系统。 这项计划有望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成为新世界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为拉丁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和中国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交通方式。
中国还积极创建了新的多边机构，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从而开辟了新的南南合作机会，为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源。
3、依照法治框架进行应对。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他完全破坏了法治。如果一个人认为美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是一种政策失误，他就会制定法律——比如税法——来为这种行为设障，或通过规章加以禁止。然后，行政部门的职责便是公平实施这些法律，而不是选择性执法，比如针对与自己存在分歧的企业。特朗普是选择一些企业，迫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做事，然后武断、任性地奖励它们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税收优惠。这种选择性政策的所有元素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遵照国家和国际的法治框架进行应对，仍能为采取有效行动提供充分的空间。 因此，不管采取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行动——比如针对美国企业征收特别税费，特别是严重依赖中国获利的企业——多么具有诱惑性，都要能抵制得住诱惑。
4. 拓宽合作领域——提醒特朗普，美中关系不只限于贸易领域。比如， 美国非常关注朝鲜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在此方面发挥影响的国家。美国和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可以展开合作——中国拥有投资于美国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知识和资本，如高速铁路。但是，对这种经济合作我不抱太大希望︰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很多成员经常会表现出孤立主义情绪， 他们能否接受这种合作投资值得怀疑。(同样，对于中国提出的所有被禁高科技产品购买计划——这将有助于纠正双边贸易赤字——美国也充耳不闻。)
5. 要行事果断——特朗普喜欢欺凌弱小，没有公正、礼貌或公平可言， 忍让只会带来更不合理的要求；他会“嗅探”对方的弱点，丝毫不对自己的行动设限。他早先的一些行为令人怀疑其对一个中国原则政策的承诺，有人将这解读为其长期博弈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消减出口，他将会在其他方面故意刁难中国。中国的有力回应非常得当︰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容质疑。不过，中国还可针对更多领域做出友善回应，而不只限于经济方面。 特朗普政府将很可能使用里根的政策，迫使中国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里根政府就曾对日本这么做过，并以实行贸易限制相威胁。（不过，自愿出口限制并不是真正出于自愿。）日本最终屈服。
但要知道，日本的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二战结束投降后便与美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中国如果答应特朗普的要求，便会对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制造成极大破坏。一个与其他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的大国，为什么不能对较弱的贸易伙伴提出类似要求？ 特朗普将贸易当作是一种简单交易，就像房地产交易一样。他并没有完全理解政府的作用只是制定规则和条例，进行决策的应是私营部门。正如我前文所言，整体贸易逆差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基本的宏观经济，双边贸易逆差并不重要。的确，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可能导致生活水平降低，而且也会 触发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则可能产生全球宏观经济不稳定。 在考虑发动全球贸易战时，他的思维就像是一位将军在对比自己坦克与敌方坦克的数量。根据贸易逆差，他推断出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大。
但是，实际问题要比这种简单分析复杂得多。当然，美国工人会受到重创—— 但原因是什么呢？对于特朗普的政策美国民众早有分歧，而美国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对贸易和全球化的分析存在错误，因此其对贸易战后果的判断也有问题。这一点非常正确，因为中国正在从出口带动增长向内需驱动增长转型；特朗普的政策只会加速这种必然变化。此外，特朗普在世界各地 “化敌为友”，由此导致新的联盟出现，比如与拉丁美洲及欧洲。
中国的资源储蓄非常丰富。中国拥有各种工具，能够吸收冲击、对经济进行重新定向。在美国经济中，任何贸易战都会对特定行业和区域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财政拮据的美国政府将很难提供他们所需的援助。中国已在过去展示出了采取针对性行动，最大限度地扩大影响的能力，其中包括政治和经济影响。特朗普关注的焦点是制造业，但这个行业雇佣的美国劳动力仅有 8%。农业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不成比例。一些国会选区对出口的依赖特别严重。此外，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一直反对为遭受贸易冲击者提供贸易援助。现在提供援助，将是对政策的再一次严重违背。“一致性是头脑狭隘人士的心魔”，美国的政治进程非常缓慢，这使得及时提供所需帮助变得难上加难。
正如我们前文所言，某些群体的确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美国的后继政府应当更好地帮助他们。但是，这里的错误在于美国没有向全球化的失利者 提供足够的帮助。采取新保护主义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而这些人大都是新保护主义的受害者。
6. 着眼于长远︰考虑全球经济和中国利益的长期推动力。特朗普已下定决心，从现在起要将美国放在首位。美国始终在把“美国放在首位”，但以前 这是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从美国的利益来看待世界各国的和平、稳定与合作。但特朗普已抛弃了“理性的利己主义”中的“理性”。“美国特色的资本主 义和政治”的一个弱点是目光短浅。中国如果没有着眼于长远，定不会拥有目前的成就——它在这一方面也应如此。 “着眼于长远”，便是要了解美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立场。
各国政府希望携手共事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政府也当然想抚慰特朗普政府。我发现布什执政期间就出现了类似做法，它向多个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加入伊拉克战争。 在某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考虑是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这场战争时，我曾提醒他说这场战争受到了美国大部分年轻人的强烈反对——而未来需要面对的正是这些人。如果取悦布什政府会引起下一代美国领导人的反感，这么做就太不划算。这种分析在今天更具意义。特朗普的得票不仅少于克林顿，而且也比不过与白宫失之交臂的罗姆尼。选民对新总统的支持度通常很高——即存 在一个“蜜月期”；但对于刚上任不久的特朗普来说，他的支持度却非常低。
中国在考虑应对策略时，应追寻“理性的利己主义”。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国际体系，将能使中国受益。在达沃斯，习近平主席已被广泛视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但是，只有在更广泛的方面得到认可，中国才能真正发挥其领导作用；中国只有遵从法治，它的领导角色才能获得更多信任。
7. 探明特朗普的目的，才能进行明智谈判。通常来看，他想要的只是头条新闻，一个讲得通的、他正在履行承诺的“故事”。因此，他会盯住一家有意将生产线搬到墨西哥的大型公司，要求它公开表示不会这么做。他可以说自己由此挽救了 1000 个工作机会。但与此同时，他的行动已导致美元升值，由此流失的工作岗位要比挽救下的工作机会多得多。他想要的便是这种公开让步，但这常使让谈判陷入僵局。他希望墨西哥同意出资修建隔离墙— —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隔离墙的建设将会极其烧钱。墨西哥政府若同意这么做，便会带来灭顶之灾。谈判理论的标准原则是一方提出的要求要利于达成 协议，双方都可声称自己获胜，至少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做出的让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合理补偿。每一方都必须留住面子。特朗普的自负似乎已成为谈判的一种障碍。他希望羞辱别人，不仅会将此事先列入谈判策略，而且还希望它能成为最后结果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政府间谈判不可能获得成功结果。当然，这明显不同于“正常”的谈判。美国人已经明白他不是一位正常的总统，其他国家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8. 抓住机会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基于法治的多极和多边国际体系。这将要求所有国家放弃部分主权。纷争将会出现，因此需要一些公共司法系统对它们做出裁定——但不能是双边投资协定中饱受批评的私有专制仲裁系统。规则将需要超越狭义的贸易概念︰像任何工资补贴一 样，不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买单也是一种隐性补贴，一份公平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这种补贴。不过，这里应遵从一种辅助性原则︰贸易协定不应干预无需插手的领域、无法力证需要设立标准的领域以及不会产生跨界外部效应的 领域。 美国虽然一直奉行国际法治，但这种法制存在偏见，只会以美国和美国企业的利益为重。拥有领导潜能的国家应抓住这个机会，带头重建以公平和 社会正义为基础的多极全球新秩序。这种社会新秩序应建立在粘附原则的基础之上——任何愿意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都可加入。四年之后，当美国愿意重返负责任国家组成的大家庭、愿意履行自己的承诺、愿意通过合作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时，方可决定参加新的国际体系。
9. 慎行。特朗普希望快速得到结果。欲速则不达。不要迫于威胁而采取鲁莽行动。贸易协定非常复杂，经常会给经济的各个层面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总统无法要求国家脱离世贸组织，这需要参众两院表决通过——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作为总统他有权采取一些措施（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措施等），但即便如此也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如果没有遵循这种程序，如果采取的行动不符法律规定，便可能需要司法补救。同时，中国可采取一些反补贴和报复性措施，从而向各国展示维护良好（正常）贸易关系的益处。尤其，美国可能会强迫中国采取自愿出口限制措施，这一手段在里根时代对日本非常有效。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言，世界与那时相比已发生巨大变 化，且中国与日本的情况也存在天壤之别。全球供应链已变得极其重要。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可通过限制相对较少的产品加以弥补。
最重要的，中国一直在向市场经济迈进。贸易限制只会造成事与愿违。上文也已指出，这么做无助于真正解决美国基本的多边贸易赤字问题，特朗普的政策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鉴于此，美国的态度不可能很快发生转变。（特朗普不断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但近年来中国干预汇率的目的是为其货币价值提供支持。此外，特朗普也在继续谈论墨西哥移民，好像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但近几年已出现了反向迁移，且中国一直在帮助美国遏制中美洲的移民浪潮。) 中国若要干预，则应应用市场工具，比如我在《欧元》以及最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论文中提到的贸易券系统。
10. 巧妙利用新机遇。中国似乎正在这么做，其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取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体现出了早期贸易协定的很多错误。它将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可能打破重要的全球供应链。它无助于修复现有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不足之处，还在某些方面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美国强加给世界的知识产权制度甚至在美国都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它主要是由制药业和其他少数特殊利益集 团设计和使用的。知识产权十分重要，但目前的制度需要改革；目前可能就 是一个良好时机。
我在上文所述的各项原则中，许多都是实现互利谈判成果的传统智慧— —寻找合作领域和互惠领域，揣测特朗普的目的。
中国已从全球化和开放式全球经济秩序中获得极大利益，而美国对这个秩序的建立功不可没。但历史在起作用︰现在，这个秩序以及为它提供支持的机构已被建立，即使美国背道而驰它也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如何，21 世纪必须建立不同于二战之后的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特朗普的行动只会加速这种改变，增加这种改变的迫切性。新秩序将是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所有国家都应参与这种秩序的创建与运转，这种秩序应建立在社会公平与国际法治的基础之上。
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购买力平价而言）、最大的贸易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和最大的储户，中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世界逐渐迈向新秩序才是众望所归——中国通过其经济改革已显示出了渐进主义（而不是休克疗法）的优势；但世界可能不会有这种选择。 因此，中国及其他国家应紧紧把握这种快速变化所带来的新机遇，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本文提出了一些中国可以采纳的应对方式，从而为新的 21 世纪全球化提供支持——这种全球化将能继续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全世界民众的生活水平。（本文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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