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过剩产能？这么理解“一带一路”太狭隘
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倡议，“一带一路”覆盖的合作领域极其广泛。在经济领域，哪些内容是核心？如何促进它们的合作与发展？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访问研究员翟凡等人撰文认为，与目前其他的一些区域合作倡议如APEC、TPP等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关注。而基础设施投资离不开资金支持，在“一带一路”初期，来自公共或准公共部门的投资主体将起到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但在中长期，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持续的私人资本流入才可能满足规模巨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要，并且私人资本介入也是项目商业可行性和长期财务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文章提出，以制造业合作为纲引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合作，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商业导向和长期财务持续的基础上达成与各参与国家的共赢，而且制造业合作也完全可以超越以基础设施驱动的产能输出和低水平资源互补的合作模式。
而随着“一带一路”制造业合作的深入，文章认为，目前的“中国工厂”将有望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中国企业为龙头的“一带一路产业链”。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吸引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
从“中国工厂”到“一带一路产业链”
by 翟凡 张岸天
三年半以前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中国政府在全球新形势下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倡议以区域基础设施发展为核心，通过强化与其他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的陆路与海上连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人员流通方面的广泛交流，实现区域的一体化。由于其重要的地理覆盖、广泛的合作领域以及潜在的巨大投资支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和全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与目前其他的一些区域合作倡议如APEC、TPP等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关注。这反映了“一带一路”区域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落后的事实。很多低收入国家储蓄率低，公共部门资源和管理能力有限，导致基础设施难以发展，并往往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通过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有望促进资源、资金、人员和知识在各沿线国家的相互流通，其正外部性将提高整体生产率和社会福利。而且，由于大部分基础设施如港口、通讯等都具有开放和非歧视性的特点，“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封闭的区域性同盟。不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因为基础设施改善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也会因此而加深。
作者运用一个全球模型测算表明，假设2015-2030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总额为1.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考虑到基础设施发展减低贸易成本和改善能源运输效率等正外部性因素下，全球实际收入在2015-30年可年均增加8,450亿美元，其中93%(约7，830亿美元)为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获得[1]。这一全球福利收益是用同样模型估计出的TPP带来的全球福利收益的约3.5倍[2]。换算成占当年GDP的比例，“一带一路”的年均总福利收益约占全球GDP的0.8%，而“一带一路”成员国的收益约占其GDP的2%。
作为非参与国的美国、日本和欧盟也能获得占其GDP约0.1-0.2%的年均福利收益。这意味着“一带一路”计划不仅推动区域一体化，也能有利于全球经济。测算表明，“一带一路”计划将使全球贸易扩大5%，参与国家的进出口将增长11%。虽然这一模拟测算仅是基于许多假设而对未来情景的初步估算，它确实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重要收益。
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倡议，“一带一路”覆盖了非常广泛的合作领域。其中，在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合作和金融合作可能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需求与中国在基建方面的优势形成了互补。基础设施投资离不开金融支持。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资金需求大、回报周期长以及跨境项目涉及政治风险和外交敏感性等特点，来自公共或准公共部门的投资主体，如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其他的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可能会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方面起到重要支持作用，特别是在初期。整体而言这些机构会比私营部门有更长的投资期和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然而，在中长期，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持续的私人资本流入才可能满足规模巨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要，并且私人资本介入也是项目商业可行性和长期财务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公共投资机构的资金的作用应在于对私营投资的催化作用。
制造业的合作有望成为“一带一路”经济领域合作最有活力和最具持续性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以制造业合作为纲引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合作，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商业导向和长期财务持续的基础上达成与各参与国家的共赢。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对建筑、建材和机械交通等各类设备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领域很多是中国的专长，具有强烈的比较优势。中国企业的大量参与将有助于释放中国工业生产的大量产能，并帮助中国经济向新的增长模式平稳过渡。然而，这也导致了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所谓“出口过剩产能”的担心，特别是那些低收入而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他们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加剧其“贫困化增长”和“荷兰病”的风险--—即经济过分依赖于资源部门而工业化进程因此受挫。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制造业合作应该也完全可以超越这种以基础设施驱动的产能输出和低水平资源互补的合作模式。在国内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企业存在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动力。“一带一路”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重塑产业链提供了重要平台。通过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一些领先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在更广的范围配置资源。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取有效和稳定的资源及市场，另一方面也帮助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合进现代的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随着“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的形成，“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关系可以从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升级为更加动态的、基于直接投资的现代产业内贸易。
通过境外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的方式进行国际制造业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方式可能是受到了新加坡于1980年代在中国创建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的启发。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7个国家建立了46个境外产业园区，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40亿美元，如印度的浦那中国三一重工产业园、孟加拉的达卡服装和家电产业园区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能源化工园区。合作区不仅仅是为制造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也会助力创建贸易与商业网络。制造业合作既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也需要政策调整、贸易促进、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等。因此，“一带一路”计划也应包括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例如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境外园区提供法律保障，并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以制造业合作来引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合作，也有助于减少可能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效益不合理的问题。例如，目前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目前已经开通了39条“中欧班列”，连通31个中国城市、5个边境口岸和28个外国国家，成绩斐然。但是绝大部分班列靠政府高额补贴运营，一个集装箱经“渝新欧”抵达德国的成本是铁海联运成本的1.8倍以上。如果上述交通基础设施背后有更多的制造业合作的基础，其财务合理性也将会得到大幅提高。
近年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国内企业已经逐步扩大在海外的布局。无论是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还是远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有中国优秀制造业企业投资建立的研发中心、制造基地和工业园区等。随着“一带一路”制造业合作的深入，目前的“中国工厂”将有望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中国企业为龙头的“一带一路产业链”。要达到这一愿景，一个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吸引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虽然印度民间和企业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极大兴趣和好感，印度官方的态度却并不明朗。印度即将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和亚洲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其庞大市场、巨大基础设施需求和制造业发展潜力以及重要地理位置都使其在“一带一路”制造业合作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前文的模型测算也表明如果印度参与到“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成为除中国的之外的第二大受益者。因此，如何以政治和外交智慧及实际行动减少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担忧，促进其更积极地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之中，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注：
[1] 参见Fan Zhai, 2017,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reliminary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2] 参见Peter A. Petri 和Michael G. Plummer 所著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Estimates”，WP16-2, 2016，P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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