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琦：需建立针对数字金融的审慎监管体系和行为监管体系
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从政策支持到科技带来的金融变革，让更多的金融服务下沉到农村地区。但是普惠金融普及率仍然不够，目前传统银行机构发放贷款依然是主流方式，对于“三农”来说利息高，农民贷款困难，而对于银行机构来说，缺少抵押物、风险大。归根到底，这仍旧是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日本野村综研（NRI）金融市场论坛在北京联合举办第七次“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探讨“普惠金融的中日创新与实践”。
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政策法规司）司长孙天琦说，如何让普惠金融，做到既“普”又“惠”？
他认为，首先要靠市场化，但前提是地方政府应建设完善好基础设施；第二是金融机构也要提高自己的金融服务水平。谈到怎么让一些人主动还款，遵守规则？他认为这涉及到信用体系的建设问题。数字金融时代能不能把软性信息数字化，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对于发展迅速且风险频发的互联网金融，孙天琦说，目前看数字金融行业中的种种模式，绝对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市场对效率的回归。他提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下一步需要强化的是建立针对数字金融的审慎监管体系和行为监管体系。
以下内容节选自孙天琦的主题演讲和圆桌讨论，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2005年，央行组织了一个赴日调研组，我们一行五人前往东京和冲绳调研，主题是“日本金融业如何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当时我们拜访了日本央行、金融厅，参观了中央农林金库、农林渔业公库，观摩了农协的互助贷款和互助保险。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日本围绕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花费了较长时间进行立法争论，在法律确定后，再按照法律规定推动改革。在冲绳时，我们印象较深的是，类似于日本动产鉴定会的一些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咨询服务，为他们提供了融资机会。
中国政府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一是实施激励性的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和差异化监管政策；二是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四是开展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五是规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普惠金融创新；六是加强消费者保护和教育。
中国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使之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改革，使之成为以市场导向、资本充足、合规稳健的现代金融企业，更好地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作用；同时还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
我们最近分析了贫困地区365个县域金融机构，有的是独立法人机构，有的是工农中建这样的全国性银行在县域的支行。根据调研结果，2016年这些机构的新增存贷比（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比例），低于10%的占比为22%，小于0的则占25%；从余额存贷比（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看，小于10%的占到7%。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逐利是正常现象，资金在地区间配置是市场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贫困县的金融机构成了资金抽水机，政府必须进行干预。
在中国，利用科技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始于1980年代，1985年中国发行第一张银行卡，而现在全国人均持有4.47张银行卡。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建成运行电子联行系统，后来又相继建成运行了大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等重要跨行支付系统，使资金到账时间由手工联行时期的7-10天缩短到现在的实时到账。到本世纪初，以传统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善的计算机通讯网络，各行逐步实现全国数据大集中，所有网点集中联网、所有会计账务集中处理、所有客户信息集中管理，业务保障能力极大增强。
也就是说，传统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绝对主力。数字金融背景下的新型金融服务商充满活力、效率，是普惠金融的新生力量。
2010年之后，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体现了金融与科技的不断融合，涵盖了传统金融的数字化、移动化以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数字金融具备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在普惠金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更是促进了技术和金融的进一步融合。在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应用数字技术的同时，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也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效率，由此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近年来，数字货币及与之相关的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记账方法等新技术、新理念，在提高金融业务安全性、降低金融业务运行成本、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的广泛应用有可能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结构和基础设施带来较大的影响。
上述新型数字技术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可以从以下数据得到一点印证。美联储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2010年后，美国商业银行的网点减少了5%，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数字技术的冲击。近年来，我国部分商业银行也在逐步收缩网点，数字技术冲击下的传统网点要么被关闭，要么必须转型为另一种功能的物理网点。
互联网金融在银行、证券、保险等等金融各子领域都有发展，在中国分业监管的格局下，我们如何更好地监管？
第一，目前的监管格局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地方金融办等部门，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从实际看监管效果还可以，但下一步需要强化的是建立针对数字金融的审慎监管体系和行为监管体系。从目前看，更多部门喜欢监管市场准入、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对管牌照、发牌照更感兴趣，而对日常的行为监管都不感兴趣，导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波折，这两年在进行整顿。所以我们对日本数字金融发展的建议是，要加强行为监管，加强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体系的建立。
第二，在分业监管的机构之间，要建立比较好的沟通协作机制，这包括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一是进一步提高监管部门之间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不能都想干发牌照等容易干的事，把麻烦的日常监管、行为监管工作推给别人，相互推来推去，出现盲点；二是提升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尤其要重视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机制不顺畅的话是可能毁掉一个行业的。
第三，中国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协会，这是自律组织，央行领导下的。这个协会覆盖了互联网金融所涵盖的所有行业，也是一个让所有金融子行业之间、不同监管者之间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平台。
也有人说，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监管部门之间协调机制中存在的盲点。好听点也可能是所谓的监管包容的结果，说差一点就这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监管者睡着了：有些行业就悄悄发展起来了，有些风险悄悄累积了。
所以目前看数字金融行业中的种种模式，绝对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市场对效率的回归。现在预测其发展方向，不好预测，因为决定权在市场，市场运行十年二十年后，统计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它的模式就是什么。
日本的金融监管部门是金融厅——银证保全覆盖，金融厅的监管非常专业、强势、严格，对促进创新不一定是好事？能否适时睡着一下，对一些问题装作没看见？这说不定能促成新事物的发展。
怎么解决普与惠的问题？
第一，要靠市场化。对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银行义不容辞，但是在贫困地区，比如有一些村子至今仍然供电不稳定，不保证饮水。在这种情况下让金融机构为这些村的老百姓提供贷款，风险比较高。地方政府首先要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民政救济，把基础设施建设好，完善好。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商业银行义不容辞，但是也不能越俎代庖，地方政府一定要先完善综合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金融机构也要提高自己的金融服务水平。前一段媒体热议的裸贷问题，正说明潜在市场是有的，但是被非正规金融机构搞坏了。针对这种潜在市场，正规金融在哪里？该如何提供金融服务，这值得我们这些正规金融机构做文章。
第三，怎么让一些人主动还款，遵守规则？我认为这涉及到信用体系的建设问题。如何对这些人进行信用风险评价，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结合今天的数字金融主题，现在大家都在提“软信息”，软信息在数字技术发展的情况下能不能数字化，尽可能变成可度量的？2016年G20在讨论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时候，66条细则中有一条提到，要把社交媒体信息作为征信的来源，但是由于几个国家未达成一致，最后把这条删掉了。
从实际来看，很多机构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实践。2010年之后美国的银行分支机构网点在减少，原因是危机的影响和数字金融的冲击，有人称之为“银行荒漠化bank desert”，大家也担心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会引发金融排斥？因为越是弱势群体，越是中小企业，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度越高，因为金融机构做决策时对软信息依赖大。数字金融时代能不能把软性信息数字化，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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