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注意资本外逃问题
中国到底存不存在“资本外逃”？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不仅存在，而且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年里还比较严重。
在近日举办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余永定阐释了得此判断的两个主要依据。第一，在国际收支中，误差与遗漏项太大。从2011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的误差与遗漏项累计额达6200亿美元，这其中肯定存在很多跟资本外逃没有关系的因素，但是反过来说，误差与遗漏项如此之大，也正反映了资本外逃现象的严重。
第二，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对海外净资产缺口过大。在过去7年中，中国一直在输出资本，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因此我们的净资产应该在上升，然而其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个缺口大约在1.3万亿美元。
显然，也有人并不赞同，其中就包括曾有着丰富外汇管理经验的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他认为，争议净误差与遗漏是不是“资本外逃”，其实际政策涵义不大，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降低净误差与遗漏占比，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更好为宏观决策和市场分析服务。（具体请点击：管涛撰文回应“资本外逃”：统计无需对经济活动做价值判断，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更重要）
余永定提醒，资本外逃跟外汇储备下降有一定关系，要重视外储下降的问题，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更要防止出现资本外逃问题。“国外的一些受援国，之所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是看上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如果外储下降，可能这些国家的积极性也会有所下降。”
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余永定认为，要格外关注，尤其是要关注经济风险。他以巴基斯坦为例说，“考虑到国内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地区冲突，还有严重的恐怖袭击活动，我们在巴基斯坦的200亿美元投资（预计总投资将达460亿美元）能否把钱赚回来、把本收回来，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下文为余永定演讲全文，略有删减。
丝绸之路或者说“一带一路”战略，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来。1996年，北京曾经召开过“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大会主席、国务委员宋健主持了本次研讨会。当时也有一些国外参加者，包括欧盟的代表——欧盟商务委员会委员、前英国商务部部长Leon Brittan。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对中国在那时提出的要发展亚欧大陆桥的观点，国外参与者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办事。同时，他们对中国的融资能力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当时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不是西安，是连云港，终点是阿姆斯特丹，路线与现在的“一带一路”差不多。
总而言之，这在当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理由很简单——国力不足。当时我国的GDP是712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1050亿美元，而2015年我们再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的GDP已经是10.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3.33万亿美元，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的“一带一路”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响应，特别是英国。1996年，英国对此持消极态度，但现在英国对丝绸之路、亚欧大陆桥、成立亚投行等倡议，响应非常积极。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融资贡献巨大。根据今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签订的备忘录估算，我国的投资意向总金额达2740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和未来发展，对中国改善海外资产结构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自2015年开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已经开始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以市场第二大甚至第一大FDI吸引国、引资国而著称于世，但是从2015年开始，ODI超过了FDI（见图1）。
图1 中国海外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在2015年达到了10458亿美元，其中在欧洲933亿美元，在美国1473亿美元，在西亚1630亿美元。据麦肯锡的统计，这一数据是11140亿美元，我们自己公布的官方数据是9382亿美元。总而言之，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存量大致是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因为中国的海外资产总共也就5万亿左右，大部分是外汇储备，然后是其他投资，第三是ODI。
“一带一路”的发展对中国海外资产结构的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达137亿美元，到2015年上升至189亿美元，上升速度非常快。存量方面，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为925亿美元，到2015年增加至1114亿美元，可见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外投资和存量对中国总投资和中国ODI存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我相信这一贡献今后会越来越大。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净债权国，海外资产大概是5万亿美元，海外负债目前在1.7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是个净债权国。
图2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问题
如图2所示，中国的海外净资产规模大致是在1.5万亿到2万亿之间波动，现在大致是1.7万亿美元。既然中国是净债权国，那么投资收益就应该是正的。但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大部分时间的海外投资收益是负数，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的投资结构相关。我们的海外资产大部分是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很低。2008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大使馆都做过统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FDI的回报率是22%，而美国在大型企业家联合会所做的调研结果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平均回报率是33%，与此相对照，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回报率是2%-3%，所以尽管我们是净债权国，但是由于海外资产的收益非常低，对外负债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尽管是净债权国，还是产生负的投资收入，这并不是一个不合乎逻辑的现象。
图3 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善
但是现在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开始有了改善。如图3中左图所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达到顶峰，接近4万亿，随后开始减少，这是一个重要现象。与此同时，ODI呈明显上升之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海外资产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低收益资产的比重在下降，高收益资产的比重在上升。当然这里涉及到数量问题，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调整海外资产的结构，也需要调整海外负债的结构，比如说FDI。少一些不一定是坏事，FDI的成本非常高。如果能够借到外债，通过发债的方式来融资，这不见得是坏事。从图3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好的变化，这种变化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一带一路”推进的过程中存在风险，今天单说经济风险。以巴基斯坦为例，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是我国的重要受援国，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资金接收对手。那么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情况如何？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第一，从1961年到2011年，巴基斯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3%。2017年财年结束后，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有了巨大的改善，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去过两次巴基斯坦，上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恐怖，随时都可能有炸弹爆炸，但是这次去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为改善，经济增长可能和形势稳定有关系，目前该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5.2%，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财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5.5%，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第二，过去30年来，巴基斯坦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只有2%左右，在2005年以后逐年下降，2009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1979年-2017年，巴基斯坦年均经常项目逆差是5.5亿美元，基本上没有顺差。2017年，巴基斯坦经常项目逆差是121亿美元，达到14年来最高值。这不奇怪，因为一般来讲，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常项目逆差就会增加。2016年，巴基斯坦经常项目逆差对GDP的比值是1.7%，不算太高。2017年上升至4%，这就比较高了，如果上升到6%，那可能会发生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在该比值达到6%以上出现的。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巴基斯坦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
总的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但是长期来讲还不是太好，再考虑到国内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地区冲突，还有严重的恐怖袭击活动，我们在巴基斯坦的200亿美元投资（预计总投资将达460亿美元）能否把钱赚回来、把本收回来，是值得我们慎重考虑的。
刚才说的那些数字令我们比较担忧。总之，“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我们应该积极推进，但是在推进“一带一路”投资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谨慎。
限制海外投资进一步扩大，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首先，一个国家要想在国外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个国家应该有相当大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然而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在减少。一些受援国之所以积极地响应“一带一路”，很大程度是看上了我们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下降，他们的积极性可能也会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国家领导人对外汇储备非常关注。
第二，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迹象是，在国际收支中，误差与遗漏项太大。从2011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三季度，我们的误差与遗漏项的累计额达6200亿美元，这其中肯定存在很多跟资本外逃没有关系的因素，但是反过来说，误差与遗漏项如此之大，也正反映了资本外逃现象的严重。在经济学上，经济学家把误差与遗漏作为资本外逃的代表变量之一，从1970年代起大家一直用这个指标研究一国的资本外逃问题。
第二个迹象是，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对海外净资产缺口过大。我们的净资产基本上是水平位，之后是略低的。问题是我们在过去7年中，一直在输出资本，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因此我们的净资产应该在上升，然而其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个缺口大约在1.3万亿美元。
我认为，除了统计问题，这其中肯定有资本外逃问题，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这项事业的时候，我们要防止和注意资本外逃问题。现在很多企业无论其在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都要跟“一带一路”挂上钩，因为这样更容易得到银行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但是我觉得很多必要的商业原则还要继续坚持。
本文系作者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的演讲内容，首发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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