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当“灰犀牛”越来越近时，局部的激进改革是必要的
比找出中国正在面临哪些“灰犀牛”风险更重要的，是分析我们为什么总是对大概率风险视而不见。前者着眼于当下的应对与决断，后者则可能帮助我们从源头上建立起预防机制。
在近日召开的第7期“CF40·孙冶方读书会”上，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将人们对“灰犀牛”视而不见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难以把握危机发生的时间点。我们看到了风险，但是却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发生，总以为“我不会那么倒霉”。
第二，在做投资或者决策时，人们很难有非常长远的视角，政策周期短导致更加容易陷入困境。
第三，过度消费。“我们常常喜欢消费尚未创造出的财富，并且以为这种做法能够持续。”钟伟称，欧债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稀少的财富与高福利之间的矛盾不言自明。
第四，期望占有他人财富的企图总是存在，这是大部分投机者的想法，也是导致“灰犀牛”的重要原因。
钟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些灰犀牛风险，包括一些全牌照金融集团以及打着高科技旗号的所谓“金融创新”。他强调，未来的数字经济一定是实名的、可留痕的、可追溯的，不要试图去违背或挑战这样显见的常识。
在钟伟看来，迟缓的税收改革和社保体系弊病也不容忽视。前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后者则存在当前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
“整体渐进和局部激进、长期渐进和短期激进在中国是可以平衡和兼得的。不要总是试图去做择时和投机，要做一些长期的战略规划、重视人力资源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钟伟最后说道。
让欲望膨胀和持续付出相匹配
by 钟伟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灰犀牛”风险，但为什么我们总对一些大概率风险视而不见？第一，与timing有关，发生危机的时间点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风险，但是却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发生，发生时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以及在此之前该如何有效地防范它。
Timing非常重要，我们会发现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却不去修正它，除非它出现问题。比如拉美危机，拉美的国内经济本身就没有增长，还去举外债，这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反复发生债务违约的国家大概不超过十个，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国内经济增长，而希望通过外债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一些政府觉得可以先举债，后面的问题以后再说。
另外就是日本的财务危机问题，据日本经济学家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大概是0.5%—0.8%，依据目前日本的情况，大概到2050年，日本全国还有8000万人。像日本这样，没有潜在增长率，人口又在不断减少，财政赤字对GDP比例是全球屈指可数的，它迟早是要出问题的，但我们不知道它哪天会出问题。所以，面对“灰犀牛”熟视无睹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timing，我们总以为“我不会那么倒霉吧，倒霉蛋会另有他人的。”
第二，当我们做投资或者决策时，很难有非常长远的视角。我们个人做投资的时候，不会把投资周期确定的比生命周期还要长，投资周期是非常短期的。举例来说，很多人认为黄金不值得投资，但是1945年以来的数据显示，1945年道琼斯只有150点，道琼斯的年化收益率在约7.1%，黄金的年化收益率在约5%，而美国房价在70多年的整体涨价增速是年化3.2%，比美国长期通胀稍微高一点而已。如果考虑到房产税、教育税、房屋保险和物业维修的话，其实在全球大多数城市，房地产仅仅能够战胜长期通胀，如果从跨生命周期投资回报来讲，房地产投资可能还不如长期国债或黄金。但仍有人愿意去投，因为投资期限是非常有限的，也因为大都市是房价的奇点。我们总是以寿命之内的时间为衡量期限，政府决策也是如此，通常以执政周期为决策期限，这就导致很多不可行的政策，比如南欧的福利问题、奥巴马的医改政策等。
所以不管是政府决策还是企业决策、个人决策，普遍周期很短，这就更易陷入困境。当一个国家注重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注重当期流量，很少考虑长期存量。比如中国GDP现在世界第二，但GDP只是每年新增财富的量，这不表明中国富裕程度和积累财富存量是世界第二。即便以人均GDP衡量，中国目前人均GDP排位是全球70多位，跟1960年代的排名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的，这可能会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如果只是注重当下财富流量、增量，不注重一个国家的财富存量，不做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的投资，这个国家可能不一定那么富强。
我讲一个小笑话，一个富人非常有钱，喜欢各种各样的古董收藏，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收藏品，甚至把欧洲的老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他说，你的衣服、帽子、鞋子、包包等等，在你死了之后还会有人要吗？但是你别忘了，作为一个富裕的人，我所留存的人类文明的物品或遗迹，在我死后它仍然存在，实际上我是以一种最节约的方式活着。这就是从财富的流量和存量角度考虑不同投资和行为所做出完全不一样的观察。
我们考虑事情往往过于短期，但中国现在规划了两个百年梦想，以及两个阶段的战略交汇期，超越了时间周期，考虑得更长远，这也许是我们的一个政治体制优势。
第三，过度消费和代际上的不严肃。我们常常喜欢消费尚未创造出的财富，以为这种做法能够持续。比如欧债危机，这些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财富创造稀少，但却有那么高的国家福利，这肯定是存在矛盾的。我一直非常怀疑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领受者的领受年限、领受期内医疗费用的变动，以及社保积累长期收益率水平等，这些基本因素是高度不确定的，我们怎么可能基于此设计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保体系？这在代际上可能是不严肃的。我们当代活着的人，总是试图去消费还没有创造出来的财富，以为那些未来财富会自动涌出来，而不是解决问题。
第四，期望占有他人财富，让自己过得好一些的企图总是存在。比如中国的股灾，这是非常明显的金融机构和投机者加杠杆，搏取短期价差收益的交易过程，用价差收益实现财富创造。这很大程度上不是零和游戏，甚至有可能是少部分人得益，绝大多数人受损的赔钱游戏。但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因为如果能够把别人的财务据为己有，让自己享用，这可能是大部分投机者的想法。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例如乐视网，无非就是把债权庞氏骗局变成股权庞氏骗局，这明显不可行，但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私募投资界说私募投资“唯快不破”，这跟击鼓传花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公司主要股东对未来公司业绩提供承诺和补足，基本上也是估值骗局。这也是导致“灰犀牛”的重要原因。
当下的中国以及今后的中国有哪些问题？我认为，中国存在“灰犀牛”。
第一，金融创新、不务正业的风险。大多数科技公司愿意称自己为技术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尽管某些技术公司拥有几乎全部的金融牌照，他们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技术公司的估值在金融市场上比金融公司高得多。同时，称自己是技术公司，这里面有很多面对金融监管的潜台词。但是不管怎么样，金融监管总要一碗水端平，如果厚此薄彼，最终会出问题。同样地，除金融科技企业之外，也有不少实体企业几乎拥有诸多金融牌照，你这是要做产融结合，还是要监管套利？这些企业也应当回归主业或者重新定位自身，否则也有大风险。
举例来说，所有交易必须实名、强制留痕和可追溯，如果违背这些就会导致难以挽回的问题。早期，市场上有匿名SIM卡，还有被广泛买卖的睡眠银行卡，两者结合使得中国变成了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如果电信企业和银行早年行为谨慎，大概就没有此后发生的那么多灾难性的问题。同样，如果现在金融创新是暗网的、加密的、不留痕的，监管部门怎么监管？这就是虚拟货币的骗局和威胁。虚拟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几乎毫无关系。再比如物流，非实名和不严格的收发制度，使得部分民营物流当下已成毒品、违禁品的重要传递载体和渠道，未来廉价高效的、破坏巨大的恐袭，也可以通过物流体系的漏洞来发起。未来的数字地球，数字经济需要确定的是实名，可留痕，可追溯。我们不要试图去违背或挑战这样显见的常识。
第二，迟缓的税收体系改革。中国经济增长明显不能再依赖于制造业了，因为制造业回报低，目前制造业对GDP贡献已经很难再高上去了。所以，未来税源只能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只能从企业转向家庭住户部门。既然向消费升级转型，税收制度是否也应该从以企业征税为主转向以个人征税为主？2016年中国征收的个税大概在1万亿，占全国税收收入的8%，这在全球都是非常偏低的比率，京沪深市民年均缴纳个税不过约5000元。如果不能对住户部门形成有效的税收征管体系的话，那如何完成经济转型，如何从生产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所以我个人一直觉得中国的税收体系问题比金融体系问题要多得多。因为税收体制更落后，在电子税票、遗产税、个税、房产税等诸多领域都做的不够好，。
第三，社保问题。我个人以为，当代社保体系本身就是不靠谱的，要让它变得靠谱，在中国尤其困难。有人说中国人口可能被高估了7000万—9000万，如果人口数据都不准，那赡养率也不会准，能不能把数据搞准一点？现在已经退休人的养老金年化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8%以上，这可持续吗？在西方国家的养老金调整，是根据CPI等综合指数来调的，中国的退休人群已经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不再创造财富了，因此基本养老比照CPI进行调整是可以的，但是要跟经济增长同步，甚至超过经济增长，这会带来问题的。再如，像是江苏、广东、上海、北京，这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很多人在某些城市几乎奉献了二十年青春，最后养老就回到老家养老去了，所以吃亏的是河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国家能不能搞一个省际平衡基金，让江苏、上海拿出钱来补贴四川、河南。这些都是中国养老体系的基本问题，如果不去解决，最后会越积累越严重。
“灰犀牛”的意义从哲学上是量变到质变，从物理学来讲就是一个系统从有序走向混沌。中国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那么为了避免“灰犀牛”事件该怎么办？其实，渐进改革并不排斥局部的、短期的激进改革，当一个问题变得棘手和难以避免时，局部的激进措施是需要的，这与整体的改革不矛盾。
另外，为了一个长期目标的可信和达成，短期的痛苦和牺牲是值得付出的。比如，为了获得长期有质量的增长，我们是可以牺牲短期增速的。我觉得整体渐进和局部激进、长期渐进和短期激进在中国是可以平衡和兼得的。不要总是试图去做择时和投机，做一些长期的战略规划、重视人力资源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重视国家量入为出、适当透支、适可而止的耐性，灰犀牛风险也许可以避免，总而言之，不要忘了让我们膨胀的欲望，匹配得上我们持续艰苦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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