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金融服务业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码事
特朗普访华的新闻热度渐退，此时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中美两国在此期间达成的各项经贸成果，比如：2535亿美元大单“含金量”有多少？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影响几何？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态度和政策松动了吗？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如何？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CF40秘书处访谈时指出，此次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在政治和外交上意义十分重大。但中美之间基本矛盾和基本利益冲突依然存在，不可能通过一次元首会面就得以解决，所以未来双方还会有许多争议，中美合作前景也会有起伏。
余永定认为，2535亿美元大单中的一些贸易安排对美国来说一方面是很好的消息，但另一方面却不一定能够在美国产生巨大的反响。这些订单改善了中美关系，但并没有实质性突破，美国也很难说会对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
在谈到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中国宣布的金融开放政策时，余永定表示，金融服务业开放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冲击。金融服务业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这次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过去制造业或其他行业开放的性质是一样的，即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提供金融服务，而不是允许资本不受限制的跨境自由流动。
总体来说，余永定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应该会比较乐观，但是中间的曲折一定非常多，中国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切实做好具体的工作，使中美关系更上一层楼。
中美合作的新机遇
by 余永定
此次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在政治和外交上意义十分重大。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与特朗普上台前相比，两国似乎比过去更容易找到共同利益，双边对话也比过去更容易。现在国际上很多观察家认为，中美两国在以后的国际治理、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上，现有霸权国家很少没有通过武力手段回应新兴强国对其霸权地位挑战的。但历史是政治家创造的，事后回顾，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其实是偶然事件，特别是政治家的战略误判造成的。“修昔 42 35779 42 15287 0 0 3595 0 0:00:09 0:00:04 0:00:05 3594底德陷阱”并非人类的宿命。
特朗普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就事论事的商人，关注的是实际利益，不像过去民主党政府那样特别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下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如果将政治因素的重要性降低，中美两国就事论事，各自谋利，会是一个双赢格局，而不是零和博弈，这是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 这次会晤为两国以后经济关系改善、经济合作加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高，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和利益冲突依然存在，不可能通过一次元首会面就得以解决，所以未来双方还会有许多争议，中美合作前景也会有起伏。对此，我们需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乐观认为会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开始，今后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实事求是讨论中美经济合作前景上。
中美国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建立良好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互利。这次中美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大单，显示中国确实有实力帮助美国。相对应地，美国也就适航协议等中方关切的问题作出一些表态，给予中国相应的好处。但是，对于交易的公平程度，作为局外人，我们无从评价。
中美签署的2535亿美元大单数额巨大，确实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美国也不见得会因此而特别感激中国。
实事求是地讲，在2535亿美元的一揽子协议中，中国在美国能源领域投资占主要部分，有三笔贸易占协议总额的50%以上，分别是中国神华集团和西佛吉尼亚州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向该州的页岩气开发和化工公司投资837亿美元；第二笔是中国石化集团与阿拉斯加州天然开发公司签署价值430亿美元的一项协议，联合开发天然气，并从该州海岸北部输送到南部；还有一笔是中石油和得克萨斯州液化天然气出口公司签订长期向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谅解备忘录》，110亿美元。这三项再加上其他一些能源交易，中国的能源进口投资协议总额占到2353亿大单的2/3以上。但协议中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不多。这些协议中有相当部分，例如购买波音飞机，可能双方已经谈了很长时间，已经商定好了，并不是在这次谈判中取得的突破。就制造业而言，中美订单主要涉及到波音飞机、手机芯片、汽车零部件这三类。这些恐怕中国本来也要从美国购买。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些贸易安排一方面是很好的消息，但另一方面，却不一定能够在美国产生巨大的反响。这些订单是改善了中美关系，但并没有实质性突破，美国也很难说会对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
特朗普访华后，中国金融业准入对外资放开。我认为坊间对此存在一些误解，外界把金融服务业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联系起来，但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中国在加入WTO时，已经许诺要尽快开放金融服务业。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例如，允许美国人到中国开银行，允许其在中国吸收存款，并给中国企业或者在华外资企业发放贷款，但并不意味着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自由地把所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兑换成美元汇出，或者把美元资金拿到中国兑换成人民币后放贷。
所以，这次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过去的制造业或其他行业开放的性质是一样的，即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提供金融服务，而不是允许资本不受限制的跨境自由流动。
金融服务业开放，符合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当然这种开放必须对等，中国对外资开放，美国也得对中资开放。事实上，在此前一段时间，中国已有不少银行到美国建立分支机构，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我们金融机构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相互攀比。我们不熟悉美国的文化、法律、法规，甚至连语言障碍都没有完全克服，要当心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
即便中国开放了金融服务业，对美国来讲，也是需要试水的。目前暂时还看不出外国金融机构会大量涌入中国或进入某些金融服务部门的可能性，美国人并不知道到中国开设新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新的业务能不能赚到钱。
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还不会对中国的金融服务业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外部的力量进入，来施加竞争压力。如果中国本土银行、国有银行提供的服务不好，客户就可以去找外资银行。增加国内金融服务业的竞争者，会迫使中国很多金融服务机构改善服务，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与广大民众。
“一带一路”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看，一是地缘政治角度，另一方面是纯商业角度。二者不同却又相互联系。
中美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合作。如果能够合作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分散投资风险。但美国不会将其放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中去，这是中国自己把它放进去的。例如美国想在中亚某国做一个项目，中国正好也想在那里做一个项目，两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就一起合作。对中国来说，这是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对美国来说，这就是简单的投资。美国不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就将其投资计划纳入到中国的轨道里来。但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中国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投资优惠，如果美国有利可图，它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增加。
另外还要看到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欧美是中国大部分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且增长最快。在欧美投资相对安全，能够获取先进的技术、形成品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广泛的市场网络，企业在那里投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能因为海外投资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不支持或少支持。
不管企业海外投资在哪个地区，原则是一致的，只要投资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符合产业升级、价值产业链升级，能够带来先进技术、知识产权、网络、品牌经验甚至是降低生产成本，国家就应该支持。中国的走出去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走出去同“一带一路”并并不矛盾。
“一带一路”倡议当然包含地缘政治考虑。但商业考虑应该是第一位的。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不变的友谊，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
中国要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一股脑把钱投到别国，最后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而导致反目为仇。所以，海外投资应该首先以商业原则为指导，如果赔钱、风险大，就不应该投，因为这种投资对于受援国本身也没有好处。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可能会转变，这种转变不一定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是商业因素，美国可能会看到其中的赚钱机会。例如，在战后中东的重建过程中，中美之间是否能够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呢？美国现在可能有一些后悔，认为不应该像之前那样抵制“一带一路”，但也是仅此而已。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才刚刚开始，今后发展情况到底如何，现在也很难说。我们要稳步推进，关注投资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不要因为有地缘政治考虑就忘掉商业因素。因为在项目审核上，“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会有优惠，一些本来无关的投资就打着“一带一路”的名义，硬要扯上关系，这是不对的。商业就是商业，不要混在一起，做事情不能着急，慢慢推进肯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太着急反而可能忙中出错，达不到目的。除非政府有明确的特殊政策，对以“一带一路”为名提出的融资要求，金融机构应该一律按普遍适用的商业原则审核。
中美贸易顺差，并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的多边问题。现在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比较大，但中国对全球贸易顺差并不是很大。从理论上来讲，贸易顺差、逆差，不应仅看两个国家。但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最大贸易顺差国是中国，所以它就盯着中国，如果中国不调整对美国的出口政策，美国就会发动301调查、反倾销调查，设置各种障碍。我们认为美国不讲道理。美国确实不讲道理，但你能拿它怎么办？国际分工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单个国家福利水平也会增加，但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集团的福利水平都会增加收益。
目前，全球化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少部分人得到最大的利益，多数人得到一些利益，另外有一部分人没有得到利益甚至受到损害。没有得到利益甚至受到损害的人当然会有反对意见。中国竞争优势是劳动力密集产品，这也增加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所以就会存在一些中美贸易争端的问题。但只通过增加中国在美投资，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中国本身就有失业问题。中国向一些更贫困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正常现象，但一些企业宁可在美国投资而不愿意留在中国，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政策（如税收政策、汇率政策）有问题呢？
从长期来说，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靠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而不是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中国需要对一些出口鼓励政策进行调整，消除市场扭曲，尽可能削减直接或间接鼓励出口的激励机制，让企业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要不要向美国出口、应该出口多少。例如，过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政策，实际上是增加了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补贴了美国消费者。与此同时，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加速产业升级，增强同美国在高知识、高技术、高价值增值端产业和产品上同美国的竞争力。这些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而且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
美国在许多问题上背弃了贸易自由化的原则。我们要从美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美国却不肯对中国出口。美国仅靠对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少数几类资本密集型产品是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美国如果不肯做让步，单靠中国一方努力，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现行的一些保护主义措施（如投资审查程序的改革、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征收高额关税等），在未来很难有进一步放宽或软化的可能性。如果中国的势头太猛，则不会被放宽。对此我们需要力争，但不要寄予更高的希望。中国应该采取既坚定又灵活的方式，既不咄咄逼人，也不卑躬屈膝。中美是平等的谈判对手，必须是互谅互让。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是否有可能放宽，这很难说，但是中国应该强烈要求放宽。中国要高举贸易自由化道义的大旗占领道德高地。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美国真正核心的技术是一定不会给中国的。中国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总之，特朗普上台可能又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要对中国采取对抗性态度，但后来因为各种事情转移了目标。特朗普在任总统的这段时间，中美关系有望得到改善，因为特朗普需要在对华方面提升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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