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好防风险攻坚战？不能忽视“灰犀牛”（内附陆磊、钟伟演讲视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对2018年经济工作完成部署，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放在了首位。
为什么防风险被放在三大攻坚战首位？或许从党的十九大可以循迹答案，当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关口中最迫切地是保证经济金融系统稳定，从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从互联网金融到传统金融领域，监管持续深化，单是监管文件今年就已下发超过20个，因此2017年也被金融业称为“史上最严”监管年。
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为十九大报告写下的注脚。《灰犀牛》一书的作者米歇尔·渥克提醒了一个事实，与“黑天鹅”相比，人们往往更容易对大概率风险“视而不见”。这或许也是“灰犀牛”会成为年度热词的原因之一。
为探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灰犀牛”风险，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第7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邀请了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和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和《灰犀牛》作者米歇尔·渥克，共同解析中国当前主要有哪些“灰犀牛”及如何应对这种容易被“视而不见”的风险。
在读书会前，米歇尔·渥克还接受了人民网的视频专访，观看视频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以下是陆磊和钟伟的现场直录视频和演讲要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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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陆磊现场演讲
► 46 32674 46 15264 0 0 3535 0 0:00:09 0:00:04 0:00:05 3534如何看待灰犀牛？（查看更多内容请点击这里）
一、如果把“灰犀牛”定义成系统性风险，那什么是系统性风险？所谓的系统性风险无非两种，一种是别人出事了，而这种事是颠覆性的，会对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就中国而言，毫无疑问中国曾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侵袭，而这两件事并不是在中国发生的，但是它对我们在经济、金融、资产配置、汇率、资本流动等各方面都构成了影响。这种危机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无论是1997年以后还是2008年后的几年，中国实际上比较成功地应对了外部危机的冲击，尽管它很大。
但是真正应该注意的是另外一种“灰犀牛”，也就是自身原因所形成的风险，它很难应付。这种风险往往是伴随着做好事形成的“灰犀牛”，比如，互联网金融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带来了风险，甚至裹胁几十万几百亿资金打了水漂。回想一下，互联网金融是否在最初是我们应该正面判断给予的创新？所以当风险来临时，人的思想要转这个弯是很难的。
二、资产管理机构对资产收入的影响和给金融市场造成的刚性兑付问题。最初，资产管理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由于监管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和国际接轨，在国际上资产管理是方兴未艾的行业。在这样的行业当中我们是否对风险进行了足够的衡量？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三、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僵尸企业占用太多资源，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显而易见，但很难解决。因为此类“灰犀牛”是损失和长期收益形成的，如果这里企业出清，市场会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均衡，但是短期会造成失业问题，比如某些企业债务无法清偿所形成的金融层面风险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受，以及能否承受，这样的衡量也会导致对问题的拖延。
四、大量实业企业开始投资金融业。从微观来说它有非常强的合理性，从投资者角度看，投资者会将资金放在能获得适度风险且回报高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构成了“灰犀牛”，这就意味着经济的“脱实向虚”。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快地上升，就能够看到这个“灰犀牛”的存在。所以中性地来看，我们面临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第一类其实不难处理，第二类才是真正的“灰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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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现场演讲
► 中国当前存在哪些“灰犀牛”？（查看更多内容请点击这里）
当下的中国以及今后的中国有哪些问题？我认为，中国存在“灰犀牛”。
第一，金融创新、不务正业的风险。大多数科技公司愿意称自己为技术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尽管某些技术公司拥有几乎全部的金融牌照，他们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技术公司的估值在金融市场上比金融公司高得多。同时，称自己是技术公司，这里面有很多面对金融监管的潜台词。但是不管怎么样，金融监管总要一碗水端平，如果厚此薄彼，最终会出问题。同样地，除金融科技企业之外，也有不少实体企业几乎拥有诸多金融牌照，你这是要做产融结合，还是要监管套利？这些企业也应当回归主业或者重新定位自身，否则也有大风险。
举例来说，所有交易必须实名、强制留痕和可追溯，如果违背这些就会导致难以挽回的问题。早期，市场上有匿名SIM卡，还有被广泛买卖的睡眠银行卡，两者结合使得中国变成了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如果电信企业和银行早年行为谨慎，大概就没有此后发生的那么多灾难性的问题。同样，如果现在金融创新是暗网的、加密的、不留痕的，监管部门怎么监管？这就是虚拟货币的骗局和威胁。虚拟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几乎毫无关系。再比如物流，非实名和不严格的收发制度，使得部分民营物流当下已成毒品、违禁品的重要传递载体和渠道，未来廉价高效的、破坏巨大的恐袭，也可以通过物流体系的漏洞来发起。未来的数字地球，数字经济需要确定的是实名，可留痕，可追溯。我们不要试图去违背或挑战这样显见的常识。
第二，迟缓的税收体系改革。中国经济增长明显不能再依赖于制造业了，因为制造业回报低，目前制造业对GDP贡献已经很难再高上去了。所以，未来税源只能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只能从企业转向家庭住户部门。既然向消费升级转型，税收制度是否也应该从以企业征税为主转向以个人征税为主？2016年中国征收的个税大概在1万亿，占全国税收收入的8%，这在全球都是非常偏低的比率，京沪深市民年均缴纳个税不过约5000元。如果不能对住户部门形成有效的税收征管体系的话，那如何完成经济转型，如何从生产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所以我个人一直觉得中国的税收体系问题比金融体系问题要多得多。因为税收体制更落后，在电子税票、遗产税、个税、房产税等诸多领域都做的不够好，。
第三，社保问题。我个人以为，当代社保体系本身就是不靠谱的，要让它变得靠谱，在中国尤其困难。有人说中国人口可能被高估了7000万—9000万，如果人口数据都不准，那赡养率也不会准，能不能把数据搞准一点？现在已经退休人的养老金年化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8%以上，这可持续吗？在西方国家的养老金调整，是根据CPI等综合指数来调的，中国的退休人群已经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不再创造财富了，因此基本养老比照CPI进行调整是可以的，但是要跟经济增长同步，甚至超过经济增长，这会带来问题的。再如，像是江苏、广东、上海、北京，这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很多人在某些城市几乎奉献了二十年青春，最后养老就回到老家养老去了，所以吃亏的是河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国家能不能搞一个省际平衡基金，让江苏、上海拿出钱来补贴四川、河南。这些都是中国养老体系的基本问题，如果不去解决，最后会越积累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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