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存严重误读
美国白宫近日发布了一份长达35页的报告，题为《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及知识产权）。出台这份报告的具体部门是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特朗普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为该部门负责人。纳瓦罗是著名的中国批评者，被视为最彻底的对华鹰派，他曾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与《致命的中国：直面巨龙》两本书中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
这份最新报告称，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是通过“不符合经济准则”的行为实现的，并将其统称为“经济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报告特别提及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认为中国政府正以国有资本试图投资获取美国经济中的高技术领域。报告最后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其主宰未来产业的意图十分明显，其“经济侵略”行为不仅威胁美国经济，并且威胁“全球创新体系”。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认为，该报告内容与完整事实不符，对《中国制造2025》存在严重误读，其主观和战略性视角凸显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整体对华方针的转向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一、报告内容与完整事实不符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指责，认为造成了外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损失等问题。例如，报告第2页，引用了国发[2005]44号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用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并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产业政策旨在鼓励企业购买并复制外国技术。报告第5页，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包含了强制外企进行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的内容。报告第12页，提出中国通过限制稀土等原材料的出口来为外国企业制造压力，使其将运营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报告第16页提出，从2015年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转向美国的高科技领域，这是受《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的引导。
这并不符合完整事实。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在2015年转向的主因是中国国内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单边预期等市场短期情绪因素。而且统计研究表明，中国2015年对美直接投资集中在房地产、金融和娱乐行业，仅有较少部分出现在汽车行业。第二，关于中国强制知识产权转让，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指出，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用于支付外国技术许可和知识产权费用的支出飙升，去年达到近300亿美元，比过去十年增加近四倍。报告还在这一部分格外强调了中国对电动车行业的产业政策，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领域放宽外资准入一直表示了坚定态度，并在2016年起允许自贸区外商独资进行动力电池制造。第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主要是出于环境考虑，并已于2014年底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第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中国于2005年“Chimerica”中美关系蜜月期即开始使用的文件用语，对此进行主观解读或就此假设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具有战略意图，并不是合理的推断。
更重要的，中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了法律修订、机构改革和增进透明度等努力。例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14年启动了专利法的第四次修订；同年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需要于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以增强透明度。中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无论是对中外企业而言。在2015年，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外方提诉中国企业的专利案件中有81%的原告赢得了诉讼，这与中国本土企业的胜率相当。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递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跃升全球第二位。
二、美方对《中国制造2025》存在严重误读
报告专门提到《中国制造2025》，认为中国政府正有计划地以国有资本试图投资获取美国经济中的高技术领域，这是对《中国制造2025》的严重误读。
首先，从发布时间和文件标题看。《中国制造2025》属于国务院建议的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并非外界误解的国家强制型的、国家资源注入型的、政府主导超越了市场理论的“国家战略”。实际上，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在机构和人员配备、财政预算安排和政企资源动员方面，中国政府为《中国制造2025》做出具体安排（钟伟，2018）。
其次，西方国家制定先进制造业类似规划的时间更早，在战略装备内容方面，大国之间的差异不明显（钟伟，2018）。比如，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这比被贴上“工业4.0”始作俑者标签的德国更早。该战略规划用于指导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先进制造研发的各项计划和行动，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投资，增强劳动力技能，建立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协调联邦投资以及政府采购落实早期收获等五个战略目标，并给出了支持该战略规划的具体财政预算，以及接受和列支预算的政府部门，在2013年美国联邦财政为该战略规划安排的预算超过22亿美元。再比如，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随后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其目的是为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
再次，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数据，从2005年到2016年，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了234项直接投资，其中只有17项投资涉及高技术产业，其余投资大多集中在金融、房地产、娱乐和旅游领域。而在涉及技术企业的投资中，最大的两笔投资分别是联想以68亿美元购买了IBM的平板电脑和摩托罗拉公司、海南航空公司以60.09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通讯设备分销商英迈国际，但这两笔投资是否使中国获得了高科技技术是大可争议的（余永定，2018）。中国并不存在“以国有资本试图投资获取美国经济中的高技术领域”的战略。
三、中国产业政策和新经济对美国形成了竞争与赶超压力
更进一步地看，中国在2015年就已发布《中国制造2025》，但当时美国并未表达反对意见，也未见华盛顿政策制定层加以关注。美国现在对中国产业政策表示复杂态度，是源于两点：其一，美国刚刚开始意识到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与实力超乎想象，尤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关乎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领域。第二，如同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提出的，美国开始认为中国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美国。
在1980年代日美贸易冲突升级时期，日本在半导体等行业的竞争性产业政策也曾引起美国强烈反感。这使得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将其产业政策方向从“标的性产业政策（Targeting Policy）”转向经合组织提倡的“积极性产业调整政策（Positive Adjustment Policy）”，以避免日美关系冲突或被国际社会孤立。然而，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产业政策出现偏离，事实上对日本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在新经济领域强化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准入，受益于创新和竞争激励，中国的新经济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更严重的赶超压力会令美国的反感情绪恶化（津上俊哉，2018）。
报告顺应了美国的对华贸易战政策，整体都带有主观和战略性的视角——甚至引用了1980年代冷战期间的片段，来试图解读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政府，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主流观点都是对华接触政策会促使中国的转型，但事实上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自身的发展道路，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整体转向。事实上，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整体对华方针的转向才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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