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转向背后的真实原因
本文要点：
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则是中美经贸两个主要的争议点。商业利益层面主要是贸易平衡和市场开放。贸易规则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体制的碰撞。
要避免双方对抗进入正反馈螺旋式升级和扩展到地缘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等非经济领域；
在双方争议的问题上，确定一个建设性的、合理的均衡点，包括贸易顺差、市场开放、制度建设等；
广泛团结大多数经济体，维护和再造全球贸易多边体制；
推进中国自身体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向CF40的独家供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美国对华战略转向与中美贸易战
——观察与判断
by 秦晓
态势
特朗普上台后全面调整对华战略，从“合作—竞争”转向“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转向获取两党、朝野、政商的广泛支持。在这个战略下，中美经贸关系即刻呈现出紧张关系，“贸易战”已开打且来势迅猛。
中美之间有一定程度管控的有限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这个预判基于两个基本的事实：在利益层面，贸易不平衡作为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美方要价太高，中方难以照单全收。在规则层面，中国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尚需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强烈改革意愿。从另一方面讲，双方相互合作、渗透的深度、广度决定了相互的依赖性及破裂的代价，双方都会把避免破裂作为底线。所以，更为可能的是边打边谈的持久战。中美“常态化的有限贸易战”对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是一个重大的负面因素，尽管现在还很难从定量上计算出它对两国及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中美经贸的紧张关系，也是美国“美国优先”、“逆全球化”和摒弃WTO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的组成部分，尽管多数经济体希望维护WTO体制，重启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但美国一意孤行，使再启全球化进程胎死腹中。WTO的前景堪忧，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格局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博弈
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则是中美经贸两个主要的争议点。商业利益层面主要是贸易平衡和市场开放。中方对美顺差，双方统计有约1000亿美元的差异。争议还包括：中方在服务贸易上对美的逆差未被计算在内；中方顺差是全球供应链的集合，其中中国增值比例极小；顺差的组成部分还包括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美方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等等。所以，问题的产生主要缘于产业结构、生产成本及全球供应链。尽管如此，两国贸易长期失衡，数额巨大，对两国经贸关系，对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难以持续。所以，双方政府介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主动限制，配额制等以改善失衡是合理的、必须的。可行的方案应首先确定再平均的合理目标，因为国际收支百分之百的平衡不现实，也不可能；确认影响美国逆差、且美国自己可以替代的中国出口产品；扩大中国进口美国产品的品种及美国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和竞争性等。在这个基础上可制定出一个5年左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这一失衡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在市场开放问题上，美方不是以WTO发达体和欠发达体区别政策为规则，而是提出“对等”（reciprocal）或“镜像效果”（mirror effect），这显然不具合理性。如果以此为规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体不可能与任何一个欠发达体维持现有的经贸关系。应当承认，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进入WTO时相比较已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中国承诺的市场开放条件确应相应调整。渐进的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和既定的政策，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只是开放的程度和进度。
碰撞
贸易规则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体制的碰撞。美国认为中国的这种模式破坏了市场价格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包括赋予国企承担国家战略，并给予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以技术转让为条件获取市场准入、行政审批、行政垄断等非市场体制的制度安排。此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独立公正、劳工权利保护、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外资在华的权益保护，需要进一步改善。
“政府主导经济”是战后日本采用的经济体制，即由政府运用产业政策选择对工业化有带动作用、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通过税收及进出口政策予以扶持，加速工业化，加强与自由市场体制的竞争力。这个政策造就了日本和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也酿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在此之后，日本等东亚国家摒弃了这种模式，重建自由市场体制。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启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以威权填补法治的缺位，以“看得见的手”培育“看不见的手”，将经济增长置于效益、公平之上，成为了天然合理的路径依赖。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尽管存在某种合理性，但其内生问题会埋下通向市场体制的陷阱，这包括利益集团的形成、寻租和贪腐，市场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威权对法治的替代等。对此，国内一直对此存在质疑和批评。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变大，国际化程度提高，使得“中国模式”产生的外部性成为国际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评估应去意识形态化，借鉴东亚教训，以中国当下经济和社会现实及中国国际化的战略为判定基础，坚持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的论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适应中国的国情，又能为国际经济秩序所容纳。国企体制改革可以作为一个突破点，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第一步先将国企划分为国家战略意义和商业性两种类型。对前者，政府可以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但在国际市场中只做财务性投资；对后者大力实施混改，取消一切政府补贴和保护，减持政府持股比例，实施管理层的市场化激励，支持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以此带动全面深化的体制改革。
应对
中美贸易冲突事关重大，应妥善应对。首先要避免双方对抗进入正反馈螺旋式升级和扩展到地缘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等非经济领域；二是在双方争议的问题上，确定一个建设性的、合理的均衡点，包括贸易顺差、市场开放、制度建设等；三是广泛团结大多数经济体，维护和再造全球贸易多边体制；四是推进中国自身体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附：
中美贸易冲突对两国的影响
by 哈继铭
2018年1月,CF40专家团在拜访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商务部、财政部时，我们明显感觉到美国的态度与过去相比显得比较生硬，中美贸易关系可能比较严峻，从2月份开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一起撰写联合报告。下面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失衡的原因，及中美贸易失衡对两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中国经济几十年来快速增长，经济体量逼近美国，美国国内产生焦虑情绪。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而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经济增速持续提升，最低为6.3%，最高时超过9%，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在6%以上。如果根据世界银行GDP统计数据估算，从2018年开始，美国GDP平均增速可能为2%，中国GDP平均增速可能为6%，用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2031年超越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增量来看，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这可能引起了美国的政客甚至部分民众的焦虑。
“中国制造2025”引起美国的过度警惕。“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更像一个内部宣传的指导口号，但这种宣传可能夸大了“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性，使美国误认为中国马上就要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并且是通过美国不能接受的非市场竞争的手段进行竞争。另外，贸易摩擦可能是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对中国战略转变的体现。2017年11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NNS），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加剧。从国家层面来说，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获益的，但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受益更多的是资本家，而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失败者，是利益受损者。美国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2016年美国有一本很著名的书《乡下人的悲歌》，主要内容讲述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失落，但中产阶级为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奠定了较强的群众基础。
中美两国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与当年美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或几十年前美日经济的关系不同，美国认为中美两国存在制度性差异，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政府和国营企业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使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更大的威胁。
短期的政治原因。第一，美国政府温和派逐渐离场，强硬派受到重视。第二，贸易摩擦可能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取得部分政治资本，有利于赢得选民。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
美方认为，中美贸易严重失衡。如果只看中美双边贸易，中国确实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占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46%，比第二到第九位的八个国家总和（44%）还要多。实际上，从多边角度来看，中国经常账户总体是平衡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十年前占GDP近10%降至2017年的1.4%，德国的经常账户算差占比远高于中国。可能对于政客来说，很难理解经常账户问题，所以美国只看到中美双边的贸易不平衡。
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有几点：
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但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没有很大的外贸逆差或者顺差。因为美元盯住黄金，美国外贸逆差导致货币收缩，从而降低需求和物价，继而抑制进口并推动出口，结果逆差就会减少，这是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但自从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除了1975年，美国再也没有过贸易顺差，而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因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增高，美联储可以不断印钞票，支持美国继续购买国外货物。
第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对美国、欧洲确实存在外贸顺差，但中国对台湾、韩国和部分原料生产国例如澳大利亚，也存在很大的外贸逆差。由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使得中国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所以造成了中国对美顺差大，而对全球总体顺差并不大的结果。
第三，两国的储蓄率差异较大。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外贸很可能是顺差，例如中国、日本、新加坡。而美国和英国的储蓄率很低，则是逆差。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在过去几十年很高，但随着老龄化加剧，家庭储蓄率可能会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2年，中国的储蓄率会从目前45%左右降至42%，我们预测该数字可能会降到35%，因为在接下来的5年、10年甚至20年里，中国老年人口可能大幅度上升，劳动力则是2000年后出生的人口。届时，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会明显下降，中国的外贸顺差也会进一步减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外贸逆差国。
贸易摩擦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目前特朗普政府增加25%关税的产品主要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品。从产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最多的是手机、家具、玩具、服装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目前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在可控范围内，但中国必须考虑，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征税，中国该如何应对。
我们通过三种情景假设估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般情形：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关税，并执行301调查的关税制裁，即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的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15%关税，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并对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关税制裁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影响不大。估计短期拖累中国经济增速约0.1个百分点。
更坏情形：中美贸易战升级，彼此互加关税或者采取其他措施等，假设最终使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降低1000亿美元。美国强化对华科技产品出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科技投资。
这种情形下，估计影响中国GDP增速降低0.8%。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可以保持在6%左右。
更好情形：中美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开放速度，增加从美国进口，中国投资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双方取消关税制裁措施。
在这种情形下，扩大进口并加大开放力度将拉动中国消费，也将有效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其实中国存在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9%（美国为69%、印度为59%），中国消费进口占GDP的比重较低仅为1.3%，而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的购物支出占总支出25%，远高于一般国家15%的平均水平。所以，从中国游客海外旅游商品采购的情况看，对美进口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们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科技产品进口额增长率和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所以，如果贸易冲突升级，中国难以获得外商直接投资（FDI），或难以进口高科技产品，这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还有一个统计意义上不很显著但系数为负的变量，就是国企占经济的比重，经济学上的意义是，国企占比越高，经济增速越慢。
从产品结构来看，美国对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为机械设备、汽车、飞机、大豆，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中国也会对上述产品施加关税进行反制。综合来说，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关税增强美国的通胀预期。美联储预期美国的核心PCE到2019年可能会达到2%。在此基础上，若增加关税，有可能会增强美国的通胀预期。进而可能导致美联储加息，不利于美国经济。
第二，终结美国股市“长牛”。美国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复苏已持续9年多，这次牛市的时间长度仅次于2000年IT泡沫破灭前的那次。目前来看，美国股市的估值总体已经处于高位。按照我们2017年的估算，从1945年到现在，美国股市的估值已经超过了历史上90%的时间。如果美国利率上升过快，对股市影响很大。当然，对中国股市也有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资产大部分不在股市，而在房地产市场，美国老百姓的资产大多直接或者间接通过401K计划投资在股市中。所以，美国股市的波动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可能比中国大。表面上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似乎打贸易战中国一定会输，但如果考虑到金融市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总结来说，中美贸易冲突是一个长期问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原因。但同样需要认识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也比较强，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维系全球贸易体系，通过WTO多边框架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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