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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朋友给新任证监会主席捎的一句话:先恢复市场信心

陈志龙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19-05-14

老朋友履新证监会,如果给他捎几句话,我觉得易主席当务之急要做的工作是,努力恢复市场信心,重树监管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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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需要一次伟大而深刻的觉醒

撰文 | 陈志龙

证监会换帅了,温州籍的“宇宙行”董事长易会满接棒。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艰难时刻,此举非同寻常,各方对新主席寄予厚望,其负托之重,期望之殷自不待言。

十多年前,易主席在江苏工作期间,我曾与他有多次接触。他35岁出任工行江苏分行行长,当时是工行最年轻的省级分行一把手,他兴趣广泛,气若宏钟,说话简洁明了,语速颇快。交流的内容很多,从他办公室一幅字谈江苏的“新金陵画派”,谈江苏与浙江两省的经济文化差异,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转型问题。

彼时一些国有银行“技术上处于破产状态”,不良率高企、大而不强、冗员沉重、外强中干、虚胖严重。几大国有银行正紧锣密鼓地忙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工作。

有一次,他和我谈话时,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坚决而果敢:工商银行必须加快转型,决不能做新世纪的恐龙。回办公室后,当晚以《工商银行决不做新世纪的恐龙》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多家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发此文。

再后来,作为最年轻的省级分行一把手的易会满赴总行履新,一路走来,让人颇多惊喜。

老朋友履新证监会,如果给他捎几句话,我觉得易主席当务之急要做的工作是努力恢复市场信心,重树监管公信力。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资本市场建设和金融安全的最新论述引起业界广泛的关注。“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凄风苦雨、险相环生,千百万投资者和上千家上市企业深处困境,4万多亿的股权质押已成为“地雷阵”,金融风险明显加大是当前最突出的主要矛盾。

2015年那场简单粗暴的“去杠杆”运动引发了资本市场多轮“异常波动”,深度折射了“不成熟的市场、不成熟的监管和不成熟的投资者”是如何齐心协力酿成中国股市最惨烈的下跌,参与各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为了降低几万亿的场外配资风险,结果几十万亿市值灰飞烟灭,险些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后遗症至今音绕梁,数年不绝。

资本市场的困局险境已引起最高决策层的担心。去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 “六稳”的同时,首次提出了“提振市场信心”,并要求“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佳整体效果”,要有积极的建设性方案来扶持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基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鼓励市场长期资金参与、促进国企改革和民企改革及新一轮超预期扩大开放政策的落地。

此前,从分管的副总理到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及银保监会负责同志多次发表谈话,提出在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下,对资本市场的重要性要有重新认识和再定位。

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会议特别提出加强预期引导,稳定市场信心。

与此同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就提升资本市场战略地位、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培育资本市场投资群体、落实市场化原则减少行政干预等问题,要求加快资本市场改革,“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沟通,积极倾听市场声音。”

可见,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困局及险境已引起最高决策层的担心,这是对资本市场认识的一次深刻而伟大的觉醒。

资本市场长期低迷态势,对投资、消费和内需增长的遏制、潜在的对全局性金融安全的威胁让最高决策层系念殊甚,寝食难安。

从去年10月开始,地方成立数千亿的纾困基金跑步入场,银保监出台《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对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外汇管理局将2019年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的额度扩大一倍。

应该说,这些措施的累积效应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对缓解市场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外部环境和贸易磨擦等不确定因素增强,缓解股市困境的一些积极做法被对冲,市场仍然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候。

当此时,如何按照政治局会议要求的通过改革“提振市场信心”走出困境?谁来做操盘手?

历史选择了易会满,海内外聚焦、千百万投资者瞩目。这不是一个高光的时刻,而是一个抉择的时刻、行动的时刻、历史的时刻。

易主席履新为什么要从提振信心开始?大国崛起需要强大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行为金融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信心就是好的预期。

最近各个监管部门频繁提及的引导预期本质就是提振信心。宏观经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微观主体信心这个基石上的。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特征——繁荣和衰退背后的思维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信心模式。

信心及其乘数效应,是经济周期中核心的思维动力模式。人们有信心时就会大胆投资、借贷、消费、参与市场交易,没有信心时就会压缩消费,退出市场,袖手旁观,啥也不做。消费和投资自然就会冷却,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

经济金融史本质就是人们信心满满与信心消退的潮起潮落的治乱循环史,信心是凝心聚力的发展之源和动力之源。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大萧条之中,危机年复一年,它摧毁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人们对美好未来充满期待的意志与信念。

“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无望的精神消沉和低迷成了一种比贫穷更可怕的时代疾病。因为多年奋斗换来的财富被毁灭,物质的湮灭导致生活的彻底改变,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失而复得。”相反,美国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一场超级牛市,道琼斯指数从6000点涨到27000点,数百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效应让美国避免了次贷危机后经济的大萧条,投资者消费、度假、投资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金融体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信心和信用。金融市场的诚信和公众对市场的信任对于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健全的市场体系依赖公平交易、监管者的信托责任和信息透明度三大原则。

有了这些,那些“妖精”、“害人精”、“白骨精”、“牛魔王”就无处藏身、无所遁形。市场即使遭遇困难,公众也能与政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过去这些年,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市场的系统性失败使得各方深陷“塔西陀陷阱”。

中国股市的窘境再次验证那个名句——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没能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

这个市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一方面是成就巨大,为企业直接融资的贡献居功至伟,有效分散金融体系的风险,造就了太多的超级富豪,但中国独有的“牛短熊长”长期熊市,特别是过去几年间简单粗暴运动式“去杠杆”中,一轮又一轮惨烈的“异常波动”、一茬又一茬的割韭菜让宝贵的内需资源大量耗散。

市场付出了数以十万亿计的巨大损失,这些惨痛的经历启示我们,现代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安全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为了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市场化的手段遴选培养优秀的监管者,从交易所到证监会——都需要心存敬畏和良善的风险官、执法官、投资银行家、会计师,他们敬畏市场、规则、法制和人心,从而影响整个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和文化,心存歹念的“害人精”不敢乱来。

李光耀先生几年前来中国时,在谈到新加坡如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时说,我们敬畏市场,我们(在金融方面)错不起,我意识到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

我们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每一个可能出错的事情,我们都竭力避免,因此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功……

我们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制度,这个制度需要我们投入智慧和专业技能、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强烈的信托责任。

这位“政治家中的政治家、导师中的导师”的一席话如黄钟大吕。资本市场异常敏感,政策出错瞬间血流成河,如果没有专业的如疱丁解牛的安全管制团队,精确的监管团队和及时有效的“在线修复”机制和纠错机制,就像没有刹车装置的高速列车,进入雷达盲区的故障飞机,没有专业高效的及时的监管指引,高速列车的倾覆翻车、故障飞机的颠覆性机毁人亡就是大概率事件。

一次又一次,一轮又一轮,一茬又一茬,这对信心打击很大,长此以往对经济金融安全运行伤害尤甚。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的教训。

回望过去二十年间几轮金融中那些资产泡沫破灭时巨石陨落、山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壮烈往事,回首我们这几年金融市场过山车式的学费和教训,对于我们建立宏观审慎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警醒决策者树立强烈的信托责任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

面对当下的困局,必须对资本市场重要作用的认识有一次发自灵魂深处的深刻而伟大的觉醒。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加强信息披露加强预期管理,监管当局要坦诚地学会与市场正确沟通。监管者要有边界意识,这种沟通是建立在尊重并敬畏市场的内在规律,真正保护最广大投资者利益,真正实现“三公”为前提的。

奇怪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市场非常困难的时候,居然出现一些奇怪的匪夷所思的声音,什么“不要过多地在乎民意和舆论”,“(对于下跌)我们很放心”。甚至连一些学术界就资本市场的正常探讨,都被贴上“碰瓷”的标签,并威胁说“碰瓷”的代价和成本太低,传递的不正常的气息让人瞠目。

学术交流和业务探讨被无端政治化、极端化,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那是非常危险的,它让人生出不知今昔是何年的感慨。

这些极端现象多了必然冲击市场,加剧市场预期管理的混乱。资本市场敏感而复杂,职能部门如果不善于兼听则明,只听好话顺耳的舒服的话、只追求简单机械地贴标签喊口号式的“政治正确”,是难以科学管理引导市场。

关于创造性地领会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小平同志有一段话最经典和难忘:“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僵硬机械教条地而是必须创造性地执行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和要求,这对资本市场同样适用,不能在防风险中酿成新的血流成河的甚至会触发危机的重大风险。

过去几年间,从资本市场、外汇及其它相关市场频繁暴露的局部风险提示我们,在经济下行周期金融体系的韧性弱化脆弱性增强,重大金融政策(比如资管新规)的出台要比顺周期时更加小心翼翼,更加审慎,更加如履薄冰。

在金融业过去几年的狂飙突进中,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安全阈值劣化,手忙脚乱的踩油门和急刹车轮番出现,再好的系统也会给折腾散架,车上的人也给折腾得七荤八素。

盲目地“一刀切”或者随意“切一刀”,野蛮粗暴拖上手术台就动手,止血措施不完善、“大出血”式的崩溃出现了,却没有预案,必然出现难以预料甚至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恐慌来临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翻烧饼七手八脚打补钉再缝合好,这时半条命已经没有了。巨大的损失已经酿成,亡羊补牢的代价非常高。回头看看,不同时期不同路径选择的几轮去杠杆、降杠杆,在时机、节奏、力度的把握上都有值得再推敲、再检讨的地方,暴露出监管的草率和不成熟。

从监管放纵到监管超调,七手八脚、棍棒齐下、鲁莽激进的运动式监管,都极易触发突发性、系统性、灾难性的风险的隐患,极易出现“在防风险中酿成新的风险”,甚至触发系统性危机。

总书记在上周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也就此做了重要阐述。

在金融风险集聚的时候,重大金融调控政策的出台要服务并服从于经济全局的稳定,要有助于稳定全市场的信心,要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安全这个最根本的目标,防止由于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全社会资产负债表脆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危机。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高级编辑,财经专栏作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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