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疫情冲击下，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化事实
文 | 蔡昉
经济学家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此外，经济学家还乐于争论诸如这一次（危机）与上一次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同时每一次危机也与其他的危机有诸多共同之处，遭受危机伤害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也各有各的不幸。
没有政策反应过度这回事
面对重大冲击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及时反应很重要，并且根据历史经验，政策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偏于保守的，常常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颇显被动，所以，事后看来每一次政策响应都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问题。特别是面对具有高度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大流行疫情，政策响应能够及时和到位，对于消除事件演变趋势不确定性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导致双重市场恐慌十分重要。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来自于行为者本身的冲动性，而并非总是来自于对期望均值的预估，因此，人类本性的弱点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这种冲动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必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点，可以说既在逻辑之中又不符合逻辑本身。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经济活动的这种特性，即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性干扰的情形，既可以表现为期望均值的降低，也可以表现为该值的方差的增大。
期望均值的降低通常表现为投资者的退缩和投资的减少进而产出的下降，主要是对风险的反应；方差的增大则表现为产出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贸易等市场大幅度震荡中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部分。既然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投资活动，就其常态而言天然就存在着估价过高因素或泡沫成分，遇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突然提高，人们必然根据他们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产生所谓的流传性叙事并据此做出反应。
这时，即便不去深究这种反应究竟是理性的市场调整，还是非理性的心理恐慌，抑或对扭曲信息做出的不恰当反应，或者对不确定信息做出的错误解读，终究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乱。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以由特定的信息反映出来的，所以，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预测的；而后者的本质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可得性甚至扭曲性，因而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所做出的反应，最充分地体现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美国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四次熔断，成为继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时尚未建立熔断机制），以及熔断机制建立后，于1997年10月27日发生第一次熔断之后最惨烈的股市暴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做出大尺度的动作，并非仅仅是出于对选票的考虑，也并非不知道降息政策并不对症，只是要阻止恐慌及其导致的大幅震荡的规定动作而已。应该说，为了避免恐慌及其引致的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对民生的影响，政策及时并大力度做出反应，即便尚不能做到准确对症，也仍然是必要的。
根据冲击性质选择宏观政策工具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双重的，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侧相继或同时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相应反映在金融市场和大宗产品市场上。虽然市场状况是根据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匹配和交织情形所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冲击来自需求侧，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影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和政策来源，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周期理论是为解决需求侧冲击而诞生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十八般兵器，也主要是为此而设计的。虽然各国经济史都见证过供给侧冲击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冲击，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在应对供给侧冲击方面缺乏经验，在可供选择的手段上也常显捉襟见肘。
中国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需求侧与供给侧两重因素的交织。为了严格执行社交距离、封城和隔离等措施，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消费活动和聚集性的消费活动，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受到致命的抑制，与此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同其他行业一样相应停止。由于中国处在疫情冲击的第一波，停工停产的供给侧安排导致对很多其他国家生产者供货的延误甚至中断。
当国内疫情好转，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有望改变供给状况时，不仅停产时断裂的供应链修复起来困难重重，进一步，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制造业停产、萎缩则为中国生产者设置了新一轮需求侧冲击。这种冲击效应是叠加的，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政策实施必须有超大超强的力度，政策选择既要充分挖掘传统工具箱的存货潜力，也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
疫情冲击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新冠病毒对生命和健康的伤害固然一视同仁，但是，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对于获得免疫、治疗、康复机会的可得性，以及对于疫情经济冲击的程度和承受力都是不尽相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回顾疫情大流行和人类抗击历史时指出，预防和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技术，通常是按照社会等级序列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因此，对这位揭示美国“绝望而死”现象的经济学家来说，在病毒面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
诚然，在现代社会，医疗技术的普惠性和可得性大大提高，而且，面对新冠病毒，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亿万富翁和政要精英，还是发展中国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非正规就业者，确有同样多的机会受到感染，受到感染后都会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然而，避免感染是否有选择的机会、患病后能够获得怎样的救治、疫苗一旦面世能否及时受益，特别是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如何，却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国家之间和社会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对人产生的冲击不应该从其数量级评估，而应该就其性质判断。例如，一场金融危机可能给金融行业造成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损失，同时因波及实体经济而造成大量挣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丧失岗位。具体到个人，银行家和工人遭受损失的金额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前一情形中，银行家损失的是资本所有者的钱，投资人面临的是资本收益的多与少或者有与无的区别，而在后一情形中，劳动者失去的却是基本生计。
因此，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时，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因不具备完善的医疗保障条件，面临更大的机率首当其冲，生命和健康受到更大的威胁与伤害；进而，当疫情进入高潮，封城和隔离等措施造成经济活动休止，脆弱的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和财力维系必要的检测、救治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普通劳动者也更容易失去工作从而收入来源，在暴露在健康风险中的同时陷入生活困境；而当经济开始复苏时，正如经济增长并不产生收入分配的涓流效应一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也不会随着经济的整体复苏自然而然回到正常轨道。
财政政策走到宏观调控舞台中央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协同发力，财政政策因其具有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见效等特点，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来，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之间的分工和配合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旷日持久的话题，近年来又迎来一个新的讨论高潮，其中一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得出的政策实施建议，也出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之中。
在关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究竟来自于供给侧因素还是需求侧因素的争论中，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认为货币政策并不能独自承担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甚至由于发达国家处于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遭遇经济冲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捉襟见肘，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十分的狭促。因此，人们认为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手段，但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却莫衷一是。
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特殊冲击，人们可能会暂时搁置种种观点分歧，取得更多的政策共识。在诸如战争和灾难等紧急状态下，用于维护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计的必需支出，如补贴居民收入、对中小微型企业的纾困，以及支付基本社会保险等，既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也是居民个人和民营经济所难以承受的。同时，在这种特殊的艰难时刻，正常的公共财政收入也无法满足大规模额外支出的需要，需要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结构特点和支出的性质，分别通过提高一般公共财政赤字率或者增加政府债务予以解决。
可见，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中，财政政策如今有着居于主角位置的趋势，而货币政策重在配合前者的实施。疫情大流行下不得已的停工停产，最先带来的是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进而居民的收入遭受损失甚至丧失殆尽，严重威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计。即便在有条件或者完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被中断的供应链也需要时间进行修复，何况全球疫情大流行还可能进一步断裂供应链。因此，财政大规模支出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充分给付，较之保障金融环节的流动性充足远为重要和对症。
即便是现任或者前任中央银行家们，实际上也承认面对这场疫情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而言居于辅助性地位。例如，两位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指出货币政策此时的作用在于满足以下需要：其一，在居家隔离和电子交易条件下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其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贷款人在放贷时需要额外的信心；其三，无论是短暂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还是疫情持续更久致使企业和家庭受困，都需要信贷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此外，货币政策还需承担他们没有提及的货币财政功能（monetary financing）。
可见，由于财政政策具有更直接瞄准关注对象的特性，预期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和家庭纾困，因而在应对疫情经济冲击中针对性更强，应该居于宏观政策的舞台中央。与之对应，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充当配角，着眼于帮助政府筹资，以及确保这些纾困和救助政策的实施不会受到流动性不足的制约。
流行病学曲线决定经济复苏轨迹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因此需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顺序，按照宏观政策的类型和手段特点，选择恰当的出台时机。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处于峰值前的上升阶段，为了控制疫情大范围传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隔离、取消聚集活动等等，这时不可避免要减少甚至遏止经济活动。而在疫情发展达到峰值之后，倒V字形曲线进入下行阶段，在疫情传播确保可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便居于更高的优先序。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也受这个特点的影响，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依次出台，否则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例如，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特别是鼓励补偿性消费的政策，在社会尚处于隔离状态时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旨在保持必要且充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阶段都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与每个时点的主要政策目标相适应，而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旨在恢复和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实施于全社会普遍隔离期间从而经济活动开始恢复之前；至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托底政策，则应该以各种形式贯穿于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冲击的始终。
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动都是不得不为的硬要求，必须科学处理两者之间存在的取舍权衡和两难决策。虽然新冠病毒死亡率低，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其流传速度快，最终以感染人数巨大而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失。因此，以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行严格防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与此同时，在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条件下，及早复工复产也是头等大事，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然而，两个硬道理之间的确存在着取舍权衡因而两难抉择的关系。
从实施武汉封城和各种全国性隔离措施以来的经验看，空间与时间分离、以时间换空间的双轨制过渡方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按照地区之间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防控和复工复产任务重点做出区分，正是由于在前一阶段不惜代价地进行防控，才得以在确保感染人数不发生反弹的前提下，在后一阶段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
鉴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仍处于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可能经历W字形的轨迹，甚至，人类很可能将与这个病毒的流行长期打交道，因此，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和遭遇过的两难处境，可以把这种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双轨制过渡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时间和空间并行的更新版本。
这个版本的模型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第一，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敏感人群尽可能做到全面检测，以便分期分批地把检测后的人群分为两组——安全组和风险组。第二，在确保两组人群不发生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让安全组人群随即进入复工状态，同时对风险组人群继续隔离并进行连续排查。第三，随着检测和收治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安全组人数的比重逐步扩大，风险组人数相应缩小，双轨制趋于向安全单轨过渡。通过采取这种过渡办法，防控隔离与复工复产之间的时间差便可以实现最小化。
这次大流行及其造成对全球的经济冲击，与历史上的疫情大流行、经济衰退和危机事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例如，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导致市场的震荡和经济复苏的徘徊踟蹰，都是经济史上耳熟能详的情景。同时，此次事件也有诸多独特之处。除了新冠病毒本身演化和疫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之外，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巨大占比和增长贡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中枢地位，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以及世界处于更高全球化阶段的同时，逆全球化暗流也被推向高潮等等，都对中国和世界应对这场经济冲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及经济影响事件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常态下被忽视的问题，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紧急物资储备、供应链的维护与修复等等，都受到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提出对解决所面临各种困境的对策建议，同时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