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可重点考虑提高我国进口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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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引发中央高层关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未来世界竞争格局密切相关。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也就此问题召开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中国应对”双周圆桌研讨会。

不少专家认为，中短期内，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具优势，可在一定程度缓解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我国产业链的外迁趋势既存在比较优势调整的内在动因，也存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

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未来全球产业链演进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双核体系为特征的全球产业格局将常态化；二是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将不断强化；三是未来产业链将兼具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的特征；四是数字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向智能化、分布式、资本化的方向发展。

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因素将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美国在多领域推动对华脱钩，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目前，美国对我国5G产业进行打压：一是在需求端劝阻欧洲等不要使用中国技术；二是在供给端推出实体清单、出口管制；三是推出开源5G的替代方案。我国需要充分认识美国政府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对美国方面可能采取的严厉措施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当前，我国应尽可能避免双边摩擦演变至热战、冷战，直面双核体系，主动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机遇。对外，坚持更大程度的开放，进一步提高我国作为进口大国的地位。对内，有效启动国内经济循环；加快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把握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机遇，重点关注产业链软件系统的标准制定和跨境电商产业链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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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驱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三大因素

我国产业链的外迁趋势当中，既存在比较优势调整的内在动因，也存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外部驱动，需要从诱发因素和形成逻辑层面仔细辨别、客观评估。

第一，符合客观规律的产业迁出。部分产业链向外转移的过程，与我国产业升级进程一致，符合比较优势动态调整的客观规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原有比较优势发生变化，部分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很早就基于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变化，着手产业链再布局。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链（如纺织服装等行业）就已逐步搬迁至越南、柬埔寨等其它低成本国家，且仍在持续撤离。

我国近年来也在主动扩大对外投资。2013-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ODI）已经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FDI）。中国对外投资相当比重投向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2018年，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当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占比高达40%，已经超过了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占比。可见，适度的产业链转移和多元化也符合中国经济的内生发展需要。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产业外移。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第二轮产业链向外转移的外部压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代工型产业链和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产业链所受冲击最大，外迁动力最强。这类企业除了迁至劳动力成本和关税都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还在考虑通过开拓欧洲、非洲等新市场寻找替代需求，或转移至与美国临近、关税较低的美洲国家（如墨西哥）以规避关税冲击。此外，跨国企业也开始着手隐蔽而影响深远的产业链调整。受贸易战影响，跨国公司迅速进行产销调整，由其它国家生产基地承接对美出口，而中国制造的产品则留在中国本地销售或者销往非美市场。驻华跨国公司普遍采用这类模式，表面没有导致产能转移和资金外流，但本质上放弃了美国市场，限制了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同时，相当多的跨国公司也推迟了把生产线转入中国的计划，一定程度延缓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

第三，新冠疫情带来了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疫情促使各国政府纷纷加快产业回流的战略部署。美国方面，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迫使跨国企业将海外利润生产环节回迁本国；同时积极推动建立“经济繁荣网络”的“信任伙伴”联盟与中国竞争。日本方面，政府宣布追加补贴预算，鼓励企业把医药产品或者对外依赖度过高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产能迁回本土，或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其它国家。欧洲方面，英法等国纷纷提出加强对重要医疗物资以及其他战略性产品和原材料方面的生产自主权，减少对外依赖。新兴国家方面，近期印度、印尼等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试图从华承接产业转移，如印度邀请千余家美国公司从中国迁往印度。

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跨国企业短期决策趋于保守，反而放慢了贸易战以来的产业链外迁趋势。疫情已持续近半年，许多企业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跨国企业首要关注目标还是短期效益、运营和现金流的稳定，部分企业回迁、新设产业链的计划纷纷延期，许多企业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去全球化”、“去中国化”的产业链调整。

中短期内，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具优势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对外资仍有很大吸引力，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现象。

第一，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较强影响力，且市场优势突出。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高达28.4%，全球排名第一。在前25%出口中心度最高的产品中，我国占有数量紧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此外，在华外资企业对我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其70%以上的产出在中国市场销售，仅30%出口到欧美，市场优势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外资企业外迁产业链。

第二，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集群优势短时间内不可替代。我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拥有最齐全的工业品部门门类，工业体系及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硬件基础。我国在劳动力数量、生产效率、经济结构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相较其他国家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作为产业转移潜在目的地，越南、墨西哥、孟加拉等国家在2018年的就业人数分别仅为中国的2%至5%，制造业增加值只能达到中国的1%至5%。越南2018年制造业人均产出刚刚超过1万美元，而中国同期为2.7万美元。美国作为产业链回流的主要发起国，由于长期重金融、轻制造的产业战略使其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并不适合制造业的发展，调整和建设的成本极大。

第三，中国在疫情期间凸显其治理能力优势。疫情爆发后，中国体现出来的管理能力让许多外资企业更理性地评估和制定供应链多元化策略。电信、媒体和科技（TMT）产业的龙头企业均认为，中国在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中的表现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国，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钩的状态。

第四，疫情促使下一阶段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中国在相关领域拥有先发优势。中国拥有发达的互联网商业土壤，目前正在加速布局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集群优势对跨国企业极具吸引力。很多跨国公司甚至表示，愿意留在中国甚至在中国加大投资，进而获得数字经济和商业创新的发展先机。

中长期看，地缘政治

将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变量

当前，地缘政治已成为指导美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因素，也将成为推动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深层次动因。美国近年来出于战略、安全和外交等考虑，在贸易、投资、人文、教育和金融等多领域明确推动对华脱钩。中美脱钩也在深刻改变过去“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美国作为创新中心和最大消费品市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目前，中美围绕高科技领域的博弈趋于白热化，这是因为新兴技术变革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全球化格局，而中美在技术领域博弈的结果决定了谁将主导下一轮经济秩序的构建。当前，美国政府对我国具有先发优势的5G产业进行了多维打击：一是从需求端劝阻欧洲等国不要使用中国5G技术。二是从供给端进行实体清单、出口管制，包括阻断其它国家供应商向华为供货。三是推出开源5G的替代方案。

我国需要充分认识美国政客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无论谁当政，对中国的打压都不可避免。地缘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将对中国下一步产业链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对美国方面可能采取的严厉措施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演进趋势

当前，全球化回调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带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保护主义抬头瓦解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根基，“黑天鹅”事件频发也打击了各国参与全球化的积极性。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在波动中面临较大的回调压力，全球充分竞争的格局已经被削弱，也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

由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等不确定性的冲击，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决策越来越重视安全和稳定的考虑。近二十年来，全球产业链基于效率最大化逻辑，在水平方向上逐步形成专业化、细分化的产业分工，但也造成环节过多、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等弊端，以及部分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造成全球产业链脆弱性较高。一旦遇到与地域特征相关的冲击，将使全球制造业面临断裂、瘫痪等打击。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发生也使各国也开始意识到，若涉及基础民生、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行业（如医疗、军工和高科技等）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海外，将使本国在未来面临外部冲击或全球竞争时处于被动局面。在风险规避驱动和政府主动引导下，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决策将基于效益、效率和风险之间的平衡，而非唯效益效率是图。

未来，全球产业链将更加向抗风险、多元化、强韧性的方向发展，具体将呈现为以下四类趋势：

第一，以双核体系为特征的全球产业格局将常态化。全球大概率会出现双核体系，与冷战体系不同，全球经贸体系以中美双核为中心，中间存在很多摇摆国家和摇摆企业，它们既可以与中国做生意也可以和美国做生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一些国家通过与双方同时合作，不仅有利于扩大利益面，也有助于平衡风险。

第二，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将不断强化。在地缘政治和风险规避因素驱动下，可预见的是，全球产业链将收缩至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或地区。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将成为结构性趋势。而产业链的地域集聚特征也将取决于经济体实力，譬如美日等国能够将产业链回迁本土，而欧洲部分小国家则只能将产业链迁回欧盟市场。

第三，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将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非搬迁式重构，未来产业链将兼具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的特征。为应对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将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在区域层面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垂直整合的集群模式，而收益仍由各国企业共享，这种既实现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在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兼顾市场效率，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转型方向。

第四，数字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向智能化、分布式、资本化的方向发展。随着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自动化等信息技术逐步成熟并投入商用，未来制造业将逐步向智能化、分布式方向发展，其在迎合了风险分散需求的同时，也使产业链变短变平，增强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弱化全球化趋势，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此外，数字技术也将加剧生产要素比较优势逻辑的变化，技术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而超低利率和负利率的货币环境也将大幅降低企业资本和融资成本，未来产业链资本化程度将不断提高。

主动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机遇

当前，我国应尽可能避免双边摩擦演变至热战、冷战，直面双核体系。对外，仍然需要重视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重要性，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化解“去中国化”潜在风险，为下阶段我国产业链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具体措施来看，可重点考虑进一步提高我国作为进口大国的地位。应重视扩大进口对我国未来产业链部署和升级的利好。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进一步扩大我国进口规模有利于缓解经贸摩擦，有利于加强其他国家对我依赖度和信任度，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变化和产业链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将使我国有能力对更多终端商品定价拥有话语权、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对内，从根本上重塑现有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使其更好地适应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以高成长市场和新基建优势增强吸引力。

（一）应对外需低迷的不利形势，有效启动国内经济循环。其一，考虑到我国出口型企业将在较长周期内持续面临订单骤减、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可鼓励出口型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可考虑在一段时间内不对这类出口转内销的企业征收增值税或其他税费，相当于保留出口退税优惠。其二，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的主要驱动。重点关注2.9亿农民工进城带来的庞大消费需求和其促进消费方式产生的巨大转变，赋予产业转型升级更大的潜力。

（二）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认识到全球化红利的逐步消退，我国需要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机制。其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企业创新升级的积极性。其二，可考虑借鉴欧美产业政策，鼓励而非抑制公平竞争，为企业创造良性的激励机制。其三，加快完善科研服务、管理体系，重视基础学科，关注基础学科发展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协调关系。当前，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当前迫切需要健全基础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三）把握全球产业链数字化机遇，充分发挥我国先发优势。其一，鉴于未来制造业将不断向智能化、分布式的方向发展，我国应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及早建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集群优势，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吸引跨国企业愿意留在中国或来中国加入我国产业链建设。此外，当前制造业尚未建立起全球化、统一的To B系统软件，相关标准也尚未确立，我国可考虑主动把握成为全球标准制定者的主导权。其二，充分挖掘我国跨境电商优势和市场潜力，增强平台服务不同国家的能力，尤其应尽早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巩固我国在跨境电商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

今日二条，我们推荐的是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的最新演讲。针对近期中美关系，他认为，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在实质性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苗头。

他还指出，未来10年，世界和中国有五个基本格局五个大趋势不会变。究竟是哪五大趋势不会变，欢迎大家点击二条查看。

附本次会议部分嘉宾名单：

责编：鲁西 |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