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金融资源应投向可再生能源，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金立群认为，需进一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金融企业和实体企业转向对非化石能源的使用。此外，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金融机构，都应该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可再生能源上。他提出，多边开发银行（MDB）应该带头实施这些举措。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年10月24日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一上所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核。
文 | 金立群
刺激政策无法遏制经济衰退
当今世界面临着三个严峻的挑战：新冠疫情、全球经济衰退和债务可持续性。气候变化当然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我没有把它与前面三个问题相提并论，因为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不同。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问题，而是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需要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在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发光发亮的国家。当前的经济下滑与常规经济周期无关，而是由新冠疫情造成，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而且是非常特殊的自然灾害。与地震、海啸、水灾、干旱等局部性、短期性灾害不同，新冠顽强地存活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经济活动和生活。因此，对大多数经济体来说，光靠大规模刺激措施，并不能帮助其摆脱困局。在安全有效的疫苗问世之前，经济回弹的可能性不大。在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服务业几乎成为商业荒漠的环境下，注入流动性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就业岗位、修复全球生产链。
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各地央行不断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性。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在抗疫方面的拨款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将加重很多低收入负债国家的债务负担。流动资金和资本净流入虽是一种短期解决方案，但又会造成长期问题。因此，政府应当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重要的是钱要用在刀刃上，促使经济早日复苏，进而改善未来几年的债务可持续性。
近几十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成绩斐然，开发出了人工智能，大幅提高了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而面对新冠病毒，我们至今仍然无能为力，这难道不讽刺，不令人沮丧吗？目前的疫苗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几十亿美元，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最近取得了很多疫苗方面的进展，期待中国生产的疫苗能够被世界卫生组织尽快认证，以拯救生命、拯救经济，让生活回归正常。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发展绿色经济
我们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至少可以学到两点。首先，疫情暴露了经济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即医疗服务不足。其次，我们需要探究气候与健康危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
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灾害，顾名思义，是指自然发生的事情。然而，与之前的自然相比，似乎不再那么单纯。很可能，一场灾难表面上是自然的，但实质上是人为的。现在我们是时候深入研究人类活动的足迹，揭开各种现象之间的隐秘关联。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人为因素。人类行为的后果可能肉眼无法看见，但一连串的自然灾害应该让我们警醒，有些风险是人类自身造成的，不是其他因素。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但是，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一些极度贫困国家的环境退化地区或贫民窟，甚至是在人均GDP方面算不上贫困的国家也存在这样的地区。面对这些悲惨的人类居住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鼠疫、霍乱、登革热、疟疾、狂犬病等等会在这些地区爆发，为什么人们会遭受痛苦。环境的退化、生态系统的紊乱和极端天气相结合，会形成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
我们现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摒弃注重增长、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传统模式，我们需要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新模式应该适应气候，适应生态系统。
我由此想到了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亚投行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在落实《巴黎协定》方面的承诺和坚定决心。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大力打造净零碳经济的举措：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换言之，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从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变成实现碳排放和减排之间的平衡。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现在将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绿色经济。习主席决心做的事情，是近40年来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这种坚定的决心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
虽然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宣布要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实现零碳的国家，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目标的宣布正值《巴黎协定》的实施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时候。一直以来，《巴黎协定》遭到了各种质疑，或是被束之高阁。
中国的宏伟抱负勇气可嘉，但挑战也是艰巨的。有人会问：可信吗？我们关心的是中国采取的具体转型措施。我们认为，中国在实施重大举措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
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
毫无疑问，政府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调动资源，为可再生能源提供资金。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应有利于非化石能源的研发和生产。应鼓励金融机构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
要想成功实现净零碳转型，全社会必须齐心协力。企业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定期检查成果。需要加大投资，增强金融机构在评估投资的碳影响、将资源从气候落后企业转向气候领袖企业等方面的能力。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内部的激励措施必须体现净零碳目标。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金融机构，都应该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可再生能源上，而不是煤炭上。
多边开发银行（MDB）应该带头实施这些举措。很多银行在以身作则。我曾在一场国际论坛上表示，我不会考虑投资燃煤发电项目。在碳排量不断上升的地区，这是一个重要信号。所有多边开发银行都在指导客户重新调配资源，考虑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加大工作力度，利用其资本和影响力降低风险，推广技术，加快政策朝着这个方向转变。
亚投行奉行“精简、廉洁、绿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支撑着我们的强效管理经营方式，包括减少浪费、消除低效，对腐败和不道德行为零容忍，同时推行绿色经济和气候适应性投资。
亚投行的使命是为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提供资金。亚投行具有反应快、适应性强、有求必应等特点。我们的一大目标是推动亚洲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亚于实体基础设施。
中国政府正在稳步推进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开放，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我们想为中国的努力添砖加瓦。
亚投行既是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开放的推动者。今年6月，亚投行发行了首笔熊猫债券。自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新规以来，我们是发行熊猫债券的评级最高的发行主体。这支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定价仅为7个基点，与中国政府债券前所未有的接近。
亚投行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一个小贡献是，亚投行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本行第一支熊猫债券的最终投资者65%来自海外，35%来自国内。我们渴望继续吸引国际投资者，促使他们参与未来更多的熊猫债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首支熊猫债券打上了防疫的标签，这是指债券收益将主要用于发放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下的第一笔贷款，该贷款用于为中国的两个城市建设医疗基础设施。
亚投行今年发行了两笔以美元计价并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的可持续发展债券，并且两笔债券都将由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执行。近期，我们还在卢森堡证交所发行了第一个英镑计价的可持续发展债券，随着亚投行在资本市场上不断成长，我们已经完成了美元、人民币、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港币等货币债券的发行。我们聘请了全球领先的承销商，如高盛投资、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道明银行、野村证券，当然还有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在中国，我们热切希望继续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分享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根据要求参与国际惯例在国内的试推行。在筹备熊猫债券发行事宜期间，我们与市场监管机构开展了密切的对话，他们非常愿意听取我们作为超国家发行主体的经验和反馈。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继续与全球其他金融体系融合，中国作为一个融资平台，在支持亚洲乃至全世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方面拥有大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