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伴随人口红利消失，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
有学者在近期发布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一文中表达了上述观点。
该文章认为，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对策之一是重视储蓄和投资。其他办法，如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固然重要，但是“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
该文章还提出，“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
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高储蓄率确实对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支撑高投资回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常账户盈余能力达到顶峰，近年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依赖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吗？消费究竟能否成为增长源泉？
后者的答案是清晰的。
2020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
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石。
对于前一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2020年10月发布的《2020·径山报告》也已经有所回答。
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和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在《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中指出：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同时，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形成合理的储蓄行为。
报告指出，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的回归过程。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和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
以下为报告部分内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蔡昉发布《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
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
（节选）
文 | 蔡昉、都阳
人口结构变化或决定未来储蓄率下降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将样本限制在2008年以前，的确观察到储蓄率对经常账户盈余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经常账户余额并不影响储蓄率，但如果包括了2007年以后的样本，储蓄率和国际收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已不再明显。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储蓄率的高低及其组成部分的变化取决于诸多因素，储蓄率本身也并不必然要成为政策干预的直接目标。但由于储蓄率与诸多结构性指标相互关联，可以通过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与决定管窥相关领域政策的改革方向。
第一，要形成与储蓄率变化趋势相吻合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
尽管中国的社会保护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长足发展，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保护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行将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但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中国社会保护的水平还远远不够。
较低的社会保护水平，必然需要居民通过提高个人储蓄，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第三，中国独特的人口政策已经成为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成为导致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虽然人口结构引起的储蓄率变化本身并不能成为储蓄率高低价值判断的依据，但急剧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储蓄率迅速变化，也必然容易引起相关联的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
从近期和中期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但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政策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
第四，给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提供正规的金融服务。
企业储蓄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享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有关，因为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必须更多地依赖企业内部积累。国有企业的信贷冗余也可能造成储蓄率上升。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
《径山报告》项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于2017年初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集中研究、辩论，积极推动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金融开放问题的思考，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每年的《径山报告》将定期举行报告研讨与发布会，并于当年末正式成书出版。
第一期（2017-2019年）《径山报告》项目由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牵头。从2017年的“金融开放”、2018年的“金融改革”到2019年的“金融创新”，第一期《径山报告》的核心主题就是探讨"中国金融如何继续往前走"的问题。
《径山报告》项目由协调小组确定年度研究主题，并邀请学术素养深厚、经验丰富的专家承担课题研究工作，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2020·径山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CF40资深研究员、课题负责人肖钢，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副主任朱鸿鸣，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CF40特邀成员、中金公司研究部原负责人、高瓴资本产业和创新研究院院长梁红以及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以上按报告章节排序）。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