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从西部发展新机遇，透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义所在
“我国西部大开发已经进入‘以点带面、全面突破’的关键阶段”，刘珺强调，西部新发展必然是不同于东中部的差异化定位。就此，他对西部地区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补足国内大循环的薄弱点，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塑造新增长极。
第二，点燃国际大循环的新动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
第三，打造城乡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加快西部都市圈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第四，争当绿色低碳发展的抢跑者，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金融体系、金融机构能为西部发展做什么贡献？对此，刘珺表示，应围绕西部地区发展重点，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具体而言：
第一，在服务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围绕供应链和新基建加快金融创新，加快开发一体化金融产品。
第二，在服务贸易往来方面，围绕“一带一路”加快贸易金融创新。如建设“一带一路”金融中心及若干区域金融中心，创新人民币跨境产品，还可以考虑试点数字人民币。
第三，在服务都市圈建设方面，围绕中心城市特色加快金融创新。刘珺特别强调，西部地区应强化与直接融资市场的对接。
第四，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围绕数字化转型加快普惠金融创新。
第五，在服务绿色发展方面，要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绿色金融创新。刘珺建议，西部地区要完善绿色投资、交易等基础设施系统性建设。提供碳金融交易结算、资金清算和托管等业务，增强碳交易市场的金融属性。还可创新发行西部地区专属ESG理财、基金等产品，促进价值创造，增强西部“碳交所”的内联外通。还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强化绿色金融产品与碳的挂钩，提供差异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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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模式
文 | 刘珺
刘珺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演讲
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新要素的使用需嵌入在横纵比较关系中进行分析。西部能否实现新发展，也应该结合科技新要素、世界格局新变化进行全面论述，要从历史角度分析其发展基础是否牢固。否则，任何新建议、新点子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历史上，我国经济中心从西晋以后逐步南移。南宋时期，经济发展已经出现“北不如南”和“西不如东”的现象。胡焕庸线一定程度揭示了地理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分割效用。这条从黑河到腾冲的分割线，东边是经济相对发达、气侯条件相对较好、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而西边是人口相对稀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但这个历史定律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首先，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先从几个重点区域突破，不可能是“全面开花”的模式。美国经济也是如此（图1），在几大区域中，东部和西部对美国GDP的贡献率遥遥领先。五大湖地区曾经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现在已经是巨人陨落、风光不在。加拿大则主要是南部地区发展较好（图2），这片跟美国接壤的区域成为加拿大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而其他区域中，除了阿尔伯塔地区由于具有页岩油等丰富的能源储量，经济数据相对不错外，其他地区发展都不尽如人意。
由此可见，任何一次经济模式的调整，都需要排头兵的先导作用。
根据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会从一个原点逐渐外扩，“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通过优先发展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经济先行发展，内陆的生产要素、人口等向沿海聚集，区域差异逐渐扩大。
但从长期看，随着经济规模化成长，“极化效应”逐渐向“涓滴效应”过渡，后者将缩小区域差异，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会逐渐下降，产业、技术、资金等会逐步向内陆扩散。这正是西部地区追赶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情况更加明显。在发展早期，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就必然是海向经济模式，沿海区域率先发展，内陆逐渐跟上。因为在历史进程中，一个长期困扰国际贸易的重要瓶颈是运输问题，也就是怎么把贸易品合理有效地运到目标市场。谁在运输方面占据优势，谁就有可能率先发展起来，海运的优势就在于此。但这并不代表沿海地区富裕，内陆就始终要落在后面。
早在上个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曾提出“陆权论”，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事实也确实如此，并且不单是地缘政治，从经济的角度也是如此。海向经济是天然的外贸型经济，而陆向经济本质上是内外较为均衡的综合型经济。
海向经济逐渐与陆向经济融合，也是理解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义所在。
我国有能力在陆向经济发展上实现突破。首先，运输条件和运输方式的变化正在改变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我国高铁营运里程的迅速增长，打破了很多运输瓶颈。高铁等新型交通工具使得人员流动高效便捷，数据的自由流动也打破地域藩篱。根据轮毂辐射模型（the hub-and-spoke model），未来可能会形成中心辐射型的陆向经济模式，即经济发展围绕核心城市，像自行车轮的辐条一样，不断地辐射出去。这个作用力场会形成经济发展广域覆盖的增长态势，推动陆向经济和海向经济有效融合。
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消弭地区发展的鸿沟。现在数字洼地的“出零”和数字经济的再平衡速度比传统模式更迅捷。举个例子，提到新经济、数字经济，大家最先想到的是硅谷，认为硅谷是新技术的渊薮，形成了系统的技术创新生态。但是近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美国中部州德克萨斯的首府奥斯汀，凭借土地价格和房价远低于硅谷，以及低廉的税率和高额的补贴，以及著名的高等学府和顶尖的科研综合实力，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和企业，成为美国新的科技聚居区，被称作“硅山”。
如图3所示，目前，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型能源、创意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几乎所有头部企业都在这里有布局。我认为，西安凭借合理的房价水平、充足的人才优势、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有力的政府支持，未来也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硅山”，逐步成为国际新产能集聚中心。
在数字经济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框架下，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确实存在一种基于后发优势的“蛙跳模型”。过去我们认为这种蛙跳不一定能实现，即使有，也是站在沙土之上的，基础不牢。但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自身的规模化能力和速度是遵循摩尔定律几何级数型增长的。
比如，过去用户增长模式是逐步从零到百万到千万到亿，而现在的用户增长是高速从零到1亿到10亿乃至更多。通过技术创新和迭代，形成复制效应，西部地区可以跳跃式地缩短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地区发展。
应当有差异化发展定位
目前，我国西部大开发已经进入“以点带面、全面突破”的关键阶段。经过前期的夯实发展基础、承接产业转移，部分西部地区已经迈入了良性发展的循环。陕西省GDP全国排名强势上升6名，四川省GDP总量位列全国第6；成都、重庆、西安等上榜新一线城市。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整体发展还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还不够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村相对落后，生态环境问题未得到根本改变等。目前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已经持续提高，未来要发挥中心城市、都市圈作用，辐射带动周边重要节点城市塑造城市群，并推动中小城市、特色镇以及乡村加快发展，形成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西部新发展必然是不同于东中部的差异化定位。为推动西部地区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结合当地特征和资源禀赋差异化发展，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实现不同于东中部的新发展。
如果只是模仿传统的发展方式，简单进行产能承接，将只是低质量、低层次的后发优势。因为这只能减少掉进“老坑”的概率，而不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突破。所以不能走老路，即便是产能转移承接，也要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承接。
第一，补足国内大循环的薄弱点，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塑造新增长极。
一是加速融入国内大循环，结合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方向，承接产业链关键环节，破除资源流动障碍，加快供给端错位竞争，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让东、西部区域市场互相循环起来。
二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挖掘内需潜力，让人们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塑造区域经济的新增长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是真正驱动经济发展的仍然是需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都会比较高。因为有充分的需求潜力，可以进一步促进有效供给。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已经不再只是供给，需求亦同等重要。
因此，差异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创造有效需求，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
第二，点燃国际大循环的新动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
一是加快对外开放，不断织细织密海、陆、空等物流大通道网络，助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强化与内陆和欧亚大陆的经贸链接。
二是通过双向开放，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支持外资加大对西部地区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等领域投资，借助外部技术和资金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西部地区通过后发优势，加速技术进步，逐步实现技术梯度与区域速度的有效嵌合。
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很难区分国内还是国际产业。任何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借助网络经济瞬间成为国际企业，比如一些国内小吃，借助互联网瞬间就变成了国际化的品牌。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一只眼睛盯紧国际市场，不能简单地只看区域市场、国内市场。
杜塞尔多夫曾是中欧班列途中的一个寂静的德国小城，在“一带一路”的辐射下迅速发展起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对外辐射能力对他国经济的深远影响，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体量的价值，把这张牌打好。
第三，打造城乡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加快西部都市圈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城市方面，加快西部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建设，结合当地实际锻造现代产业集群，强化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整体城市群水平。
乡村方面，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以乡村振兴助推城乡协调和良性循环，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实现产业互补、市场沟通、社会福利和发展机会的均等化。
例如，借助“西咸接合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探索农民进城落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等经验，并复制推广。
城乡一体化不能是“俄罗斯套娃”式的发展模式，不能把陕西当大娃娃，西安是中娃娃，乡村是小娃娃。这种发展模式千城一面，没有任何发展潜力和空间。要有效识别区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
第四，争当绿色低碳发展的抢跑者，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ESG已经不再仅是体现发展成色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近日，荷兰法院裁定，石油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碳排放量从2019年的水平减少45%，并裁定认为目前的减排计划不够具体。这意味着未来ESG以及绿色发展的相关指标可能成为强制性约束，会决定一个企业的生存，而不再仅是发展问题。在全面的指标体系和计量体系下，企业试图“漂绿”（green wash，指企业虚假的环保宣传）的行为已经行不通。西部地区要走环境、经济的双轨道路，就决不能放松对ESG的关注。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通过一开始就坚定引进绿色产业和生态技术，提升劳动生产力和推动科技发展，西部地区可以先一步走上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为达成“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格局的重构是大势所趋，光伏、风能、水利聚集的西部地区将成为最主要的能源输出地之一。
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
金融体系、金融机构能为西部发展做什么贡献？
第一，在服务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围绕供应链和新基建加快金融创新，加快开发一体化金融产品。一是定制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沿产业链实现对上下游企业的服务辐射，促进国内大循环；二是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模式，通过贷款、债券、股权和跨境投融资等的创新和集成，提供综合方案；三是创新资金引导方式，借助转型债、产业引导基金等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
现在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都很难一个产品打天下。商业银行的资金性质偏向中后期，并不适合出现在早期投资阶段，因此要通过一体化的模式实现不同阶段融资的有效衔接和嵌合，而这需要多元化金融机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共同努力，而绝非商业银行的“孤军突进”。
第二，在服务贸易往来方面，围绕“一带一路”加快贸易金融创新。一是建设“一带一路”金融中心及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服务沿线特色和企业需求；二是创新人民币跨境产品，提供国际结算、跨境资金管理、全球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等服务；三是试点数字人民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输出金融技术等，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机构要努力开发跨境人民币产品，这既可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增加金融产品供给的复杂性。如果中资金融机构不能在复杂性方面做出更多贡献，国内的金融产品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白水煮白菜”的阶段，无法和外资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风险定价、资本定价等方面进行竞争。因此，人民币跨境产品的设计要在多元化、多层次、复杂性方面下足功夫。
第三，在服务都市圈建设方面，围绕中心城市特色加快金融创新。要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和政策导向，创新科技金融产品与服务，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同时，要强化与直接融资市场的对接，与交易所合作共建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充实拟上市企业后备库。此外，要按照企业条件和进展情况实行分类差别化服务，持续提升西部城市产业结构。
第四，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围绕数字化转型加快普惠金融创新。加强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借助数字化手段强化场景建设、拓展渠道平台。进一步创新乡村振兴债等专项融资，加大对乡村的资金投放，研发特色产品，创设专属产品。创新农村服务模式，强化大数据风控应用，缓解融资难问题。
第五，在服务绿色发展方面，要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绿色金融创新。目前，绿色金融发展面临两大瓶颈：一是重筹资与融资，轻交易与投资；二是重风险防范与纠错，轻价值创造。有人说投资绿色项目不赚钱，图4和图5是要告诉大家，实际上，ESG理财、基金等产品不仅赚钱，并且收益率市场可比。国际上很多绿色投资基金的长期收益率并不弱于市场平均水平，说明绿色经济本身是有产值、有价值贡献的。
要完善绿色投资、交易等基础设施系统性建设。提供碳金融交易结算、资金清算和托管等业务，增强碳交易市场的金融属性。创新发行西部地区专属ESG理财、基金等产品，促进价值创造，增强西部“碳交所”的内联外通。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强化绿色金融产品与碳的挂钩，提供差异化利率。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